近三十年乡村研究视角的转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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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乡村研究视角的转换

任放：

近三十年乡村研究视角的转换

作者：

任放文章来源：

《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更新时间：

2012年04月06日

一、序论：

三种研究视角

    近三十年来（1978-2008），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

革命史、经济史、社会史。

笔者将以中国大陆学术界为背景【1】，以乡村研究为中心，对这几种视角的转换及运用进行评估，以期促进相关研究。

此前，已有学者撰文评述近代乡村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笔者从中获益良多，但本文的写作在结构与立意上另有展拓。

    由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所以革命史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轴。

在学科类别上，它与中共党史、近代史、民国史等互有重叠，但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其研究对象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历程。

比较而言，革命史是一个内涵较为宽泛、边界较为清晰的学科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史。

从近三十年的研究现状看，革命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突出体现在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细部深描，动辄全国性的题目和以论带史的定性研究被更多区域性的题材和个案分析所取代。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革命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论文约有775篇，占全部乡村史论文的33％，表明革命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分量不容低估。

经济史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在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占有醒目位置。

尽管它与革命史也有重叠，但是很大程度上它有着较为清晰的学术边界。

近三十年经济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论文约有849篇，占全部乡村史论文的35％，表明经济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所拥有的显赫地位。

重要的是，经济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从而给这门传统学科带来了新的挑战。

相对而言，社会史的学科性质存在较多争议，以故其学术边界最不稳定，呈现某种不确定的飘移状态。

大体上，社会史包括大众生活史和区域社会史两大部分。

近些年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正在突人革命史和经济史的疆域，对革命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旨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学术动态。

但是，由于社会史本身的属性未能确定，因此社会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呈现出生机盎然但却纷乱驳杂的局面。

其演进路径尚不清晰。

近三十年来，社会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论文约有753篇，占全部乡村史论文的32％。

应该说，这三种研究视角之间存在着多重关联性，不可能划分得泾渭分明。

之所以加以区分，是出于研究的便利，以取其相对独立之认识价值。

实际上，革命史、经济史、社会史均是考察中国近代史的独特视角，不可相互替代，各有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就辨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相而言，这三种视角可以兼收并蓄，以利于达成研究之目的。

    二、作为界标的黄宗智

    纵观近三十年乡村史研究，黄宗智无疑是一位界标性的人物。

1986年，《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中文版面世【3】。

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开启了乡村研究的新阶段。

    首先，《华北》在资料的选取与运用上独具匠心。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史料的独特性之上。

《华北》的论述奠基于满铁调查资料，即20世纪30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专业人员在华北33个自然村所做的实地调查。

尽管存在诸多缺陷，"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4】。

由于种种原因，在黄氏之前，满铁资料在学界极少被利用，没有充分显露其历史价值。

就此而言，黄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和令人鼓舞的。

与此同时，《华北》还利用了民国时期的多种农村调查资料。

虽然黄宗智对这些中外调查资料的注重显示了他的独到眼光，但其运用仍然有偏狭之嫌，不够全面和精细。

除了满铁资料等社会调查资料，黄宗智还查阅了清代刑部档案和清代宝坻县档案，尤其是后者几乎无人问津。

正是因为黄宗智肯下功夫查阅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才使《华北》的起点高于许多平庸之作，能够引领学术的新风尚。

其次，《华北》的分析方法可谓独辟蹊径。

黄氏专著刊行之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和刻板，革命史和社会史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经济史固然强调实证研究，但也不脱离阶级分析的轨范。

相比之下，《华北》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黄宗智声称：

他的研究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西方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和日本实体主义的村落研究。

大体上，华北村庄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所强调的特征，即存在租佃和雇佣关系、小农家庭为市场而生产、村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与之相符，华北小农具有三副面孔：

身处社会底层的受剥削者、追求市场利益的经济人、为维持家庭生计而生产的劳动者。

以故，单纯从某一角度考察华北乡村史都是偏颇的，必须综合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同时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村庄和不同阶层的小农【5】。

综合不同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运用跨学科的分析工具（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以避免偏激；注重研究对象（村庄和小农）的不同类型。

以避免僵硬；寻求从史实到概念的提炼【6】，以避免教条--这三点，的确是《华北》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

    在篇章结构上，《华北》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是"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小农、农村演变的型式、中国的农村，凸显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其中充斥方法论的讨论和学术前史的铺陈，这是中国学界感到陌生和新奇的叙事方式，如今已成为从教授到学生普遍遵循的学术规范。

除了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阶级观点和资本主义萌芽论，《华北》披露了大量的有效学术信息，包括：

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小农（舒尔茨、波普金），小农的道义经济和非市场取向（蔡雅诺夫、波拉尼、斯科特），"农业内卷化"（吉尔茨），人口增长推动农业集约化（博塞拉普、珀金斯），"高水平均衡陷阱"（马克·艾尔温，又译作伊懋可），潜在剩余与生产性投资（巴兰、利皮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依附论（弗兰克、沃勒斯坦），集市体系理论（施坚雅），国家与村庄关系之中的士绅（萧公权、魏斐德、孔飞力、周锡瑞、刘广京、麦金农、欧内斯特·扬），实体主义的村庄观点（平野芳太、戒能通孝、清水盛光、仁井田陞、今堀诚仁、旃田巍），华北的红枪会与村庄自卫（裴宜理），等等。

应该说，当这些"大门外的陌生人"走进国人的学术视线并令人心动之时，也暴露了国内史学界在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空洞．黄氏的学术史不是传声筒般的复述，而是有着批判立场的评估，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学者应有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偏好。

那么，黄宗智的问题意识让学界意识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呢？

主要有：

如何全面认识中国的小农？

小农的经济行为与商业化的关系如何？

家庭式农场与经营式农场的区别何在？

在帝国主义入侵前后，中国的农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底线是什么？

中国农村长时期的演变是什么，人口和生产关系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落后的问题，帝国主义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近代中国的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有哪些新变化？

毋庸置疑，弄清楚上述问题，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三农"（农民、农村、农业）之真相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三十年来近代史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领域就是乡村史，但问题最多、拓展空间最大的领域仍是乡村史。

《华北》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并未划上完满的句号，有"问题"的乡村史鞭策着学人们勉力前行。

在表明有待研究的问题之后，《华北》对征引的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评介，点明社会调查资料和地方政府档案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紧接着，黄宗智对研究对象进行了阐述，即他所研究的村庄及其社会生态环境究竟是怎样的状况。

至此，《华北》的导论部分呈现出三合一的完整结构：

问题意识的掘发（包含方法论和学术史），史料说明及评判，研究对象及其生态环境。

然后，进入正文部分"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村庄与国家"，最后以专章"结论"完成全书写作，其后另有附录、参考文献、表图目录。

这样的一种编排，为此后的近代乡村研究提供了一种参考样式。

学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累积，往往出现于这样的范本生产和范本仿制（不是拙劣的抄袭）的有序循环之中。

    再次，《华北》对近代小农经济的评判堪称独到见解。

提起黄宗智，人们马上联想到"内卷化"，实际上这是黄氏对吉尔茨"内卷化"概念的创造性运用，以之概括近代华北小农经济的命运，即人口压力常常使河北、山东西北平原小农的边际报酬，降到雇佣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7】。

通过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比较研究，黄宗智揭示了中国小农经济存在着人口过剩与内卷化的事实。

由"内卷化"引申出来的概念，是"半无产化的小农"。

换言之，在阶级分化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华北农村涌现出更多的同时依赖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的半小农半雇农，而不是更多的一贫如洗的无产者。

正是这个半无产化的内卷的小农经济，构成了1949年之前华北农村数世纪社会变迁的基础。

中共的土地革命兼顾了"半无产化的小农"被剥削的事实和他们作为小业主的身份，从而能够点燃他们的革命热情。

如果放大至中西比较的层面，则可以看到：

西欧的小农经济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改造，小农蜕变为新兴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小农经济趋于内卷化，小农呈现半无产化的状态，由此构成的阶级关系更有可能引发革命【8】。

    黄宗智对社会调查史料的偏好，以及《华北》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在他后来的一本讨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的专著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9】。

不同之处在于，黄氏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亲自调查了松江县的6个自然村，而且将华北与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研究的尝试。

此外，《长江》将研究时段进行了拉伸，往前回溯到明清，向后延展至20世纪80年代。

最引人注目的是，《长江》提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概念。

按照黄宗智的诠释，人口增长与商品化是明清以降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两大变迁，这两者密不可分。

农村经济大体上有三种增长方式：

产值增长与劳动投入相同步，这可称之为单纯的密集化；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产值增长，这可称之为过密化（"内卷化"的另译【10】）；产值增长快于劳动投入，并导致单位工作日报酬增加，这可称之为发展。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属于过密型增长--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以达到家庭年收入的有限增长--它与商品化、农村生产的家庭化、人口压力纠结在一起，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糊口水平。

商品化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地，过密型商品化导致家庭式农业战胜以雇佣劳动为主轴的经营式农业。

如同明清商品化一样，近代裹挟着帝国主义因素的商品化强化了小农经济的过密化。

1949年之后，集体所有制下的农业仍是过密化生产。

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生产才出现了反过密化的趋势【11】。

完成《华北》、《长江》之后，黄宗智围绕小农经济引发的相关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对范式建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梳理【12】，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华北》和《长江》。

    《华北》以及黄宗智的相关论著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讨论【13】，这大概是自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以来最热烈的史学争鸣之一。

大多数评论者基本上肯定黄氏的学术意义，不赘述。

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评介批评之声。

    在不绝于耳的批评声中，"过密型增长"理论成为众矢之的。

农业内卷化所说的边际产量，是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单就劳动力的投入而言。

事实上，这些因素是有变化的：

近代耕地面积的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近代农业并非纯粹是劳动密集生产，劳动力的追加有一定的限度；近代农业虽然没有经历技术上的真正变革，但是旧的农业经济平衡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资源的重组。

因此，"过密型增长"不是近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相反地，近代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能够适应同时期人口增长的需要【14】。

"过密型增长"理论将近代经济发展限定为"斯密-马克思"型的成长类型。

这显然是把英国道路视为近代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

"过密化"理论的主要论据是"人口压力"说，但此说对于明清江南而言并不成立【15】。

"过密型增长"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单位工作日报酬"。

事实上，农业生产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季节性，衡量农业收入的高低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