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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国语文古代散文精品
中国散文讲义
一、散文的源头与发展脉络
1、源头：
散文与诗歌不同，诗歌产生于口头，而散文出现在文字发明之后。
中国散文最远可追溯到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甲骨卜辞（又称殷墟卜辞）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距今3000多年。
至当前为止，殷墟共发掘甲骨16万余片。
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各种文字共有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三千个，在这三千余字中，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有一千多字。
其余的或者不可释读，或者学者们分歧严重。
甲骨卜辞为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的文字。
商周铜器铭文，则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
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宝。
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
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
如：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
”（《殷文存》上二六·后）简短地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内容以及告于先祖的祭日。
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
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
如《毛公鼎》等侧重记言的铭文，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
2、发展脉络：
中国散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上古期（先秦、秦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现代期（“五四”以来至今）。
散文在先秦除了“诗三百”（《诗经》）外，一切文献都可以称为散文，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具体而言，它既包括《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还包括《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性著作。
因而没有纯粹的文学性散文。
至于历史散文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礼的现实需求。
班固《汉书·艺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秦汉散文承袭先秦，主要代表作有吕不韦及门客《吕氏春秋》、李斯的散文（如《谏逐客书》）、贾谊的散文（如《过秦论》）、刘安《淮南子》、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刘向的《说苑》、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期历史传记著作如《史记》、《汉书》、《吴越春秋》（赵晔撰，体例上兼编年体和记传体，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等在先秦历史散文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独立成体，可以不列入文学。
中古期第一阶段从魏晋到唐代中叶。
此时期诗占据文坛主导地位，文（散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
代表作有史传文学的继续递嬗：
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等；新创地志散文：
郦道元《水经注》，有“集六朝地志大成”之称，文风清朗舒朴，对唐之后古文家的游记产生极大影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被誉为现存文史典籍中寺塔记的典范。
此外，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采取四六骈体写作的文论散文。
唐代文学人们往往想到它诗歌的兴盛，事实上，散文的成就亦颇大。
《全唐文》收录作者3035人，而《全唐诗》收录作者2200多人。
但是，唐初近百年间，奏、疏、章、表、启、记、论等基本上为骈体占主导地位，著名有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抷六尺之情等英词壮彩，千古传唱。
盛唐时期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就写：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说理行文简洁明快，已经透露出骈文文风的变化，走向平易晓畅，充满了散体文气。
至中唐陆贽的奏议散文更是如此，如《论裴延龄奸蠹书》、《奉天改元大赦制》等，这都标示着骈文去赘典浮词，走上了平易晓畅的道路。
天宝后期，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出来提倡古文，明确提出本乎道、以五经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张。
中古期第二阶段从唐代中叶开始到南宋灭亡。
到韩愈、柳宗元出，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贞元、元和间的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成为儒学复兴思潮的一部分，才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才取代骈体，占据文坛，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
散文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觉发展的艺术形式。
唐宋先后出现了“八大家”，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韩愈、柳宗元散文文体改革的成功，一方面归因于他们吸收秦汉各家散文体之所长，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六朝骈文的成就。
顾随在《诗文丛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中指出：
“韩、柳文实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之后，在宋代出现了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六位著名的古文家，明初朱右将此八人文章选编《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也以此编《文编》，茅坤继而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
自此，文学史称为“唐宋八大家”。
事实上，宋代著名散文家比这多得多。
如北宋的王禹稱、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都是著名的散文家。
宋代的散文无论是作家的阵容还是散文的成就都超过了唐代。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欧阳修、苏轼等人吸收骈文辞采、声调等，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还出现了一种轻松活泼的笔迹文。
从宋代开始，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确立起来。
明末艾南英说：
“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
”（《再答夏彝仲论文书》）古文至宋成为用途最广泛的文体，元明清这一格局也没有改变。
总体上看，宋文注重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
《秋声赋》、《赤壁赋》堪称典范。
中古期第三阶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
元代主要以叙事文学（话本）和说唱文学（元曲）占主导地位，散文成就不突出。
至明代，前期以宋濂、刘基为代表，主要以传记、寓言散文的创作成就著称。
比如宋濂《秦士录》：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
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
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攀，拳其脊，折仆地。
市门石鼓，十人舁（yu,共同抬东西），弗能举，两手持之行。
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
‘狂生不可近，近则必锝奇辱。
’”文字简洁，人物外貌特征一下显现出来了。
刘基的《卖柑者言》，中学已经学过，不多讲了。
近古期第一阶段从明朝嘉靖初年至鸦片战争。
明中叶，嘉靖初年有前七子高举复古大旗，批评今之文受宋儒理学影响，用同一种道德模式去塑造不同的人事物理，结果造成“文其人如其人”的古文精神散失。
如李梦阳在《论学上篇》就指出：
“宋儒兴而古文废矣”，因为“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
嘉靖（1522-1566）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承前七子观点，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
”（《明史·李攀龙传》）集大成者王世贞著《艺苑卮言》，提出文章要重视辞采、句法、结构，文章整体风貌应该有“格调”。
这为明代拟古之风盛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嘉靖年间文坛还兴起了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其实也是一个古文复古派，创作上以唐宋古文名家为效仿“正统”，如茅坤（1512-1601）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范本。
成就最高者是归有光，代表作《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臧志》、《项脊轩志》等，善于捕捉日常平凡琐事刻画人物、抒写真情。
明朝末年小品文兴盛。
所谓小品文就是题材广泛，多以个人情趣和日常生活为表现内容，短小精炼，体裁不拘一格，序、记、跋、传、名、赞等文体样样俱全。
代表人物有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
此外，张岱、王思任等个人情趣化的小品文也很有名。
清初文学尽管已经改朝换代，但大体承续明“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
代表人物有候方域、魏禧和汪琬，其中以候方的域影响最大，代表作有如《壮海棠文集》10卷，《朋党论》、《答田中丞相书》等是其名篇。
但是清代最有名也最有影响的是“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
这与清代社会文化环境压抑密切相关。
“八股文”是满清科举取士控制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形态的方式，就文学本身来讲：
“譬如有人用苛刻的不能容忍的条件挟制别人，俗称给人‘穿小鞋’。
做服装的单位，卖鞋的铺子，都有功而无过，鞋的本身也无善恶的分别。
”（启功《说八股》，中华书局版第2页）也就是说，八股文总结了散文的基本做法，它是散文文本的经典写作模式，但强求每个人都写一个模式，就坏事了。
清代中叶的散文，桐城派古文占据文坛，出现了姚鼐、阮元、方东树等大家，但其作文讲求“义法”，严重窒息了散文的发展。
近古期第二阶段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近代散文大体分为三派：
一为“新文体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二为古文派，桐城派余劲力量代表严复、林纾和崇尚魏晋文风的章炳麟；三为白话文派，以全新的形式宣传新思想。
第一派在文坛上影响最大，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
代表作《上清帝第二书》、《仁学》等。
第二派作有严复《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章炳麟《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争论文。
第三派主要体现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主将文章中。
总之，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基本脉络是：
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秦汉历史传记、政论散文等——魏晋、唐文向诗化的“骈文”——韩柳“古文运动”（复古先秦和诸子散文，尤以儒家传统为宗）——宋代承传唐“古文运动”出现繁荣——元明散文受理学影响——明代复古（一恢复到秦汉以前，一为回复“唐宋古文”）——清代八股文（政治、科举需要）、“桐城派”（古文派）——清末“新文体”和白话文体散文的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韩愈、柳宗元之后，散文体的写作走向低潮，但是在晚唐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文锋犀利的“杂文”体散文。
这对现代杂文体创始人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这样评价晚唐散文：
“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
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籔》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和锋芒”。
另外宋以后的笔记体散文、游记以及明代小品文的出现为现代“闲适小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现代期（“五四”以来至今近100年间）的散文：
现代散文的出现主要受到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冲击而出现的。
它首先是在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呼声中出现，其次是西方报刊杂志白话文的运用和通俗自由的书写形式的影响。
它的发展基本上循着这两条思路发展：
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体”，二是以梁实秋、林语堂等为代表的“闲适体”，其中包括冰心、朱自清等美文散文。
鲁迅的杂文体散文，我们学习得比较多，以冰心、朱自清为代表的“美文散文”中学也学习了。
我们着重讲讲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闲适体”散文。
先秦散文
历史散文
原文选讲一
《春秋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
[题解]《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又名《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经》（相传为孔子所作）作的传（解说）。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
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
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班固《汉书·艺文志》：
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孔安国注《论语》时说：
“左丘明，鲁太史也。
”孔子对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
如《论语·公冶长》：
“巧言、令色、足恭（过度谦敬，以取媚于人。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左丘明这种性格也决定了《左传》的风格。
《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必读的典籍。
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史学泰斗顾颉刚先生曾言：
“古史书传至今日，《左传》价值第一！
”郑振铎也说《左传》是一部有文学趣味的历史书。
朱自清：
“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三传第六》）。
晋灵公不君。
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ér，煮，炖）熊蹯（fán）不熟，杀之，寘诸畚（běn），使妇人载以过朝。
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
将谏，士季曰：
“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
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
”三进，及溜（屋檐下滴水的地方），而后视之，曰：
“吾知所过矣，将改之。
”稽（qǐ）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
《公羊传·宣公六年》：
“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
”《史记·赵世家》：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
‘臣固闻王之胡服也。
’”）而对曰：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诗》曰：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出自《诗·大雅·荡》）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
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
又曰：
‘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
’（出自《诗·大雅·杰民》。
衮（gǔn）：
天子的礼服，借代天子，这里指周宣王。
阙：
过失。
仲山甫：
周宣王的贤臣。
）能补过也。
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犹不改。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chúní）贼之。
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
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叹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
有一于此，不如死也！
”触槐而死。
（钱钟书：
“生无傍证，死无对证”。
“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噱。
”“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
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快步上殿堂。
），曰：
“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
”（正义曰：
此言饮赵盾酒，是小饮酒耳，非正燕礼。
燕礼：
献酬之後，方脱屦升堂，行无爵，非止三爵而已。
其侍君小饮则三爵而退。
《玉藻》云：
“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郑玄云：
“礼饮过三爵则敬杀，可以去矣。
”是三爵礼讫，自当退也。
提弥明言此之时，未必已过三爵，假此辞以悟赵盾耳。
）遂扶以下。
公嗾（sǒu）夫獒焉。
明搏而杀之。
盾曰：
“弃人用犬，虽猛何为！
”斗且出。
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
见灵辄饿，问其病。
曰：
“不食三日矣！
”食（sì）之，舍其半。
问之。
曰：
“宦（为人奴仆、婢妾）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请以遗之。
”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tuǒ）以与之。
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
问何故，对曰：
“翳桑之饿人也。
”问其名居，不告而退。
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晋国大夫，赵盾的堂兄弟）攻灵公于桃园。
宣子未出山而复。
太史书曰：
“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曰：
“不然。
”对曰：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宣子曰：
“乌呼!
‘我之怀矣，自诒伊慼。
’（出自《诗经•邶风•雄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和《诗经·小雅·小明》》：
“心之忧矣，自诒伊戚。
”）其我之谓矣。
”
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竞乃免。
”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即晋成公，文公之子，襄公之弟，名黑臀）于周而立之。
壬申，朝于武宫。
补充阅读
《春秋·宣公二年（晋灵公十四年）》：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春秋谷梁传·宣公二年》：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
以罪盾也。
其以罪盾何也？
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
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
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
“赵盾弑公。
”盾曰：
“天乎天乎！
予无罪。
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
”史狐曰：
“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
”故书之。
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
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
《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
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
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
亲弑君者赵穿也。
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
不讨贼也。
何以谓之不讨贼？
晋史书贼曰：
“晋赵盾弑其君夷獆。
”赵盾曰：
“天乎无辜！
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
”史曰：
“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
”赵盾之复国奈何？
灵公为无道，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已趋而辟丸，是乐而已矣。
赵盾已朝而出，与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
赵盾曰：
“彼何也，夫畚曷为出乎闺？
”呼之不至，曰：
“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
”赵盾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
赵盾曰：
“是何也？
”曰：
“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挚而杀之，支解将使我弃之。
”赵盾曰：
“嘻！
”趋而入。
灵公望见赵盾诉而再拜。
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灵公心怍焉，欲杀之。
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
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
勇士曰：
“嘻！
子诚仁人也！
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
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
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
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
”遂刎颈而死。
灵公闻之怒，滋欲杀之甚，众莫可使往者。
于是伏甲于宫中，召赵盾而食之。
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仡然从乎赵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
赵盾已食，灵公谓盾曰：
“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
”赵盾起将进剑，祁弥明自下呼之曰：
“盾食饱则出，何故拔剑于君所？
”赵盾知之，躇阶而走。
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呼獒而属之，獒亦躇阶而从之。
祁弥明逆而唆之，绝其颔。
赵盾顾曰：
“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然而宫中申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赵盾而乘之。
赵盾顾曰：
“吾何以得此于子？
”曰：
“子某时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
”赵盾曰：
“子名为谁？
”曰：
“吾君孰为介？
子之乘矣，何问吾名？
”赵盾驱而出，众无留之者。
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弑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与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叶梦得：
“（公羊、谷梁二传）不得见鲁史，不知事之实，徒以义传之，以求合于事”，故解经多有“乖违”于《春秋》处。
（《春秋考》卷三）。
讲解：
一、从《春秋》到《左传》叙事的发展：
（1）将大事记发展为完整的叙事散文，且叙事巨细结合，有“剪裁运化之妙”（刘熙载《艺概·文概》）。
刘知几《史通·杂说上》：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mángguō，声音嘈杂。
）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譬如《晋灵公不君》中对场景的选择。
（2）将寓褒贬于文字之中发展为寓价值判断于叙事之中。
《左传·成公十四年》传文以“君子曰”的方式评：
“《春秋》之称，微而显（辞微而意显），志而晦（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尽而不汙（yū，迂曲；绕弯。
），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
《春秋左传·宣公四年·染指》：
“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即是寓价值判断于叙事之中。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子曰：
‘弗乎！
弗乎！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
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春秋》。
”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壶遂曰：
“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
“余闻董生曰：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之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献艺，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已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王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世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
二、《左传》的思想倾向与时代价值：
（1）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判断；
《论语·泰伯》：
“子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述而》：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季氏》：
“不学礼，无以立”。
《尧曰篇》：
“不知礼，无以立也”。
《学而》：
“礼之用，和为贵。
”《颜渊》：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
《诗经·相鼠》：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二》：
“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
《荀子·大略》：
“礼以顺人心为本。
”
《礼记·冠义》：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
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
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
”
本文中“（士季）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
‘吾知所过矣，将改之。
’稽首而对曰……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chúní）贼之。
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
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叹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
有一于此，不如死也！
’”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
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快步上殿堂。
），曰：
“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
””
《左传·隐公十一年》：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
曹刿谏曰：
“不可。
夫礼，所以整民也。
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
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
非是，君不举矣。
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
（2）人本哲学观念；
“人本观念”，就是西文中的Humanism。
或译为人文主义，或译为人道主义，或译为人性论等。
其本义为关心或致力于人的利益（而非神的利益）的思想体系，要求把人看作人而非神或任何其它非人之物，同时以人事而非天心或神意来解释人事。
人本思想不等于无神论（Atheism），它并不要求人们在思想上排除对于神的信仰，而只要求人们在处理人神或天人关系时以人为本。
商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观念开始动摇。
《左传·僖公十九年》：
“夏，宋（襄）公使邾（zhū）文公用鄫（zēnɡ）子于次睢（suī，水名）之社（用鄫国国君祭祀），欲以属东夷。
司马子鱼曰：
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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