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5湖南中小企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分析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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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湖南中小企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分析1
湖南中小企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分析
（1）
摘要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入全球化分工，不仅是实现湖南经济飞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机遇，也是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而中小企业是湖南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南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因此，应紧紧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努力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快中小企业发展步伐，推进湖南工业化进程，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融入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主要方式，然而不利的要素禀赋导致发展中国家在GVC分工下处于不利的地位。
中国东部沿海的代工经验表明，通过加入GVC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难以达到的，其结果将处于被俘获的低附加值生产加工环节。
在中国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湖南凭借其极好的区位优势成为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十分理想的地区。
本文首先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和GVC理论对GVC下的产业转型升级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且通过结合国际分工的深化与其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的演变，深入理解和分析了GVC分工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模式，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接着分析了当前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
通过1981-2009年湖南和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对湖南现有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得出：
在现有产业结构方面，湖南省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而产业集群多为传统资源型产业集群，说明湖南产业结构落后；在对外贸易方式方面，湖南外向度不高，出口产品多为初级加工和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湖南FDI和加工贸易呈上涨趋势，FDI在产业间分布出现明显的结构化倾斜，湖南已出现类似东部沿海代工模式加入GVC的贸易发展趋势，说明湖南对外贸易方式不合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当前GVC分工下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并用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分析当前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
然后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韩台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湖南应该采取政府引导，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工序型的产业空间转移形成区域间价值链分工，整合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建立基于本土的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培养人才、技术和品牌等高级要素，形成具有核心技术的大企业，通过链的竞争最终建立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分工体系的模式，实现由NVC→GVC的转变，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最后，根据湖南选择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模式，分析了湖南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GVC分工；产业集群；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第1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由于不利的要素禀赋使发展中国家在GVC分工下处于被俘获的低附加值加工贸易生产环节①，发展中国家的升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许多发展中国家凭借低价战略嵌入GVC分工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初衷虽在短时间内能获得实现，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种模式却存在对外依赖度高、本地产业无根性和产业空心化危机等严重弊端。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跨国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我国沿海企业也暴露出严重的生存危机。
同时，近年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和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使得沿海生产加工贸易的成本优势越来越小。
为了继续生存，有的沿海企业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生产。
因此，东部沿海迫切的需要向成本更小的中西部转移。
湖南作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发展相对较高的内陆省份，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已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潜力。
同时湖南具备极好的区位优势，南部毗邻华南经济圈，成为泛珠三角洲地区的一员，北接长江产业带，是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十分理想的地区。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入全球化分工，是湖南实现经济飞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机遇，但是湖南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说明，虽然东部沿海地区运用区域优势，利用中西部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代工模式加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建立的GVC，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时，普遍出现被“俘获”的现象[7]；其次，跨国企业将生产等低附加值的环节交给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一些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带入了发展中国家；最后，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工业化是以中西部“塌陷”为代价的，国家倾斜式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管制使中西部陷入了“自然资源的诅咒”[27]。
湖南如果继续沿用东部沿海的代工模式只会让中西部地区面临更大程度的“资源诅咒”。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入全球化分工，是实现湖南经济飞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好机遇，也是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而中小企业是湖南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南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因此，应紧紧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努力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快中小企业发展步伐，推进湖南工业化进程，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文试图从NVC和GVC两个角度来分析产业转型升级。
在东部沿海迫切的需要向中西部实现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湖南作为中西部重要省份，是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
本文以湖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湖南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现状的分析，基于对韩国、台湾典型的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的比较分析，探讨出湖南在GVC分工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合适模式，避免湖南在加入GVC时，出现被俘获在低附加值环节的现象。
然后，根据该模式，基于湖南中小企业的具体实情，分析出适当的路径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最后，根据韩国、台湾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来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对策，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大好背景下，湖南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选择适当的模式来融入GVC分工，通过有效的路径和实际意义的对策提出，将促进湖南在GVC分工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型工业化建设，提高湖南的国际竞争力。
在当前沿海向中西部省份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将促进湖南及中西部省份更好的融入GVC，避免被俘获，获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本文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对GVC分工下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
1.3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关于GVC分工的理论
国内外普遍认为分工与贸易是紧密联系的，不同的分工会造成不同的贸易结果。
根据贸易的产品类型，人们普遍认为分工大致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
关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理论主要有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俄林和赫克歇尔的要素察赋理论，主要解释早期的分工贸易，说明当时的分工基础是资源与技术差异。
在20世纪下半叶，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分散化生产趋势促进了分工的深化与细化，于是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内容，虽说这一现象并不新鲜，早在13世纪欧洲的纺织业就已经出现了外包的雏形。
60年代，万纳克（1963）、梅尔文（1969）、沃纳（1971）较早地用两阶段生产模型来研究在所有工业制品都可以成为其他行业投入品的条件下产业间商品流动的牵连关系；之后，巴拉萨（1965）、科登（1966）、琼斯（1071）等人研究了两阶段生产模型，成为当时主要的研究产品内分工的理论。
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产品内分工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但是人们对它的称谓不尽相同。
芬斯切（1998）指出，与世界市场一体化相伴的是产品生产过程的瓦解，并使用“生产的分解”或“生产非一体化”概念来定义这一现象，并研究了这种分工对参与国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把这种分工称为“分割价值链”，并研究了对南北国家的冲击；巴格瓦蒂和德赫贾（1994）用“万花筒式比较优势”来说明这种分工是对各种比较优势的综合运用。
Hummels认为现代产品生产跨国界并造成生产厂商的数量增加、中间产品在不同国家间的贸易从而形成产品内分工。
Hummels（2001）根据产品内分工的现状提出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把产品内分工作为垂直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出所谓垂直专业化是指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延伸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一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
SvenW.Ardnt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首先，阿尔恩特和凯尔科斯使用“片断化”来描述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在1997年阿尔恩特（Ardnt）首次提出产品内分工的概念，他提出产品内分工带来资源的节约类似于技术进步，能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促进贸易发展、增进世界福利，接着阿尔恩特（2000）在一个2x2模型的基础上，对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优惠贸易协定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于产品内分工得以实现和发展的原因，Jones等人（2001）提出了“技术说”，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产品内分工发展的重要原因；Deardorff（1998）则提出“壁垒说”来解释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他认为产品内分工本来就是技术上可行的，只是因为某些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波特教授（1985）依据企业内分工日益深化现象提出了价值链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人们解释现代产品内分工的新研究工具，于是人们开始使用价值链概念来分析分工，提出价值链分工。
Gereffi（1999）根据价值链理论建立了GVC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是对波特的价值链理论的扩展，格里芬（1994）还提出价值链有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两种类型。
而国内学者刘志彪（2007）提出了国家价值链概念（NVC），并研究了一国国内的价值链如何向GVC转化的问题。
崔迅提出了顾客价值链理论，指出营销中针对顾客价值链要注意的问题。
张辉（2005）从理论上探讨了地方产业集群在GVC体系下升级的路径。
卢锋（2004）在研究产品内分工问题时，指出分工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分工基本层面从行业间、产品间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微观基础，指出产品内分工作为一种更为细致深入的国际分工形态，其分工基础和源泉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并提出了决定产品内分工强度的四大因素是生产过程不同工序的空间可分离性，不同生产工序要素投入比例差异性，不同生产区段的有效规模差异度和跨境进行生产活动的交易成本。
卢锋（2007）还进一步重点分析了现代外包的范围及利润来源。
另外，国内有许多人用价值链分别分析了现代的产品内分工问题、价值链分工下的产业升级问题、产品内分工对各国的影响等问题，如罗眠分析了价值链治理、由价值链所形成的组织间关系；李海舰研究了跨组织合作、产业组织形式结构、利润转移、企业边界的扩张问题；刘志彪研究了价值链分工中的产业升级问题、服务业外包现象的影响；文婚研究了价值链分解后的产业集群的嵌入性、GVC治理的多种模式与产业升级，朱瑞博研究了由于价值链分解所形成的模块化及各模块间的整合问题。
最后，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对策。
徐冠华（2002）提出我国必须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发展思路，强调了产业化后期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张幼文（2005）认为中国应通过大力培育、购买稀缺要素，实现从廉价劳动力优势到稀缺要素优势的转变。
吴敬琏（2006）对中国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上下游两端延伸的战略进行了相关探讨。
1.3.2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
根据国外发展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产业转型升级包括三次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和各行业内部结构升级三个层面（厉无畏等，2002）。
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的改变，传统的产业升级内涵已无法反映一国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Gibbon，2000），当前国外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微观企业层面的价值链内升级，并提出了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的序贯升级模式（Gereffi，1999）。
但国内外学者至今尚未对新的分工形势下产业转型升级内涵的改变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少部分国内学者从国际分工地位与产业竞争力评判标准变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稍有涉及（赵张耀等，2005；刘林青等，2006）。
这一问题研究的缺乏是造成国内外学者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判断上出现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外学者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探讨沿着以下线索进行：
一是禀承配第、克拉克的传统，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的角度研究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是沿着斯密、李嘉图等开拓的道路，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方面研究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GVC为纽带的产品内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
与此相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研究的重点由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升级转向价值链内的升级（Gereffi，1999；Humphrey&Schmitz，2002）。
三是沿着马歇尔的传统，从集聚角度研究产业升级问题。
国内特别是湖南学者沿袭这些分析框架对湖南的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大量著有成效的研究。
首先，湖南学者对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现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认为湖南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升级，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是在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基础上的一种不规律的、“虚高度化”的产业结构演进（李勇辉等，2008；张志彬，2008），FDI的结构偏差是造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寻舸，2006；李勇辉等，2008）。
产业的升级虽然表现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王耀中等，2003），但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朱玉林等，2008）。
再次，区域分工和产业集聚是区域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是促进区域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Krugman，1991；Porter，2001）。
从针对于湖南的研究来看，刘茂松（2008）、文先明等（2006）、尹文秋（2008）等学者强调了承接沿海和国际产业转移，融入全球分工的重要性，特别是刘茂松提出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反梯度”选资战略；金勇章（2006）研究了湖南地域分工与产业空间布局问题，并提出了优化产业布局的对策建议；邓勇等（2007）对我省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湖南产业集群大多属于传统型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资源开采等领域；罗文（2006）分析了湖南现有的四大产业群发展模式及其特征，指出了产业群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和措施。
杨水根（2007）基于产业链视角研究了产业集群对湖南省工程机械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影响。
最后，湖南学者对于建立在产业转型升级基础上的湖南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方面已做了不少尝试。
李梦觉（2008）建立了横向区域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测定了湖南省的工业竞争力，指出从全国来看湖南省的工业竞争力不容乐观。
戴乐平等（2001）认为湖南工业的比较优势格局与当前我国产业升级的趋势存在较大反差，未来的工业竞争力令人担忧。
兰海颖等（2007）通过构建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方法对湖南省制造业29个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与排序，发现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竞争优势呈现轻型化特征。
朱玉林（2008）则基于偏离份额分析发现湖南产业竞争力主要集中于创新力不强、附加值较低的产业。
总之，国内外的相关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有益的启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和尚待研究的问题：
第一，从研究对象看，学者普遍研究GVC分工下发展中国家及其省份的升级问题，而系统研究GVC分工下内陆省份产业转型升级的文献不多。
第二，从研究内容看，没有专门从GVC分工的角度研究湖南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也没有研究新的分工形式下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内涵，从而难以把握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
第三，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大部分停留在现状—问题—对策层面，对新的分工形式下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因而难以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
1.4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引言。
介绍论文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部分，介绍GVC和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理论分析。
主要介绍了从产业结构和GVC两个方面介绍了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从GVC的概念、GVC的动力机制、治理机制和收益分配四个方面介绍了GVC的相关理论，然后就GVC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两者之间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分析，主要涉及GVC的治理下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分析。
第三部分，系统分析国际分工深化与其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的演变。
系统分析随着分工的深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演变趋势，正确的理解GVC分工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本部分为第二部分理论分析的进一步延续。
第四部分，GVC分工下湖南中小企业的现状分析。
在前面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理论铺垫的基础上，通过对湖南中小企业产业结构现状、产业集群和对外贸易的现状分析，得出湖南中小企业目前产业结构落后，对外贸易方式不合理的现状。
并进一步分析出当前GVC分工下湖南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通过运用博弈模型分析出GVC分工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为后面的对策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第五部分，GVC分工下湖南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选择—基于韩、台的比较分析。
通过分析韩国和中国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及其借鉴意义，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结合第四部分湖南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分析，分析出GVC分工下湖南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
第六部分，GVC分工下湖南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对策分析。
根据第五部分模式选择来分析GVC分工下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七部分，结论。
1.5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纯粹规范的研究方法，也不同于纯粹实证的研究方法，而是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具体来说，本文将采取以下分析
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研究湖南产业转型升级时，通过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相比较，得出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2）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沿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和GVC理论进行规范分析。
实证分析主要是适当地运用湖南省、中部其他省和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分析湖南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现状。
（3）博弈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博弈论中简单的囚徒困境模型来分析GVC分工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
1.6创新之处
（1）本文系统分析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其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的演变，以便于深入理解GVC分工下产业转型升级，有别于国内外一般仅研究国际分工的转变或者产业转型升级，而很少将其结合起来系统分析。
（2）通过应用博弈理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来分析GVC分工下发展中国家企业转型升级的困境，对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内外的文献一般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
（3）本文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的比较分析，创新性提出湖南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相应的路径和对策，对内陆其他省份产业转型升级将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2章GVC和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理论分析
2.1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
转型升级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一个大的概念和范畴。
如果用另外一个词来综合来讲，那就是创新。
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都是转型升级的积累。
而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指产业增长方式转型、技术转型、产业转型、金融及经济体制转型的合成变动，是指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引发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更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中主要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升级过程。
这种转型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提升。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变化，本文分别从产业结构理论和GVC理论两个方面来分析产业转型升级。
2.1.1产业结构理论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根据产业经济学，传统的产业升级主要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来分析的，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化，它不仅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高秀丽，2004；赵惟，2005）。
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则表现为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的演化，主要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减低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升高，后产业都是在前一产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的，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在第一产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方向发展，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化和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的转化。
随着产业集群的出现，将区域创新系统、提高地方生产要素的水平，改善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等作为产业升级的研究方面[28]。
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变动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
根据钱纳里的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的比重越来越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后产业必须在前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这是产业间的层次性和高度性的体现。
产业结构从不合理到合理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体现，并且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
从产业内部来看，不同产业的生产从低加工到深加工，低技术含量到高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生产到高附加值生产都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体现。
从整个产业结构来看，产业从事的产品和方向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这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另外，产业生产中存在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生产
向节能、环保、高效的集约型生产转变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容。
2.1.2GVC理论下产业转型升级
在GVC理论中，由于国际分工的深化，已经由产业深入到产品内部，传统的产业升级已经难以完全的概括GVC分工下的升级情况。
波特从国家要素结构特征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力要素比其他国家更加充裕时，该国就具有了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Porter，1990）[17]。
不难发现，波特只是说明了一个国家实现产业升级的物质基础，并没有说明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
Gereffi从GVC和全球商品链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是通过参与由领袖企业主导的全球商品链的学习过程，通过这一学习过程，“企业或国家从事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活动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
Gereffi强调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
不过，无论从什么层面来说，GVC下的产业升级都是在GVC中，产业升级是指处于价值链之中的企业借助价值链以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向较高价值经济活动转移从而提高竞争力的一个动态过程，其产业升级沿着工艺升级→流程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的路径[6]。
传统产业升级和GVC中的产业升级还是有共同的地方：
产业都是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变，产业都是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转变。
不同的地方在于GVC中的产业升级从产业间注重到了产业内部，从注重产业间结构升级到注重产业内层次升级转化；从注重部门内处于低价值链的产品生产向部门内处于高价值链的产品生产转化；从处于同一产品的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向处于同一产品的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转化。
由于在GVC理论下产业升级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产业转型升级的含义也有所变化。
在GVC分工下，发达国家控制着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以代工身份嵌入GVC，从事着生产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
GVC中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致力于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牢牢地把握着链中的核心环节，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通过专利化、战略隔绝、品牌强化和零售市场并购等多种手段来提高设计、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进入壁垒，弱化知识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转移与溢出效应，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被俘获在低附加值环节[23]。
而且在GVC分工下，生产加工的进入壁垒越来越低，许多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以低价战略加入GVC，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获得订单不得不以低于原材料的价格进行销售，从而使得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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