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变乱是怎么发生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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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变乱是怎么发生的

天京变乱是怎么发生的

2014-06-19

谁的天国：

天京变乱是怎么发生的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保存着一本癸好三年（1853年）修订版的《太平礼制》，从图书馆方面所作的标签看，当是1854年2月，英国特使小包令（洛文.包令）和麦华陀乘军舰访问太平天国天京时所获赠书，再由小包令（或其父亲老包令即约翰.包令，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捐赠给图书馆的。

有位通晓汉语的不知名读者，在1856年天京事变发生前夕，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并留下前后15条、多达数百字的眉批，其中一条眉批从“东王显与太平敌体”的现象中，得出“古时大都耦国犹能为乱，况大事未集之时乎？

决然不能成事”的结论。

这一海外旁观者的预言，不久后就为发生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所证实。

一百多年后到访图书馆的史学家王庆成先生读到这里，不由惊叹“这位读者得出这一印象是神奇的”。

神奇并非偶然

其实在当时，作出这种神奇而准确预言的，绝非这位伦敦无名氏一人。

本身仅是“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芝麻小官的张德坚，因在艰难纷繁、漫无头绪的环境里，梳理出一本翔实客观、堪称前期太平天国制度、人物、事迹最完整、准确记录的情报集《贼情汇纂》而名垂史册。

在这部现编现用、供湘军作“敌情汇总”使用的工具书中，提前一年多预言“似不久有并吞之势”，并准确推测出矛盾将发生在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

这并非偶然的。

两位预言家互不相识，从未谋面，却不约而同从同一个细节切入，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体制。

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天国体制，是颇为奇特的。

表面上看，这个体制似乎颇为经典，甚至复古。

这个国家有君：

天王洪秀全一人独尊，继承人则是他的长子、幼主洪天贵福；洪秀全以“上帝次子、耶稣胞弟”自居，声称受“天父上主皇上帝”委派“下凡诛妖”，为“天下万国之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他和“代代幼主”对君权的垄断是纯粹的、绝对的，不容任何异姓染指。

这个国家有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行政建制架构。

在中央，四军师、五主将（因萧朝贵、冯云山早死，此时实际只剩二军师、三主将，即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杨秀清、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北王韦昌辉、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总揽军政大权，并总成于杨秀清，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二十四名丞相分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职，检点、指挥、将军等各级职官或留京、或外派，担负军政方面之任，侍卫、左右史、学士等构成为天王宫廷服务的机构，无所不包的“诸匠衙”和各种“典官”，则担负起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在地方，建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郡总制-县监军构成地方主官层级，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和伍长则构成城乡基层管理体系；在军中，全军编成106个军（陆军95个，水营9个，土营两个），并由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各级“军中官”层层统帅。

不论地方、军中，在地方官、军中官之上，都有被称为“佐将”或“钦差大臣”的高级官员负总责。

这个体系对于帝王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可谓再传统不过，“六官”和军帅以下军中官、乡官的编制、名称，都照搬《周礼》，军师以下各级职官，也大多古已有之。

一些看似变通之处，也并非无稽可查，比如“天王”，是夏商周三代和前秦、北周等所使用，且理由和洪秀全如出一辙（只有上帝才能称帝），以主将这种军衔秉政，春秋时的晋国（中军元帅、上下军主将和三军佐）和两汉（大将军）都采用过。

即便洪秀全的自我神化，严格说也并未摆脱“天子”、“君权神授”的窠臼。

但实际情况却和纸面制度大相径庭。

首先，军师、主将的地位并不平等，也非共同对天王负责，而是天王垂拱而治，副军师以下都对杨秀清一人负责。

其次，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的六官、百僚分工，实际上全然被打乱，真正执掌六部职事的，是东王府属官——东殿六部，六官丞相成为标志干部级别的虚衔，具体工作要听从杨秀清安排；本应听命于天王的各军，也要“听东王将令”，没有杨秀清领衔颁发的将凭、官执照，各路“佐将”和各军主官连“专杀”的权力都没有。

还有一些制度，表面上遵循了常规程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如法规、制度、礼仪、冠服、历法，表面上是由杨秀清领衔制定，上呈洪秀全“旨准”，最终决断权在洪秀全手里；再如处决重要人犯，任免高级官员，同样要走“旨准”的手续，但实际上据各方记载，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一概“旨准”，且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外，其它官员“概不准奏事”，也就是说，真正管事的不是洪秀全，而是杨秀清。

这种奇怪权力结构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洪秀全的“消失”：

大本营就在南京城外孝陵卫、从广西一路追赶太平军到江南的清钦差大臣向荣，竟很长一段时间弄不清洪秀全究竟死了没有。

似是而非的“军师负责制”

太平天国史学研究前辈罗尔纲先生对于太平天国政体有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洪秀全实行的是“虚君”、是“军师负责制”，并认为这种“虚君”和“军师负责制”是“农民民主传统”的集大成者，而后期洪秀全“破坏军师负责制”则是犯了“封建化错误”。

简单地说，就是罗先生认为，洪秀全这个天王本来就该是“虚”的，啥事都不负责是他的本份，后期开始管事、揽权，则是坏了国家规矩的“违章”行为。

照这一逻辑，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洪秀全垂拱而治、杨秀清独揽大权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前者就应该是“虚君”，而后者这个军师本来就该“负责”，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则是“负责”的杨秀清不满足于仅仅负责而不是“君”，要连洪秀全的“虚君”名号也一并剥夺。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记述洪秀全早期事迹的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说，1837年洪秀全做了那个著名的“天酉异梦”后，对姐姐洪辛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朕乃太平天子”。

如果说《太平天日》这本官方“政治宣传手册”形同神话故事，有替洪秀全脸上贴金之嫌，那么早在洪秀全传教之初就挂在嘴边的，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的憎恶，和“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愿景，虽也来自另一本“政治宣传手册”《王长次兄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却可从保存下来的洪秀全早期传教文章中找到许多佐证，尽管仅从这两句话中，甚至都嗅不到多少“造反意识”（在当时读书人说这些“纲常”套话司空见惯，又有几个人听到这段并不新鲜的话时，会想到“君君臣臣”的君，有朝一日会是说话者本人？

），但洪秀全心目中理想的“君”，显然绝不是什么“虚”的。

等到真的开始“谋国”、“打江山”，洪秀全想做的，也绝非什么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虚君”，他极力渲染、并添油加醋的“上天诛妖”事迹中，天父赐给他的两件宝物，是一枚金玺和一柄“云中雪”（战刀），前者表示授予权力，承认他是“天下万郭真命真圣主”，是尘世间至高无上的王，后者表示授予“斩邪留正”、“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就是说，他这个“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既有权综理国务，又有权决断杀伐，且这两项最“实”不过的君主权力，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亲自赋予的。

建国后直至1856年天京事变，大权虽一直掌握在杨秀清（最早期还有萧朝贵）手里，但杨、萧都是文盲、半文盲，虽然前者精明强干，后者狡黠多思，却无力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构架，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只能任由洪秀全本人，和冯云山、卢贤拔等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笔杆子”来设计，因此早期太平天国的官职体系，若仅从名目上看，反映的其实是洪秀全本人、而非实际掌权的杨秀清意志，而名目上的前期官职体系，如前文所述，恰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君主集权体系。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自己的口径，也从来不说什么“虚君”。

印刷数量巨大的儿童识字课本《幼学诗》写得明明白白：

“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权柄，谗邪遁九渊”，对洪秀全君权的描述，和明、清帝王并无多大分别。

甚至由所谓“军事负责制”的“一把手”——杨秀清授意编写的《天情道理书》，上面也清清楚楚写着“王（天王）独操权柄”——洪秀全说了才算。

问题是，自1851年（甚至更早的金田团营时期）至1856年天京事变，洪秀全这个照纸面规定一点不“虚”的君，实际上却的确给人以“虚君”的感觉。

之所以如此，并非由洪秀全一手设计的太平天国官制，本着什么“农民民主思想传统”，设置了一个“虚君”和一群“负责的军师”，而是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位既有一定头脑、又有一定实力的上帝会后起之秀，抓住冯云山打官司的良好时机，用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手段，以“洪秀全亲爸爸、亲哥哥”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先把自己变成军师，再把军师变成“实际负责”，“生杀由天子”、“王独操权柄”不假，但“天子”和“王”总得听天父天兄的吧？

“诸官”当然“不得违”，杨秀清、萧朝贵没有“真神附体”时，也的确以臣子、弟弟的面目出现，对洪秀全这位“二兄”、“天子”恭恭敬敬，但一旦他们觉得洪秀全的发号施令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不满意，便随时可以祭起“传天父天兄真神真圣旨”的绝招，让“天子”的亲爹亲哥哥来教训这位并不“虚”的君。

洪秀全是否对这种大权旁落感到万分不自在？

恐怕不见得。

从其前后表现和性格特点看，处理繁琐的政务并非其兴趣和能力所在，他更喜欢以教主和理论家自居，致力于在他看来更重要的“神学”，并借助神的力量驾驭和控制部众，这样更轻松，在某些时候的确也更有效。

杨秀清等人的“实权”一半是连骗带抢拿走的，另一半（甚至一多半）则是洪秀全主动让出的，如封授官爵、核准死刑等，洪秀全是有权多过问的，但实际上他却连新上任官员的谢恩本章都懒得多看。

后期杨秀清等人或死或走，他的权力再不受任何制约，但他先是把行政权力分配给由外戚、武官组成的“掌率”团队，继而再移交给1859年才辗转赶来的新军师、族弟洪仁玕。

杨秀清的“专权”并非“擅权”，而是洪秀全认可的，事实上杨也的确比洪更善于处理军政事务，在杨秀清专权的背景下，原本应该作为中央六部主管对洪秀全负责的六官丞相，原本应该在“殿前”充当各种职责的检点、指挥、侍卫，也就必然“不务正业”，被杨秀清当作“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一块砖，而职责相对固定的东殿六部，则反倒承担了诸多实际行政事务。

但这并非意味着东殿六部才是中枢行政机构，事实上大多数关键政务，是由杨秀清临时指定地位比东殿六部尚书地位更高的“侯相”来负责，这种临时指定，自然不可能和六官丞相的本来系衔一一对应，如夏官丞相黄玉琨1853-1854年期间曾经负责刑事案件审理，而刑部本应由秋官丞相负责，可这期间的几位秋官正副丞相，朱锡锟参加扫北远征，卢贤拔实际负责的是制礼作乐等本应由春官丞相承担的工作，曾天养西征，钟廷元在扬州镇守，竟没有一个从事“本职工作”的。

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所谓“军事负责制”是并不存在的。

杨秀清、萧朝贵能发号施令，并非因为他们是军师，而是因为他们能“天父天兄附体”，用洪秀全亲爹、亲哥哥名义说话，而另一些军师，如同时期的冯云山、韦昌辉，后期的洪仁玕、李秀成，因为没有这种特殊“技能”，即便挂上军师头衔，也负不了什么大责。

如前所述，不喜欢实际工作，而更擅长说“天话”的洪秀全，对这样的分工并非不能接受，在天京事变后韦昌辉要大开杀戒，他就表示“尔我非东王不能至此”，主张对杨秀清部署家人宽大处理，这表明他对杨秀清的能力是认可的，杨的专权一方面是自己有意揽权，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洪秀全因“厌政”而主动交权所致。

当然，洪秀全并不认为这是厌政，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所负责的“天事”，比凡间军政大事更重要。

天人交战

问题恰恰在于，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洪、杨两人都渐渐觉得，现有的“革命分工”变得不那么牢靠，或不那么合理了。

认为不那么牢靠的是洪秀全，他渐渐认为，杨秀清要攘夺的不仅仅是君主职权，还有君主地位本身，而这一点在杨拥有“天父下凡”这一“超能力”的背景下，的确是有可能做到的——更何况，这位“传天父上帝真神真圣旨”的通天人物，只要自己高兴，就随时可以从“人臣”变“天爹”，这是最看重“神权”的他，所不能堪的。

早在癸好三年（1853年）进城之初，杨秀清就因不满洪秀全否定中国历史人物、禁焚古书的政策，托天父下凡，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尚非妖言，未便一概全废”，逼迫洪秀全改“烧书”为“删书”，设立删书衙，宣称四书五经等经过删改就可以“旨准颁行”；当年天历十一月廿日，杨秀清为了惩罚洪秀全苛待女官，并想借机夺取天王府内著名美女朱九妹姊妹俩，在和韦昌辉、秦日纲（顶天侯，仅次于诸王的太平天国大员）等议事时突然“天父下凡”，连夜闯入天王府，以“迎接迟缓”为由，要杖责洪秀全四十，闻讯赶来的韦昌辉、秦日纲哭求代君受过，方才免杖；甲寅四年（1854年）六月初一日，他再托天父下凡，称“旧遗新遗诏书（即旧约和新约）多有记讹”、“不用出先”，停止了洪秀全最为重视的《圣经》出版；乙荣五年（1855年）八月廿六日，“天父下凡”至金龙殿，借批评洪秀全不让妻子长时间问候母亲，要求洪“凡事若想不到，宜与尔清弟商酌为可”……这些仅是在《天父下凡诏书》和《天父圣旨》中记载的，实际上的“天父下凡”自然更多。

且不说原本要作为臣子“立在陛下”的杨秀清，一旦“天父附体”就登时乾坤倒转，可以逼洪秀全下跪、打洪秀全屁股，是件多么让人难堪的事，“天父”的许多“圣旨”，实际上已侵犯到洪秀全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如果说，让“立在陛下”的臣子杨秀清独揽大权，把自己架空，是洪秀全能忍、甚至乐为的，那么和“高高在上”的“天父”共享“神权”，甚至屈居其下，则是洪秀全所不能接受的。

即便如此，倘杨秀清能把握“神”和“人”的分寸，在“下凡”方面适当把握分寸，对洪秀全的君权表现出足够尊重，这种难堪的关系，仍然可以维持较长时间。

毕竟，洪秀全之所以能顺利当上天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证明他这个“上帝次子、耶稣胞弟”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货真价实，是极其关键、甚至可说必不可少的一环。

正因如此，天京事变杀死杨秀清后两年，洪秀全不得不捏着鼻子给杨秀清“彻底平反”，因为倘说“天父下凡”有问题，不啻说，他这个“天父次子”和“天父”亲封的“天王”，也是彻头彻尾的赝品。

应该说，最初杨秀清是很注意这个“度”的：

打洪秀全屁股后两天，他就以杨秀清“臣”的身份登朝谢罪，大谈了一番“君君臣臣”之道，缓和了与洪秀全的关系；该请“旨准”的事，他也礼数周全，不厌其烦地走这个繁文缛节的过场。

但随着军事形势越来越好，自己权势越来越大，他对这个“度”，开始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藐视，这不免让本已对平空多出个“天爹”郁闷不已的洪秀全，开始担心自己若不先下手为强，恐怕连“虚君”也快做不成了。

洪秀全熟读的《周礼》中说，天子的八项最重要权柄，是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以及与之对应的废黜权、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别的权都可以放，这八样是必须由决策者牢牢掌握、断然下放不得的大权，而如今，这八项大权，几乎都旁落东殿，洪秀全自然不会不感到芒刺在背。

配角的争夺

太平天国毕竟不是只有洪、杨两个人，身为副军师、主将的韦昌辉、石达开，以及地位仅次于他们的几位——秦日纲、胡以晄、陈承镕等，也在权力格局中举足轻重，他们中任一人都不可能和洪、杨分庭抗礼，但他们的向背，却足以影响洪、杨博弈的结果。

韦昌辉地位仅次于杨，在朝中、军中势力深厚，且城府很深，凡事不动声色。

杨秀清曾因为各种缘故责骂甚至杖责韦昌辉，如果说，甲寅四年二月，韦昌辉部下张子朋激变水营，险些闯下大祸，杨秀清处罚负有连带责任的韦昌辉尚属公道，那么丙辰六年（1856年）三月初五，“天父”因为韦昌辉迎接“下凡”不敲锣，打了四十大板，就显得蛮不讲理——让韦昌辉“恩免鸣锣”的，正是“天父”本人。

虽然老辣的韦昌辉表面上满不在乎，甚至对杨秀清“益恭”，心里却只能是既恐且恨。

相对而言，石达开和杨秀清的关系，似乎要好得多。

《贼情汇纂》里说，杨秀清“喜其诚悫”，经常委以重任，相对于地位更高的韦昌辉，石达开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机会更多，时间也更长，安徽、湖北、江西的军政大权，都曾交到他一人之手。

但本身“不甚附会邪教俚说”的石达开，对喜怒无常、动辄下凡的“天父”，自然巴不得敬而远之。

时人记载，他每逢听说“天父下凡”，就吓得浑身冷汗。

至于秦日纲、陈承镕，两人都曾在“同庚叔事件”（秦日纲府中牧马人见到杨秀清同庚叔父未起立致敬，被同庚叔抽了200鞭后送负责刑审的石达开岳父、卫国侯黄玉琨处惩办，黄认为抽200鞭本就过当，不肯追加处罚，同庚叔大闹公堂后向杨秀清告状，杨秀清袒护亲戚，勒令石达开严惩黄玉琨，黄玉琨和为之打抱不平的秦日纲、陈承镕都辞职抗议，杨秀清大怒，重责秦日纲一百、陈承镕二百，黄玉琨投水自尽后被一度革职）中蒙冤受屈，后者作为朝官领袖屡受屈辱，前者更一度“革职为奴”，两人对杨秀清同样既有怨恨，也有恐惧。

以上三人是朝中地位仅次于杨的最高级别官员（胡以晄天京事变前病逝），尚且如此畏惧，比他们地位更低的，则对杨秀清和“天父”的喜怒无常、刑赏莫测战战兢兢，惟恐一不小心触上眉头。

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洞人隐私，无所不中”，这当然不是真的靠“神力”，而更多仰赖其发达的耳目。

正因为这些耳目无孔不入，各级官员才对这位东王畏若神明，但也正因为此，他们很难对这位半人半神的“天父”，发自肺腑地亲近。

同病相怜加上君臣名分，这些人很容易在洪杨之争中倒向洪秀全，而这就注定了天京事变的结局。

1856年的那些事

不论对于太平天国或杨秀清而言，1856年——或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都是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点的一年，是盛极而衰、大喜大悲的一年。

这年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形势还比较微妙：

扫北军早已覆灭，消灭清朝暂时已不可能；安徽战成相持局面，安庆固若金汤，但芜湖久攻不克，庐州（合肥）得而复失；湘军水师因一年前的湖口之败，被切割成长江、内湖两部分，元气大伤，但太平军水师先后损失近万艘船只，补给困难，江面优势已被从广东增援来的清朝红单船水师夺取；江西形势喜人，翼王石达开夺取8府42州县，收编了几万精锐的天地会“花旗”，把曾国藩团团围困在南昌，但湖北却被反攻的湘军胡林翼部占了上风，武汉三镇渐渐又成了孤城；在天京周围，上海的小刀会已经失败，扬州也丢了很久，镇江、瓜洲被清军团团围困，甚至天京城本身，也被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包围着。

出现如此胶着的战局，关键在于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

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然而在1856年初，杨秀清似乎找到了这支机动部队，也找到了投放这支机动部队的切入点。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这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所率领的部队是太平军中较有战斗力的，又汇合了刚刚投奔归附的原捻军李昭寿部，这支捻军军纪不佳，但战斗力是很强悍的。

当时清方估计，这些太平军集结在皖北，是为了收复庐州，不能说杨秀清一开始没有这样的想法，但随着战局演变，他开始为这支难得的机动部队寻找更合适的战场：

镇江。

尽管庐州也很重要，但攻打庐州，只能调动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清、太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清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1856年2月，皖北太平军悄悄从天京以西江面渡江，经栖霞、龙潭，绕过天京城和江南大营，直奔镇江杀去。

这支人马的5员将领都是丞相，其级别已经超过扫北军（3丞相1检点）和扫北援军（3丞相），不仅如此，杨秀清还特意派出刚刚复职的顶天燕秦日纲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是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军在一个战役方向所派出的最强大阵容。

如此浩大的阵势，清方自然不敢怠慢，原本围攻镇江的副帅余万清撤围堵截，江南大营头号悍将张国梁也从东路追堵，两支生力军在句容仓头、下蜀、高资等地苦斗一个多月，最终靠着陈玉成单舟冲入镇江，太平军内外夹攻，击破了围城的吉尔杭阿，并打退了增援的张国梁部。

接下来的一步出乎所有清方将领的意外：

太平军并没有凯旋，也没有扫荡镇江外围残敌，而是径直渡过长江，在太平军江北唯一据点——瓜洲登陆，然后杀向清江北大营驻地扬州，措手不及的江北大营主将托明阿连吃两个大败仗，不得不丢掉扬州城和土桥、三汊河两个经营多年的据点，向西南溃退到蒋王庙一带。

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张国梁是4月2日，当夜就渡江，3日破土桥，5日破扬州，很显然，这是杨秀清早就筹划好的战役，否则兵力调度、船只准备，都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接下来的计划，杨秀清似乎并没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于此同时，秦日纲部太平军分出周胜坤守江南的仓头清军旧营，让吴如孝回镇江，主力则沿江东进，在4月中旬占领浦口。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领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汇合，从16日占浦口，到22日失守，中间长达6天时间，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4月6-10日，清军江南大营主力张国梁部，江苏省兵主力吉尔杭阿部一直在忙着和留守仓头等地的周胜坤部作战，最终周胜坤战死，余部由哥哥周胜富率领撤入镇江城；16日，得知江北大营失利、浦口失陷，江南大营主将向荣在咸丰的催促下，又急忙将张国梁部抽调渡江，这支江南大营主力果然不含糊，在4月22日和27日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

尽管看上去势头不错，但原本合在一处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已经被拆散，最精锐的张部也疲于奔命，而秦日纲部却获得了宝贵的10天休整。

不仅如此，4月8日，也就是秦日纲部占领扬州后第三天，江西太平军石达开部约3万人分三路进入皖南，开始向天京外围靠拢，并直接威胁江南大营的后方基地宁国。

这一举措不但进一步分散和疲敝了清军（张国梁部就因为宁国告急，而不得不在收复江浦当天匆匆渡江增援），也让太平军在天京-镇江主战场上的兵力更加集中。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大战役规划，其最终战役目标，就是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向荣部，而能下如此一盘大棋的没有别人，只能是主宰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

4月底，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5月27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迫使向荣不得不让张国梁带重兵抵御，疲于奔命，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成了一支孤军。

6月1日，秦日纲、吴如孝部猛攻困守高资烟墩山的吉尔杭阿部，经过连日会战，先后击破吉尔杭阿、虎嵩林、余万清等部，杀死八旗副都统绷阔、江宁知府刘存厚，迫使吉尔杭阿自杀，并在6月13日回到天京近郊。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4个多月的人马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

没想到他们接到的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

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这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经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外围友军都已战败，据点也大部分丢失，主力张国梁部早已是强弩之末，在秦日纲等人看来，不许回城也许是不近情理，但对于杨秀清，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6月20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4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溃，次日向荣被迫放弃孝陵卫等地营盘和要地句容，退守丹阳。

杨秀清随即派秦日纲等追击向荣，石达开回援武昌，北王韦昌辉等进军江西，8月9日，向荣在丹阳城中气愤忧闷而死，太平天国达到国势、军势的顶峰。

然而这种巅峰势头只维持了不到1个月：

8月底，在丹阳、金坛受到小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