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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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问题

导论

1、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一）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

1.两大主要历史任务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2.中国共产党担当起领导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来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责任，集中体现为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1）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2）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3）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两大历史任务间的关系

（1）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前提。

（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目的，也是保证国家强大、维护民族尊严的重要物质基础。

4.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

（1）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应在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基础上，继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篇章。

（2）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应正确把握好两大历史任务之间的关系。

（3）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应当展望和把握未来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当代中国历史任务、引领中华民族开拓前进的伟大旗帜。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体现为三个紧密联系）

（1）将社会主义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起来。

（2）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民共同富裕紧密联系起来。

（3）将国家的安危荣辱和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起来。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旗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中国获得了自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的原因（详细的看考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关键在于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讲

1、如何认识当前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

--------------------------------------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

针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回答：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要求“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事实上，只有全面分析这一变化，把握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蕴含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才能真正说清楚为什么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增强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自信。

一、变化之一：

中美战略摩擦显著增多，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机遇逐步消失

从政治上看，本世纪头十年我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强，引发了美国的“霸权焦虑”

从经济上看，近十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传统增长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搭乘传统全球化快车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的机遇逐渐消失。

第一，发达国家经济陷入高失业、高债务和低增长的“新常态”。

美国居民、企业、银行去杠杆化进程缓慢推进，总需求不足，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

欧盟受债务危机和各国财政紧缩拖累，经济再度陷入衰退且短期走出低迷可能性不大。

日本在“安倍经济学”指导下实施超常规刺激政策，但在一系列结构性痼疾困扰下经济重新焕发活力难度很大。

发达国家风光不再，对我长期依赖美欧市场的出口增长模式形成严峻挑战。

第二，美国主导制定以高标准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规则，我国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将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非传统领域纳入并制定高标准，对我国国内相关规制形成较大压力。

第三，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基础上的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模式难以为继。

“招工难”、“招工贵”成为全国普遍现象。

目前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已高于亚洲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面临激烈竞争。

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加工组装基地迁往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

第四，经过本世纪前十年重化工业大发展，我国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目前我国对外能源资源依赖已十分严重，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多个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使我国依靠粗放式投资扩张的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无法持续下去。

二、变化之二：

国际挑战虽前所未有，但如能妥善应对可创造国际地位提升和倒逼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机遇

从政治上看，美国重返亚洲和周边安全形势趋紧，确实给我国和平环境带来巨大挑战。

这种挑战是我国在西方国际关系模式下实现崛起必然要遇到的，迟早要来的。

但若能妥善应对，反而可为我国提供创造性管控摩擦和争端、提升区域和国际地位、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巨大机遇：

首先，美国重返亚洲并非单纯为了牵制我国崛起，更重要的是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分享亚洲发展繁荣的成果，同时加强其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

我国是亚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若我国在美国战略压力下经济陷入停滞，政治和社会陷入混乱，美国即使再次掌握亚太地区主导权，收益也要大打折扣。

同时，与十年前相比中美位势发生明显变化，中美利益关系更加紧密融合。

我国若能创造性管控中美战略摩擦，一方面深化与美多层次利益融合，通过美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力量约束美对我战略遏制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中欧、中俄、中非、中国与金砖国家等关系，努力开拓美国以外的战略空间，缓冲美国战略压力，则有望真正创造和平共处共荣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成功摆脱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乃至战争的宿命。

这将是我国对人类和平与文明的巨大贡献。

其次，周边国家和地区与我摩擦蜂起，固然有美国因素介入的影响，但根源还在于其对我国崛起究竟会带来和平还是冲突、带来共荣还是竞争持怀疑态度。

我国若能“创造性介入”这些摩擦，采取和平的、克制的方式化解冲突，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挑衅，用实际行动彰显我国“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理念，并强化经济合作让周边得到实在利益，则不仅有望消除周边紧张因素，通过为亚太地区带来秩序巩固我国大国地位，巩固我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从经济上看，必须看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

如果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这些挑战恰可转化为倒逼我国实现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质量迈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

第一，外需萎缩倒逼我国加快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和内生性。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已认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但此后加入WTO和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使我国出口获得新的机遇，国内重化工业大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使投资获得巨大空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动力自然减弱。

这一次外需萎缩长期化已几成定局。

我国如能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反而为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强大动力，使外需萎缩之“祸”转化为内需扩大之“福”。

第二，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和粗放型投资驱动模式走到尽头，倒逼我国加快技术创新，将经济增长长期动力真正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上来。

第三，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标准规则对我国内规制形成挑战，但这些规则很大程度上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内规制改革的努力方向。

我国若能利用压力加快国内知识产权、生态环境和劳工权利保护，规范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行为，则对内可推动法治化市场经济建设、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对外可避免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化被动为主动。

三、变化之三：

国际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使我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第一，后危机时代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下降，市场需求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随着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巨大的消费能量正在从潜力变为现实，对全球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持续上升，为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目前跨国公司对我投资已由成本驱动型日益转向市场驱动型，主要发达国家对我出口愿望强烈，国际高端人才也开始更多地向我国集聚。

第二，推动实体投资成为后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普遍导向。

美欧积极推进再工业化、资源富集国谋求延长产业链和非洲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都对吸引外资产生强烈需求。

我国资本充裕，企业“走出去”能力和经验不断积累，未来5年对外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

这为我国通过“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技术、品牌等高端资源，和发展中国家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提供了良好机遇。

特别地，我国可通过“走出去”带动大型成套设备、零部件和中间品出口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制造业数字化和生物技术等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益兴起，成为带动全球经济长周期增长，有效解决能源、粮食、疾病治疗等人类发展困境的希望所在。

目前各国都在加大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突破前夜。

对于我国而言，如能率先突破、实现赶超，则有望跃升至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显著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即便不能赶超，也可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的扩散，推动经济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已不能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不断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提供了新的机遇。

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启动份额和投票权改革，都为我国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系统性弊端和风险。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迈向货币金融大国、提升我国支配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创造了广阔空间。

总之，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内条件深刻变化，使我安全环境趋紧，传统发展机遇逐步消失，战略机遇期的挑战因素增多。

但纵观大局，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未结束，只是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

具体而言，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已不再是接受国际和平环境、被动参与国际分工以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机遇，而是主动进行战略运筹争取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将传统发展模式遇到的挑战转化为倒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同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机遇。

我们应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

对此，我们要深入理解、牢牢把握，既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要综观国际国内大势，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紧紧抓住、切实用好新机遇。

　　①清醒估量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不利因素

　　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需要清醒估量由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利一面。

　　第一，与10年前有较大不同的是，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缓慢复苏和“弱增长”的格局。

但从2008年发生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复苏缺乏内在动力，欧洲深陷欧债危机不能自拔，日本经济竞争力明显下降。

世界经济状况，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外需的增长也形成很严峻的挑战。

自2009年开始，我国出口贸易结束了高速增长态势，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