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制度文化与历史叙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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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制度文化与历史叙述

空间、制度、文化与历史叙述

——新人文视野下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研究

【摘要】本文对聚落与民居近年研究成果及方法作出评论；基于当代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学术批评与学术反思，对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研究作出更新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尝试，使研究从以往的“主流”文化观转入后现代性阐释，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上，从宏观体系的架构转向微观的空间构成制度与人的社会生活的对应关系的分析与研究上，缩小叙事空间，使同一层次的研究文本呈现多样化与复数性。

【关键词】传统聚落民居建筑空间制度文化

Abstract:

Paperdiscussedtheaccomplishmentandwaysoftheresearchoftraditionalsettlementsandvernaculardwellings.Basedontheimprovement,criticismandintrospectionintheareasofliberalarts,thepaperstudieshowtoresearchthetraditionalsettlementsandvernaculardwellingsonthenewviewpoint.

KeyWords:

Traditionalsettlements,Vernaculardwellings,Space,Institution,Culture

一、引论

本文所叙述的，是关于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研究的文本。

在这里，主要是想结合人文学科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建构一种批判性的学术研究。

这项研究得益于近年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学术批评与学术反思，力图通过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更新来建构一种新的学术研究风格，使我们的研究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对传统聚落与民居的静态观察与分析上，而是在其中“复原”人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使我们的研究从“主流”文化观[1]转入后现代性阐释[2]，看我们究竟能从中收获什么。

1.经验与反思——对聚落与民居研究现状的评论

传统聚落与民居建筑研究发轫于上个世纪50年代[3]，在20世纪的后20年，形成一个相对的高潮，不仅在所有的古典建筑研究典籍中占一定的篇幅，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民居建筑研究专题著述。

国内也有专门的民居学术会议定期召开，会议上总有几十篇专门的论文进行宣读。

这样热烈的研究场面是学术上的幸事，这一方面反映了随着传统聚落与民居实物的快速消失，研究的紧迫性，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需求的功利性（旅游开发、影视制作等的需要）。

如果对这些研究作一个整体的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其方法论上潜在的一致性：

即静态的视点。

所谓“静态的视点”，是指这些研究潜在地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即时性的状态观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分析，如形式、比例、技术、美学等等。

（需要作一点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静态的视点”，是指方法论上的，而非指方法上的，在方法上，观察传统聚落街巷空间，进行形式及美学分析时，常运用“步移景异”的分析方法，但这种动态的观察不是方法论上的动态观察。

）

这种静态的视点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是聚落与民居研究的基础，这也是最近二十余年聚落与民居研究成果中最丰硕的部分。

在以下方面的列举中，如聚落形态、民居形制、民居分类、民居建筑空间构成、民居结构与构造、民居建筑美学等，我们均可以发现详实的调研资料与丰富的著述。

虽然以中国之大，民居类型之多，全面调研难度之大，目前基础调研工作之未能穷尽其详为理由，我们仍不能否认这种潜在的静态研究视点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它静态而真实地呈现了聚落与民居的即时性文化状态，如果说建筑史的研究是关于逝去的建筑文化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学术贡献即是对聚落与民居建筑文化的某一时间点的状态研究，它选取的是一个切面。

在这样的研究中，聚落与民居建筑文化研究的各个层面——物质层（人工构筑物、人工自然）、心物层（构筑技术、构筑制度、构筑语言、构筑艺术等）以及心理层（构筑思想、构筑观念、构筑艺术），呈现的是一个停滞的均质性体系，反映的是一个静止的画面，从其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照相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使20世纪传统聚落与民居研究呈现出一个特点——普及性。

正如上文所说，这种研究方法已经产生出许多调研资料和丰富的著述，一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易于掌握，二是因为中国民居类型的丰富。

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与20世纪中国整体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共同关注作为独特体系的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差异性[4]，力图使中国文化形成在语法体系上与西方文化相近，在内容上可与之抗衡的一整套学术文本，建筑历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单看民居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要形成一个中国范围内民居研究系统的学术动力与倾向，而且确实出现了一些著述，非常系统地涵盖了中国各地民居类型研究（例如孙大章先生的著作《中国民居研究》）。

在这些成果取得并且可以预料还有相似性的成果将不断涌现并日益完善这一学术框架和体系时，我们发现，这一学术框架和体系并不是十分完美，它的缺憾正在于它的研究方法。

在它的研究方法中，无法获得聚落主体（即人）的社会生活与空间的对应关系，它更多地强调了研究对象的“器物层”的一面，而忽略了作为空间主体的人的个人生活。

如果说在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中，陵墓、坛庙等类型的建筑尚可以部分地忽略建筑与人的关系的话，那么民居这一类型则是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个研究类别。

说得简明而通俗一些，即是民居研究不能只研究“居”，而忽略“民”，忽略则不完整。

2.当代学术研究的价值转向对民居研究的启示

中国的学术研究状况一向与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此后右倾的自由与开放。

在1976年之前，普遍关注的是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而此后，则逐步转向对地方文化与现实世界的关注，这是一个从“大叙事”转向“小叙事”的过程。

其实这一转向并非是中国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与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对现代主义的质疑与诘难是分不开的。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研究的共性是追求科学性与真理性，以真实、理性、认同、客观性、进步、单一理论框架为价值观，力图建立一整套的科学的“共识法则”。

而70年代以降，在西方哲学界，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潮不断向传统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发出责问和挑战，影响所及，遍及哲学、文学、文艺批评、建筑和服装等领域。

客观性、惟一性、真理性的价值观被撼动，宏大的叙述结构被怀疑，学术研究开始更多地注重微观的、日常生活的“小叙事”。

在建筑学领域，上述学术研究价值观的转向也同样存在。

在建筑设计领域，无须赘言，人所共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都曾经喧嚣一时或者现在依然发挥着它们的影响。

而在建筑历史研究领域，正如历史学科领域，新思路的影响还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

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文本仍在以建筑的“器物层”为研究重点，当然这是建筑历史研究的基础，无可厚非，但当我们的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城市建设史等学科领域时，我们会发现此类文本的写作与中国历史的写作非常相似，体例上均采用以朝代更迭为基础的政治性写作框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描述贯穿始终。

这种学术研究的特点，出自于它力图建构一个完善的、理性的、整体性的学科框架，由于这样的写作雄心，这类文本的写作在对象与材料上是有所取舍的：

在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宫殿、坛庙、陵墓、园林是作为首选的，而民居则是末节；而对民居的研究文字中，民居的建筑本体为研究的首选，而居于其中的人与建筑空间的关系则是末节。

这样的取舍，分明说明以往关于民居的研究也一直是在努力建构一种宏大客观的学术体系，而把主观的人的层面几乎完全忽略掉了。

从西方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转向，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正如在文章第一段中所说的，通过方法与视角的更新，在聚落与民居的研究中“复原”人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上，从宏观体系的架构转向微观的空间构成制度与人的社会生活的对应关系的分析与研究上；缩小叙事空间，使同一层次的研究文本呈现多样化与复数性。

二、历史的场景——回溯聚落的起源

1.聚居与聚落

人类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聚而居之的，从原始时代的树巢土穴到后来的村镇和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聚居的存在和重要性。

聚居的生成源于人的聚集，社会心理学认为群集是人的本能之一。

对于孤独的天生的恐惧，对大自然无可预想的恶劣条件的避让，对共同获取食物抵御饥饿与严寒的渴望，对生存的温暖与群体安定的期待，种种主观与客观的要求决定人类的聚群而居。

人类聚群而居遂成聚落。

聚落是在一定地域内，由特定人群发生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并且由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

聚落的品格往往取决于构成其“边界”和中心的要素，以及构成聚落的各种其他要素的聚集方式。

2.传统聚落形态的生成

从整个人类聚居发展史来看，聚落形态与人类的各个发展阶段以及人类政治、经济的成熟度有密切的关系。

在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形态中，聚落的建成在短时间内可直接反映出聚落营建的种种关联性要素，如秩序感、权力的布控系统、集体的纪念与精神空间、共同防御功能等等。

目前我们可以获取的研究实例也全部属于这种类型，从这些实例中虽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每一因素在历史的原初状态究竟是怎样先后发生作用的仍未可知。

所以在此选取了一个较早期的原始聚落，用它的简单的但已表现出诸因素影响发生的空间形态来说明问题，看早期的人类聚落其空间图式的构成渊源。

在此选取一个考古案例：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500年）（图1）。

从考古发掘来看，遗址已初步反映出空间与文化、权力以及制度之间隐含的关系，虽然这关系还不具有强烈的指向性与必然性，但正是这种萌芽状态的初始关联使我们更能看清事物渐进的历程。

虽然相同的素材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分析考证，并且可以得出不同方向的答案，但是本文还是更倾向于选取一种贴近考古学视角的审读，以给分析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立论基础。

从聚落遗址看：

（1）聚落内部出现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初步分区，居住区呈圆形向心布局。

100座房屋分成5个群落，各以公共的“大房子”为中心，5个住居群落又围成一个约1400平方米的大广场，各群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央广场。

这种布局反映了初始的朴素的宇宙观，已经具有明显的秩序性与向心感。

“大房子”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组织与等级秩序已开始出现。

（2）居住区周围有壕沟环绕，公共墓地与窑厂设在壕沟以外。

通向墓地的道路上，聚落的壕沟特意留出通口和寨门。

这说明人们与墓地之间的往来是经常的、亲切的。

芒福德认为：

“对于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要寻求一个固定的会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

”[5]从整体上看，姜寨遗址选址适当，结构清晰，已表现出朴素的规划观。

“原始聚落所具有的凝聚性、秩序感、防御性以及与自然的统一性等，后来都流传给了城市，其中壕沟、‘大房子’等也以各自的方式成为城市的构成要素。

”[6]

3.传统聚落形态的演进

聚落的演进一方面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关，一方面也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有很大的关系。

本文无意于廓清聚落形态明显区别于以往，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聚落出现的时间与历史进程的对应关系，但是我们应当大致理清聚落形态的发展历程。

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到中心聚落，再到早期城市，聚落的演进与发展始终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权利的支配系统、文化的期望集[7]有关。

原始聚落由于它们的交通资源、地理位置、易达程度、经济状况的不同，逐渐产生经济重要程度的分化。

如依据美国汉学家施坚雅的经济空间模型来分析，传统中国的所有核心地点都可以依据经济功能界定的分立级序来排比。

这种级序的理想状态是，高层的地点在一个较大的体系内容纳一系列低层的地点，并为后者提供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