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知识者的命运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讲授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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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知识者的命运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讲授稿

第二讲：

知识者的命运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讲授稿）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知识者的命运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专题。

这问题根据老师的要求分三个部分讲，第一部分是中国古代的士及其精神性格，第二部分是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第三部分是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精神特点。

现在我先为大家来论述中国古代的士及其精神性格。

一、中国古代的士及其精神性格

   1、“士”的探究及概念

士在上古时期是掌刑狱之官。

商、西周、春秋为贵族阶层，多为卿大夫的家臣。

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阶层的统称。

战国时期，“士”大量出现，战国时的“士”，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

如：

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战国中后期，“士”逐渐演变为著书立说并且周游四方之人，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士”。

“士”因何而存在，究其原因，是因为战国时期诸国纷争，兼并战争不断，战争的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些饱读诗书的人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作用极其重要，这是一个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段时期虽然倡导暴力，时兴大鱼吃小鱼的适者生存原则。

但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差异很大，弱小的国家为了夹缝中求生存只能依靠过人的谋略和计策来维持。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大批读过书的没落的贵族阶级开始在各国之间游说，促使这些国君接受自己的治国学说，如果自己的学说能够付诸现实并且获得成功，这些说客们也会获得极高的荣耀。

士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个人的磨难和挫折，比如孙膑被割去髌骨，苏秦向秦国推行思想也遭受了挫折，孔子周游列国之时鲜有国君接受他的思想等等。

苏秦、张仪等等就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代表人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始成熟于战国时期的“士”在中国历史中一开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存在的，这些士与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荣辱与共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还比较独特，和普通的利益交换不同，在统治者通过学说获得实际利益后，这些士也被纳入了统治阶级的体系之中，只不过他们并不能真正意义上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主体，在这个阶级中也只是沿袭了他们之前的工作和事业。

对于士们来说，最大的好处是有了稳定的工作，同时也可以施展抱负，这就为士们建立自身的行事传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些“士”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到西汉时期成为了士大夫阶层，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影响了此后几千年中国士大夫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士人一开始就与政治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吕陈群先生在《中国文化体制与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写道：

“一般来说，古代的“士”或“士大夫”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附属于政治，安身立命的也是政治，在位时可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不在位则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

西汉时期形成了士大夫传统后，士的价值被承认，地位被确立，有道是：

士、农、工、商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几个阶层，士被尊为第一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士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何等紧密。

进入了正统轨道的士此后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一直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缺乏广泛的商业联系，这些士在四处奔走呼喊，推广思想的同时，客观上承担了联系起全国各地的作用。

马克思精辟地论述过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

他说：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所以各小农之间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

正是因为小农经济有着自我封闭性和短视性的特点，所以士的作用才显得日益重要。

有一本名为《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的书，对于这种现象作了解释：

由于士主要来自地主阶级，优越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悠闲的条件，使他们可以从小饱读诗书，熟悉儒家经典，游览名山大川，千里迢迢求助于名师，或在深山书院苦读，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

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着一种结构简单的社会形态，士的存在为农业社会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也正是由于这些经历，士阶级形成了自身的性格特征，比如品格坚毅、忧国忧民、有现实悲悯的情怀。

2、简介历代人才考察制度

在考察士的演化过程中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士这个阶级归根到底是知识阶级，他们的命运与政治有关，战国时期以后，政治在士身上最大的体现就是人才选拔制度，汉朝实行的是察举制和举孝廉，察举制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地方权力最大的长官对辖区内进行考察选取人才并上报中央，举孝廉规定每二十万户人家之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

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

曹操就是举孝廉出身。

但是这两种人才选拔制度都存在较大的缺陷，比如太过于主观和片面，时间久了地方官员有徇私舞弊的机会，举孝廉有时候推举出来的还是道貌岸然之徒，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缺乏一种标准化的选拨方式。

在乱世，学历文凭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强，可以以能力来论高低，譬如萧何在辅佐刘邦之前只是一个狱吏，但在治世，尤其是在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大一统国家，一定要有一种制度化的选拔人才的方式。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

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

于是造成三百年之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用俗话来说就是做官可以世袭，考察人才的时候家世和背景才是最重要的。

钱穆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文有这样的论述，“门第逼狭窄了人的胸襟，一面使其脱离社会，觉得自己在社会上占了特殊地位，一面又使其看轻政府，觉得国运不如家运重要，此种风气在东晋南朝尤为显著。

”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九品中正制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才，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考试制度正式诞生了。

科举考试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人才流动的障碍，取消了门第之见，只注重真才实学，这种人才选拨制度真正适应了封建社会的需要，也解决长期以来人才选拨的问题。

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唐朝以降直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科举一直稳定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标准的人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至今也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

当人才选拔制度有了革命性的巨变之后，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构成，战国时期的士最早是由读过书的没落贵族产生，科举之后，人才流动一潭死水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量的平民子弟进入了国家的管理层面，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良性和健康的人才发展轨道。

《论语》中“学而优则仕”的设想终于实现了，而士的内在层面上更多是和读书产生了联系，所以隋朝以后，“士”已经等同于书生，读书人，此时的士已经被纳入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化的选择轨道，因而他们身上所携带的那种先秦时期的气质也有所改变。

3、“士”的精神性格

北宋之后，科举考试制度健全，门第已经不存在，因而封建社会下“士”的传统也被逐步建立起来，读书已经和取得功名利禄紧密相连，并且逐步明晰，宋真宗更是直白，写出了《励学篇》

 《励学篇》宋真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从此诗可以看出，科举考试的功利性显露无疑。

我个人认为，在魏晋以前的士，还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他们的功利性是建立在生存之上的，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游说各国的君主使自己的学说得以传播，功名利禄并非最终的目的。

此时的士目的变换为“黄金屋”和“颜如玉”，此后的一千年时间，科举考试强化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使得读书做官成了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客观来看，科举考试软化了士的思想，但是确实强化了封建统治，因而是那个时代最适合中国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

虽然科举考试强化了士的官本位思想，但是仍旧主宰着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且长盛不衰，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科举制度能够长期持续下去？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意识和思想的统治作用，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中国主流思想，并且成为社会的根基，儒家思想对个人道德的匡正在无形中影响了士阶层，他们的行为大体都是在儒家规范之内的，并且官本位思想在事实上也迎合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在1971年的一次题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的演讲中说道：

“中国的儒家的道统本身是一强力的规范系统，它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最高的理想形象，也构成了知识分子批判的自由的极限，两千多年来，中国出过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伟大知识分子之表现多在于以道统批判政统，或可以说在于对道统之障护与凸显。

”金耀基先生的这番叙述厘清了两个关于士的问题，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儒家思想与官本位之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就是儒家思想对于士阶层的批判精神的影响，正是由于士阶层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的规范中，他们对于儒家思想本身的缺点和糟粕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批判，这也就造成了批判的片面性，但是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突破这种局限并非易事。

说到儒家道统对士阶层的影响，还要提及一个所谓“皮毛理论”的问题，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在《“皮毛理论”与知识分子》一文中介绍了这个理论：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只是一个阶层，在进入社会实践中它必须也必然像“毛”一样，要依附到某张“皮”——阶级之上，或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

事实上，士阶层也的确符合这个属性，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商业水平极端低下的条件下，也没有确实的物质条件来支持他们的人格独立和批判意识。

但是有个现象比较有趣，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王朝不断更迭，我们通过历史可以看出，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有读书人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些人的作用还相当重要，俗话说：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但是读书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征服世界，也是蛮有意味的。

在中国历代，有几个名士在此略说一二。

比如苏轼，虽然被贬多次，但是没有灰心丧意，反而寄情于山水，放浪形骸，不拘一格，开创了宋词的新意境，提高了宋词的境界；明朝大臣方孝孺坚持自己的立场，至死不为朱棣拟定即位诏书，被灭十族；晚清重臣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时声望达到了顶峰，但是他仍然恪守着自小形成的修身养性的良好习惯，对于家中子弟更是严于要求，今天曾国藩以其家书和家训在现代社会重放光芒，就是他这种平实质朴的书生精神的体现。

这些人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杰出人物，是“士”的优秀代表，在此，我将士的精神特征总结为三个方面：

1、自小受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忠君、爱国贯穿他们思想的始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普遍的心理特征。

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熬出头，强调自身奋斗的重要性，这样的经历让他们恪守自己的做事方式和原则，谨慎地遵循着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不越雷池一步。

2、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科举制度后，大量平民子弟进入士阶层，他们出身微寒，对黎民社稷感受深切，对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充满忧虑和期冀，这也是儒家思想赋予他们的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

3、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涵养，注重培养高雅的道德情操，将精神生活与自我理想紧密相连，忠实完整地继承传统文化，并且身体力行。

一旦遭遇重大的、原则性的人生选择，往往会遵循自己多年来奉行的处世原则。

   关于“士”，中国人民大学的毛佩琦教授在一篇名为《国家呼唤书生》的文章中总结得非常到位：

士人——知识分子，在每次大变革中活跃的身影。

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维新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