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蒋介石借刀杀人 用西北马家军铲除军阀孙殿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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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趣谈蒋介石借刀杀人用西北马家军铲除军阀孙殿英

蒋介石借刀杀人用西北马家军铲除军阀孙殿英

导语：

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事件持续时间并不长，自1933年5月孙殿英提出“西撤”之请到1934年3月“彻底解决”，前后不到一年

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事件持续时间并不长，自1933年5月孙殿英提出“西撤”之请到1934年3月“彻底解决”，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但由于此事件与“新疆事变”“察省事变”“闽变”等事件错杂因应，又处于国民党围剿中共的特殊时期，孙殿英及国民党重要军政人物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冯玉祥、傅作义、马鸿逵、马麟等均牵涉其中，各有打算，致使该事件的发生及解决无不充斥着政治权谋之运用。

可见对此事件的廓清，对研究30年代国民党政治史、派系斗争史、西北地方史等均很重要，并对深入研究“察省事变”“闽变”等重要事件不无裨益。

对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已有学者投以关注，但由于受资料所限，难免有疏漏、偏颇或不实之处。

鉴于此，本文拟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结合“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和《民国档案》刊布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对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进行重新考辨。

一、“远离漩涡”：

屯垦之议的提出

屯垦之议的提出问题，是准确认识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的前提。

谁提出？

为什么提出？

关系到对该事件性质的探讨。

学界对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的最初认识，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姚钧和王剑萍的两篇回忆性记述。

对屯垦之议系谁提出，均未有详细交代，只是笼统讲是“奉命”。

杨效平在《马步芳家族的兴衰》一书中，提出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冯玉样在下野通电中提出善后办法六条中，建议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

蒋介石为了促使杂牌军互相消灭，便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

90年代初，张嘉选发表《卅年代宁夏“四马拒孙”历史真相刍议》一文，在对战争责任谁属的问题探讨中，认为：

“孙氏任青西屯垦督办是'国府'之'特派'，决非他本人之所欲，更不是自封”，“中央委任孙为青西屯垦督办是件猝然之事，恐连孙殿英本人也始料未及。

孙部之所以即行开拔，实在是军令如山倒。

”沈社荣等在《孙殿英屯垦青海问题再认识》一文中，也有“1933年6月下旬，正当冯玉祥察绥抗日同盟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之时，国民政府忽然委任身拥重兵、驻在平绥路上的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语。

随着《民国档案》在1994年第4期和1995年第1期连续刊载《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和《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从档案上丰富了对此事件的认识。

于是学人对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有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刘东社由此提出屯垦之议是由孙殿英自己提出的，“早在6月初，处于骑墙中的孙殿英便已萌生了远避是非、抽身事外的念头，于是私下活动欲赴西北另觅出路。

6月8日，孙致鲁雨亭并转呈行政院长汪精卫电称：

'刻函欲远离漩涡，移屯边荒'，表示'愿率所部移屯陕北、绥西边荒……伏乞转陈委员长俯成职志。

'”

那么，屯垦之议到底是谁提出的呢？

从蒋介石档案中，可见的最早提及孙殿英屯垦事件的是王章发给蒋的电报。

1933年5月30日，蒋介石接到王章电报，称：

“孙总指挥语意拥护中央，尔后决不参加任何内衅，此予每次谈话均有确切表示，而此次当冯玉祥先生通电未发表前，惟恐起各方误会，即有要求何部长准本人暂去天津，以避免与冯先生之接触，及冯先生通电既发表以后，乃迅派韩处长麟符去平谒何部长解释，并为坚绝表示拥护中央起见，要求将所部调回原防或西部包头一带，与冯先生隔离，而释各方之嫌生，由以上情上观察，可见孙总指挥不再参加内争，拥护中央之坚绝意志。

”此电文实际上是与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之事相因应。

冯在26日日记中，记有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队情况：

“佟（麟阁）之两师，吉（鸿昌）之两师，冯占海一万，方振武二万，孙殿英三万，邓文一万，张砺生、黄显声、张××（原文如此）。

”无疑，孙之部队是重要组成。

而孙的态度在王章电文中似可透出端倪，其欲“西调”以“避嫌”之意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细翻冯玉祥日记，冯曾在5月9日日记中记有：

“孙殿英来电，不可开张云云，盖不可有如何组织也。

”可见孙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之事态度有所保留。

在得知冯玉祥委任十五个总指挥、孙为第二路时，立请蒋伯诚致电蒋，表示：

“魁元对此事，事前绝不知情，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何忍同室操戈，在昔因马兰谷谭某之事，国人目我为匪，中央视我为叛逆，所以自辟途径，常走极端，近因努力抗日，国人嘉誉非常，中央倚重方殷，已入光明之途，何能丧心病狂，自损身价，务恳转电蒋公代为剖白，魁元拥护中央，誓无他意，请勿远念为祷。

”后又亲发电报给蒋辟谣。

31日，蒋接到戴笠电，称：

“顷接北平郑介民同志艳亥电称，孙殿英对冯之反抗中央行动决不参加，孙已派韩麟符来平向何部长陈明矣，孙于接冯之通电即大骂冯不明大义，拟藉病离赤城，并请分会将其部调他，以息逆谋等情。

”再次提及孙欲“他调”之请。

6月4日，蒋接到黄郛来电，称：

“前在敬之处阅及孙殿英来电，略谓血战归来，决不再加入内战，即使全部被解散，亦所不惜等语。

此电二种看法：

（1）表示不与冯合作;

（2）表示不打冯，对冯守善意的中立态度。

因思北友中潘复、程克二人与孙交好，当即设法运用。

前孙派代表持函来见，据其代表口头表示，谓孙志在屯田，一因自知学识不足以任他事，二因所部士卒若不为之安顿，殊难善后，故愿在边地屯垦效力，倘中央能予以屯垦督办或屯田专使等名义，彼必感激知奋云云，今后究应如何应付，乞酌示尊意，藉资参考为幸。

”

6月8日，孙殿英致鲁雨亭电：

“鲁雨亭弟：

转呈院长汪钧鉴：

此次察变，谨遵指示办理，刻函欲远离漩涡，移屯边荒。

况战事结束，大军云屯，非切实缩编，实不足以差其后。

职意我国兵士素乏专技，一离兵籍，即成匪寇，已往事实昭昭具在，与其裁而遗祸于社会，不如留而兴利于国家，屯垦实边实为上策。

职不敏，愿率所部移屯陕北、绥西边荒，以为之倡。

伏乞转陈蒋委员长俯成职志，则数万之众将永能自食其力，以图生产，且西北边区辽阔，容量至宏，如能调军队屯戍以充实之，亦谋国之要图。

谨供愚忱，伏乞垂鉴，益盼电示。

”

以上观之，屯垦之议提出系孙自提，直接目的在于与察事廓清关系，以“远避漩涡”。

而实际上，孙亦深知所部在察事中的重要地位，借此机会提出屯垦之议，中央不得不详加考虑，以实现其率部退入西北，即可避免暴露于与日军抗战的前线，又可避免中央对其部队的缩编，保存实力。

况且，西北地广人稀，并非中央军势力所及，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蒋对孙嫌隙已久，此次屯垦之议的提出，系透过何应钦等政要辗转向蒋提出，并力表拥护中央，不启内衅的决心。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孙提议屯垦之地尚为陕北、绥西等地，而非青海。

何应钦曾为此致电阎锡山，询问“可否将绥西之佘太、五原、临河三县划予孙屯垦”，阎以“晋绥军因饷需支绌，不得已屯垦绥西，正患兵多地少，再添队伍实属无地可容，至孙军协饷原系摊自民间，早已精疲力竭，自孙军开拔后，各县人民以民穷财尽，屡次来省请愿已停摊两月矣，承示各节，实属无法应命”，“复电拒绝”，并称此是“易祸察而祸绥，变日祸为俄祸”。

李服膺在对孙代表徐理中询问中有“向口外移动较为妥当”的建议。

至此，才有屯垦青海之议。

二、“以邻为壑”：

屯垦之命的出台

如前所述，学人因对屯垦之议的提出问题存有争议，所以对该事件性质亦有争论。

如姚钧称：

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意，“既以削弱冯玉祥在察北号召抗日的实力，同时亦借以消灭西北地区的非嫡系部队，以统一军权。

”杨效平称：

“这场拒孙之战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一次以消灭异己为目的的不义之战。

”王剑萍认为：

“蒋之用意：

一是削弱冯玉祥在察北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是引起马步芳与孙殿英的矛盾，待两虎相斗，两败俱伤时，乘机遣兵，一举全歼。

”郭绪印认为：

“蒋任命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

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一箭三雕，

（1）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联合;

（2）可调动马氏打击孙军;（3）可在孙马之战中，削弱西北诸马，最终使各方俱伤。

”高屹提出：

“为了消灭'西北马'，蒋介石在与'西北马'武力冲突和地盘争夺的同时，还安排和挑唆了'孙马大战'等地方实力派间的争斗。

”沈社荣、郭迎春认为：

“国民政府发布这一命令，除离间孙冯关系外，还迎合了当时'化兵为工'和'开发西北'的思潮，并试图以武力进入西北来试探回族军阀。

”《宁夏通史》中亦有：

“蒋介石此举一来可以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来可借孙殿英之力节制宁夏马氏家族的势力。

”

综观以上论著，学人极欲解答蒋在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中的角色问题，但受资料所限，大多为猜测性结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从孙殿英屯垦之议的提出到任命的发表之间，蒋都有怎样的态度？

1933年5月15日，蒋致电陈济棠：

“昨据张家口确报，某处共产分子出入往还者日多，而同时派人赴津，与日某要人勾结。

欲联合汤玉麟、冯占海、刘桂堂、孙殿英、方振武各部。

根据察绥反对中央，与港沪方面之政客，互相呼应，以实行其倒蒋和日之工作者，酝酿甚急，信使不绝，未审兄处亦略有所闻否？

”并感概：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5月28日，收到刘健群电报，称：

“现孙魁元在观望中，宜拉拢之，使之不为冯用，使冯无能为矣。

”后又接蒋伯诚电，称：

“孙殿英派代表对职表示绝对服从钧座，如冯通电有孙名时，可以通电否认。

”可以想见，蒋在30日接到王章电文后，立即批复“当转何部长核办”，并要求何应钦对“孙部要求西撤包头”要“详加考虑”时，对孙殿英该如何处置，尚未有定议。

6月5日，蒋曾致电黄郛商议如何处置冯、方事时，提出：

“孙殿英屯田地点，意在何处，春间方振武亦有五原屯垦之要求，彼辈似均注意在此，有无特殊背景，若为安顿部下，名实相符，且有具体可行之计划，则亦未始不可商洽也。

”对孙的屯垦之议仍有顾虑。

《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国民党内各派反对对日妥协益烈，国民党政局受到各方冲击，此时如何解决察变，关系重大。

按蒋语：

“此事若不早为之所，彼冯、方、孙（殿英）各部，日事兼并，则察张（察哈尔张北）之沦入日伪，益不可救矣。

”所以决定取断然处置之法，于6月10日致电何应钦，称：

“塞北现状，因日人异常重视，更应立即采取断然之处置，盼即断行，勿稍游移”，“倘再徘徊瞻顾，则牵动更广，困难益多，必贻噬脐莫及之悔，唯兄毅然行之。

”又电蒋伯诚曰：

“冯方如能彻底解决，则孙部移垦绥西，自属无妨，惟孙函要求西移屯垦，与解决当前问题同时颁发，恕彼之率部西移，实欲为冯之掩护，使之迁地为良耳。

请与敬之、膺白两兄妥筹应付，可暂安其心而允其请。

惟必须俟其协力解决塞北，乃可明令西移也。

”

6月11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否认“勾结日本”、“联俄投共”，北平军分会以冯既表明态度，即邀宋哲元、庞炳勋拟定具体办法，由张吉墉、雷季尚代表赴张垣晤冯，面商一切。

6月15日，宋哲元代表张吉墉及冯玉祥代表雷季尚返平晤宋覆命，“宋对冯意见颇表满意，经宋等一度商谈，对冯所提办法，附加意见后，即由熊（斌）转达何应钦，何当晚即急电中央及蒋”，蒋电复何称：

“孙军屯垦青海，巩固边防，极赞同，请即征孙同意，明令发表。

”

需要澄清的是，6月15日，冯玉祥致电宋哲元允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名义，并提出具体意见七项，其中一项即为：

“孙殿英转战千里，功不可没，以之开发西北，定当于国有裨，望早促成。

”因此通电在《国闻周报》《大公报》等均有报道，学人杨效平和张嘉选等据此均认为孙殿英屯垦之议，是由冯玉祥提出，蒋最终采纳的。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蒋早在冯提出此议之前即有对孙殿英要求屯垦之议的考虑，5月30日，蒋在王章来电上批复要对“孙部要求西撤包头”“详加考虑”;其次，对冯此议的真实意图，是旨在保留孙的部队，以有策应？

抑或保全自己，不受孙部攻击？

还需进一步分析。

冯玉祥曾在6月6日日记中记有：

“孙殿英之两条，一为占领张家口，一为调离铁道线。

然他是要占领张家口的，土匪还能讲义气？

还能共患难？

未之有也。

”可见冯对孙已生怨愤，并对孙表示不信任。

与此同时，阎锡山于6月13日收到李服膺电报，称孙殿英派代表来：

“称中央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