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第一人才翁文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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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第一人才翁文灏

“当代第一人才”翁文灏

1920年12月16日，甘肃六盘¨J地区。

山崩地裂，黑水上涌，房屋坍塌，人畜倒毙。

一场里氏8.5级的特大地震将方圆数百里的几个县城夷为平地。

遇难同胞多达23万余人。

山遥路远，救援迟迟不到；伤亡惨重，灾民呼天抢地。

四个多月后，一些西装革履的政府人士出现在灾区。

他们来自北京，在路上颠簸了三个多月，坐过火车，也乘过骡马。

他们克服饮食恶劣、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的困难，坚持走完全程，将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了下来。

后来，著名地质学家李善邦（1902～1980年）这样评价此次行程：

“这是我国地质学家第一次科学地进行地震调查，与历史上大地震发生后，朝廷派钦差大臣到现场抚慰，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行人马的领路人，就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

甘肃之行——开拓地震学研究

翁文灏（1889—1971年）生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的一个官宦人家。

13岁考中秀才，17岁考进上海震旦书院，两年后通过浙江省官费留学考试，到比利时鲁汶大学深造地质学。

1912年，他的《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以独创思维和丰富取材，填补了比利时地质学岩浆岩研究空白，他也被破格授予博上学位。

于是，翁文灏带着中国近代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的殊荣衣锦还乡。

甘肃大地震发生之际，他正在丁文江等人创办的地质调查所供职。

甘肃之行，不是翁文灏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

早在1917年初，安徽霍山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时，他就组织印制调查表寄往灾区搜集震情信息，还派人深入极震区做现场调查。

综合各方面搜集的材料，地质调查所绘制出两次地震的等震线图，标出了烈度和断层。

这两幅图成为中国地质学家首次绘制的等震线图。

甘肃之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首次由政府组织、历时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地震现场科学调查，而且是翁文灏首次带队亲临震区一线调查。

调查团一共6人，分别来自北洋政府农商部、内务部、教育部。

他们白天分成三组分头调查，晚上就在帐篷的行军床上整理白天所获的资料。

调查持续了整整四个月，走遍了静宁、会宁、固原、海原、平凉、天水等各个受灾州县。

在分析比较各种文字和图片材料后，翁文灏提交了两份报告一《调查甘肃地震意见书》和《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

他认为，甘肃大地震之所以死亡人数众多，主要是由震区特殊的地质构造和民居造成的。

这里是黄土高原西端，黄土厚重，土质疏松。

民居多为土窑、土屋，“蜂聚山腰”。

一有震感，房屋极易倒塌。

只有“改良建筑实为减轻震灾之唯一方法”。

他建议民居的选址应远离高山深谷，以平原为宜；民居应以木柱木梁贯连构架，并按照城镇街区样式，使房屋之间彼此依靠，增强抗震能力；宣传窑居的危险，促进窑居者量力改良。

他发现，甘肃震区“率皆童山，土质无所附粘，干而愈松。

倘能广植森林，则绿荫遍护，润及土壤，根柢盘旋，亦能阻其碎散”。

故而，他把植树造林视为减轻震害的首要对策。

这两份调查报告得到了当局的重视。

1922年11月，因“办理震灾异常出力”，翁文灏被北洋政府授予“二等嘉禾章”。

甘肃之行原本只是一次政府交办的任务，但它意外地开启了翁文灏探寻地震科学规律的研究之路。

由甘肃大地震切入，翁文灏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搜罗到夏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有可靠记载的地震3500多次，并断定地震分布区与当地地质构造有必然联系。

因此，他提出了全国有16个地震带的观点。

随后，他又分析了历史上甘肃地震的发生频率，对1920年甘肃大地震的余震进行了分类研究。

他深感甘肃地震之频、震级之大、烈度之高、死人之多，都是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因此，研究甘肃地震具有世界意义。

然而，搞清甘肃地震的真正成因，仍是一个世界难题。

渐渐地，翁文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地震研究体系。

1924年，他出版了一本科普著作《地震》，明确提出地震导致房屋倒塌的六种情况，以及防震减灾的七条建议。

1930年9月，位于北京郊区的鹫峰地震台在翁文灏的一手操办下投入使用，这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自己建造、自我管理的测震台，而且成为翁文灏培养地震观测人才的基地。

近代中国的地震科学，在他的努力下初具规模。

中苏石油谈判——推动西北开发的创举

甘肃之行给翁文灏带来的，不只是地震研究的兴趣，还有对西北矿产的探索。

早在1919年，他在《中国矿产志略》中指出，“侏罗纪之后，中国陆地业已巩固，所有内湖、浅海亦复蒸发、干涸，而膏、盐、油矿亦于是焉成”，并做出判断：

陕西含油的侏罗纪地层从渭北向西延伸，过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

他梦想着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这一大胆判断。

1921年8月，甘肃地震现场调查告一段落，翁文灏立即派谢家荣西出嘉峪关，专程调查玉门地区的石油地质。

几个月后，谢家荣提交的《甘肃玉门石油报告》用事实印证了翁文灏大胆判断的科学性。

其后，翁文灏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中国矿业纪要》、《开发西北矿业计划》、《煤铁石油调查研究计划》等报告，确认玉门及新疆地区的石油工业价值和开采石油的可行性，呼吁对这一地区的石油矿产进行调查，尽快引进国内企业投资开采。

然而，在抗战爆发以前，应者寥寥。

抗战的爆发和扩大，使国内能源需求大幅增长。

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开发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8年，面对中国石油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严峻现实，履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再次提出，必须“有一部分自己供给的能力”，实现“战时足以自存，平时更能发展”。

他关注的目光不仅停留在玉门油田，更落在了新疆独山子油矿。

然而，开发新疆石油的难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新疆军阀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一直是貌合神离，表面归顺，实则独立。

盛世才更是大打苏联牌，利用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统一”对抗。

1936年，盛世才与苏联合作成立了独山子炼油厂，中方管行政，苏方管技术。

不过，这个合作没有文本协议，只有口头承诺。

即便如此，国民政府插手新疆石油，谈何容易?

但情况很快就有了转机。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战争之初陷入困境。

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反苏亲蒋。

独山子油田成了他取悦于蒋介石的见面礼。

盛世才的如意算盘是，请蒋介石出面接管独山子油田，要么引发蒋苏交恶，要么由蒋赶走苏联势力，无论如何，他都可以渔翁得利；而蒋介石也希望借盛世才反苏之机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将新疆完全统一到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达到“收复新疆主权”的目的。

带着这样的使命，翁文灏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率团前去接洽。

翁文灏仔细了解新疆石油的勘探开发情况，认真审核苏联政府向盛世才提出的合办独山子油矿的协议草案，明确提出了多项谈判要点，尤其强调中方股东必须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而非新疆省政府。

合办独山子油矿外股不得超过

49％，合办期限不得超过10年。

此外，在赴新疆的几次实地考察中，翁文灏记录了该油田的地质状况、油井分布、原油生产、炼油、销售、职员成分等内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史料；弄清了该炼油厂现有资产估价，为双方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2年10月起，中苏双方先后举行了四轮会谈。

翁文灏是中方谈判的主要发言人，多次据理力争。

然而，中苏双方在股份比例、领导权归属、用地计价与否、适用法律等四个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谈判最终破裂。

1943年5月17日，苏联方面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准备将独山子油矿设备拆运回国，终止独山子油田合办事宜。

翁文灏明白，一旦苏联在拆除油井套管时不填水泥，将导致地下水涌入油层，破坏油田。

翁文灏一面表达了对苏方的决定“殊深诧异”，一面寻求外交途径请苏联政府允许中方赎买独山子油矿设备，以支持中国抗战。

经过翁文灏的奔走斡旋，苏联方面同意以201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独山子苏方设备，后来因急于抽身，售价降至170万美元。

1944年3月，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决定，独山子油田由全国唯一的石油生产管理机构——甘肃油矿局接办，成立新疆乌苏油矿，并恢复生产，自主经营，成为西北开发的突出成就。

“入中枢”，“救国家”——官场“好人”的仕途沉浮

1932年11月，南京三元巷2号，一幢没有挂牌、毫不起眼的小楼。

翁文灏西装革履，拎着皮包，不声不响，疾步走进。

从这天起，他不再是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而是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担任秘书长。

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蒋介石。

这个机构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其工作内容和人事任免一律保密，其经费不从财政部支取，而是来自蒋介石本人的秘密经费。

委员不用坐班，不用开会，每月还奉送200元研究费。

几十名专家学者投身其中，不乏“海归”、“名士”、金融家、实业家、科学家和大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陶孟和等。

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智囊机构，是蒋介石团结和笼络党外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的重要工具。

三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主管机关。

翁文灏担任资源委员会主任。

到1948年初，资源委员会经办了电力、煤炭、石油、钢铁、金属矿、电工、化工等工业门类，附属单位多达387家，员工22万多人，遍布全国。

翁文灏的权力看起来够大。

不过，就在资源委员会成立的最初几年，翁文灏似乎被架空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与翁文灏一样，江苏人钱昌照早年也留学欧洲。

只不过，翁学地质，钱学经济。

满腹经纶的钱昌照回国之后，由于攀上蒋介石亲信黄郛的小姨子沈性元为妻，很快就得到蒋的赏识，并成为后者的秘书。

1932年起，钱昌照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位居翁文灏之下。

一开始，翁文灏对当官是不感兴趣的，他更喜欢待在北平做地质研究，连南京都懒得去。

这种状态使钱昌照得以大权独揽。

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的具体工作都是钱张罗的，大部分官员也都是钱提拔的。

等到抗战爆发，翁文灏打算真正抓工作时才忽然发觉自己不过是个光杆司令，没有实权。

一个是蒋介石委任的一把手，一个是资源委员会的实际操办者，翁和钱互不服气。

翁钱之间的领导权之争，令他们的下属无所适从，因为二人的办事风格差异很大。

翁不苟言笑，做事严谨，“书生气十足”，甚至每天早上都会给迟到的下属桌子上留个字条：

“翁文灏到，八点正”。

而钱昌照办事更有气魄，更不拘小节。

表面上的资源委员会领导权之争，背后却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背景。

尽管钱昌照当过蒋介石的秘书，但他跟宋子文的关系出奇地好，甚至在重庆的时候，钱昌照办公室对面就是宋公馆怡园。

每天早上钱都会到宋家用早餐，顺便交流沟通。

宋直接把钱称作“CC”，钱也称宋为“TV，”（其英译名缩写）。

怀着工业救国理想回国从政的钱昌照，打心眼里就想依靠一个掌管全国财权的大人物，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只有孔祥熙和宋子文。

钱昌照觉得孔祥熙太“土”，宋子文“洋气”一些，自然选择依靠后者。

翁文灏则是把蒋介石看作不同于北洋军阀的“革命领袖”，加之蒋曾派人抢救遭车祸受伤的翁文灏，使后者决意知恩图报。

同时，蒋也需要一个操守好又懂行的名士入仕，不仅点缀官场，更要制衡让他越发不放心的钱昌照。

管好资源委员会这个肥缺，翁文灏成了他的最佳人选。

正因如此，钱需要依赖翁取得蒋的信任，翁需要钱的帮助来笼络资源委员会的官员。

双方的相互指责仅限于书信往来，见了面依旧谈笑风生。

在资源委员会的十几年，翁文灏和钱昌照一直共事，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工业救国。

他们有共同的途径，那就是建立“好人政府”，即由开明的领导者和杰出的官僚精英共事的机构。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讲，他们认为社会进步取决于社会精英，即“好人”。

翁文灏自诩为“好人”，钱昌照也被视为“好人”。

同样是秉承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思想，相比于钱昌照搞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思路，翁文灏“以农立国、以工建国、平衡发展、折中取法”的经济主张更贴近当时国情，在抗战期间也得到了一定推广。

资源委员会下属工业企业从战前的16家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25家，完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培养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经济工作。

他主张“要防止大官想当大资本家，要防止大资本家想当官”，期待公私企业都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规范的公司取代衙门化的管理。

然而，资源委员会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还是有颇多争议的。

特别是摧毁私人资本，壮大官僚资本的做法，很值得商榷。

毕竟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有28％的下属企业亏损，还有25％的企业盈利低于5％。

这样的结果至少说明，翁文灏的“好人政府”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1947年，钱昌照辞职并于次年出国考察，而翁文灏的仕途并没有终结。

次年6月，“向无贪污之名”、没有派系背景、行政经验丰富的翁文灏乱中取胜，被蒋介石提名为行政院长，其“好人政府”的政治实践达到顶点。

不过，这种牺牲民主政治，维护独裁统治的做法，使所谓的“好人政府”难以名副其实。

面对内战失利、物价飙涨、金融崩盘的严峻形势，翁文灏束手无策。

他主持了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企图稳定金融经济秩序。

然而，没有信用基础的金圆券迅速贬值，比法币更甚。

11月，翁文灏被迫辞职，他的所谓“好人政府”彻底破产。

翁文灏曾经名列新华社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中，晃荡两年之后回到新中国，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他的心思依旧在地质上，直至去世。

他对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以“燕山运动”命名的地壳运动学说的创立、《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华民国分省新图》的编纂等工作都有巨大贡献。

近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曾说过：

“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极好的反证。

”的确，对于中国近代的地质研究和石油勘探而言，翁文灏的确是“好人”，是“当代第一人才”。

这是他留给今人最好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