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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景观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张海
【英文标题】ArcheologyofLandscape:
Theory,MethodandPractice
【作者简介】张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要题】考古学研究
景观（Landscape）是西方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十分常见的概念，尽管不同研究者和不同的学术传统对景观的理解和解释千差万别，但考古学研究景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现象学和解释学等哲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渗透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大量新技术手段的推广应用，景观考古学（LandscapeArchaeology）从理论方法到实践应用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考古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也开始关心景观的概念，景观考古学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类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的文献中。
然而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究竟什么是景观？
如何理解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景观考古学？
景观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有何借鉴之处？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即是对西方考古学文献中的景观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系统整理和讨论。
一、景观的概念及其演变
在西方文化中，景观是一个近代以来才兴起的概念，曾与艺术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角度反复理解的复杂概念。
景观概念的缘起：
英文里的景观一词源自荷兰语，最初指的是绘画中的一种特殊的构图方式，即采用线性透视方式构图的风景画（Olwig1993:
318）。
有研究者指出，从17世纪开始发展成熟起来的景观风景画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这种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土地风物进行透视描绘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土地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土地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测量、分割、买卖和租赁，而景观风景画则直接从视觉上反映了人们是如何观察、理解、评估和转换置身其中的土地的价值，比如对田园农牧生活、乡村异域风情等的描绘（Cosgrove1984:
27）。
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非熟悉景观的理解、阐释和重建，成为庭院、园林等景观设计的思想内容（Hirsch1995:
2）。
地理学和生态学中的景观概念：
19世纪初，景观一词率先被德国地理学和植物学家洪堡德（A.vonHunboldt）引入到地理学的研究中（NavehandLieberman1984:
356）。
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景观的概念在地理学中逐步得到系统的阐释和广泛的应用，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和核心。
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德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帕萨格（S.Passarge）、奥托施吕特尔（OttoSchluter），美国的索尔（C.Sauer）和前苏联的贝尔格（Л．C.Bepr）。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景观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景观是客观存在于地表，并具有一定结构的地理区域的综合体。
这个综合体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是地表可见地理现象的综合，其中包括了所有的自然（地理圈、生物圈）与文化（人类活动）的格局和过程；第二是限定性的区域，景观成了用来描述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最小单位（肖笃宁等2003）。
事实上，景观在地理学中最大的贡献是与生态学的结合而促成了景观生态学的诞生和发展。
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特洛尔（C.Troll）于1939年提出，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
早期景观生态学关注的是区域地理学和植物学的结合，服务于土地的利用规划和决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景观生态学在全球尤其是北美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景观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前沿学科。
如前所述，景观是一个限定性的区域，在自然等级系统中比生态系统高一等级，而景观生态学是以整个景观为研究对象，关注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的空间结构，并强调这种空间结构的异质性特征（spatialheterogeneity）及其维持和发展。
景观生态学在景观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理念的支持下研究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和动态变化，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大区域生物种群的保护、环境资源的管理以及人类对景观及其构成的影响等等。
重要的一点是，在景观这个层次上，基础性、低层次的生态学研究可以得到有效的综合，从而为多学科交叉的生态学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平台。
近年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统计分析等新技术手段大量应用到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中，使其迅速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热门学科（肖笃宁等2003）。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景观概念与地理学和生态学相比，景观的概念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则更加趋向于人本主义。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地理学家索尔就将文化景观从自然景观中划分出来，强调了景观概念中的人类文化行为（Sauer1925）。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加达默尔（H.G.Gadamer）的解释学和布迪厄（P.Bourdieu）的实践理论使得景观的概念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发展。
这些新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推翻传统的景观概念中景观作为客体和世界图像（worldimage）而人类作为外部世界观察者的主客对立，从而强调了人类参与（humaninvolvement）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景观作为人类社会文化载体的结构性特征（Hirsch1995）。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景观的概念在两个方向得到了新的诠释：
第一，景观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即人类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文化认知。
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视觉景象（vision），而人类观察外部世界的认知活动通过重复性的社会实践而被结构化和概念化，从而赋予了其符号和象征的意义（Morphy1995），比如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
第二，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载体。
这个意义上的景观概念的核心是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
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它要通过人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活动而被赋予意义，从而转化为地点这个社会文化概念，而景观研究则正是对这种转化方式和转化过程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被定义为地球表面联系一系列相关人类活动地点的空间网络关系（Thomas2001:
173）。
因此，Ucko认为，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景观，景观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构成，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景观结构（Ucko1994:
18－19）。
总之，景观是一个复杂且应用广泛的概念，除了上述学科之外，在经济学、建筑学、旅游学、文化遗产管理等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的阐释和应用。
如前所述，艺术家将景观看作是表现与再现自然风景的创作对象；地理学家将景观看作是综合自然地理区域；生态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把景观看作是社会关系网络。
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将景观定义为社会经济构成的空间体系，建筑师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将其作为建筑物的背景来处理，旅游学家将景观作为一种资源，而文化遗产管理者则把景观看作是文化遗产构成的整体而加以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同的学科对景观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这些概念都涉及到了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以及人类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关注和研究，也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景观的概念也在考古学研究中得以应用和发展。
二、考古学中的景观概念
考古学对空间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传统的文化史研究还是对聚落形态的考察，空间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然而考古学家所关注空间概念的角度却有着鲜明的差别。
传统的文化史研究中，空间实际上更多倾向于区域性或地域性的差别，空间概念仅仅是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遗存组合的空间分布的差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分析，更谈不上对地表空间构成要素的研究。
空间分析虽然普遍被认为是聚落形态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光直1986），然而长期以来聚落考古中的空间分析却多集中在对遗迹、聚落或遗址本身的分析方面，更多关注的是遗迹的空间结构、不同类型遗迹之间的空间布局、不同聚落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等，但却将对遗迹遗物、聚落遗址等所处的生存环境、景观生态的研究简单地置于环境考古学的范畴中，而缺乏对遗迹之间、聚落之间或遗址之间承载人类活动的复杂地表空间要素的充分关注。
实际上，与聚落形态考古中以遗迹和聚落为核心的空间分析相对应的是对地表遗物的空间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地表空间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在英国的学术传统中，也就是所谓的景观分析。
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在英国Cranborne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PittRivers1887）。
20世纪中后期，在聚落形态考古兴起的同时，一些考古学家也开始反思并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被定义为遗址（sites）的人类活动的“热点区域”（hotspots）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的所谓的“非遗址”考古（sitelessarchaeology）（比如Dunnell1992）、“遗址外”考古（off-sitearchaeology）（比如Foleyr1981）、“分布式”考古（distributionalarchaeology）（比如Ebert1992）的概念以及冠以“景观考古”（landscapearchaeology）为名的研究（比如GosdenandHead1994;YaminandMetheny1996）开始广泛出现。
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对发生在遗址之外的人类活动的思考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
其一是对以聚落遗址为中心的一定人类活动半径内的生计资源的考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catchmentanalysis），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希格斯等人早年的工作（HiggsandVita-Finzi1972）；其二是推动了对遗留于聚落之间人类活动遗存的研究，比如聚落间的土地利用、农田系统、道路网络等等，而这也正是以遗址为核心的传统考古学研究中所忽略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使考古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活动与其所处的土地之间的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了考古学对景观的研究和景观考古学概念的诞生。
最早在理论上对景观考古学产生影响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因此早期考古对景观的研究更关注人地关系。
从人文地理学对景观的理解出发，考古学研究景观的重点在于区域内的人类活动与景观构成和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景观被看作是人类持续性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传统在不同类型的地表地物和空间要素体上的累积性的记录，是我们通往真实过去的有效途径（Daniels1989:
196）。
这些研究多采用区域调查、文献检索、地图测绘和选择性的试掘等方式，力图去揭露景观演变历史的阶段过程（AstonandRowley1974）。
从考古资料的运用上，这种研究更强调对散布于地表的人工遗物的系统考察，因此一些研究者直接将景观考古定义为一种以地表遗物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Bahn1992）。
除了人文地理学之外，生态学概念上的景观也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过去一定历史时期内区域性地貌的复原和地表植被的重建上。
研究手段则依赖于考古发掘或调查取样所获取的古环境和古植物遗存，尤其是对孢粉的研究（比如Godwin1975）。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学研究中的景观概念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景观考古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
在人文地理学和生态学背景下的景观考古主要从人口增减、社会互动、经济资源等方面研究古代景观，更多关注地貌、技术、资源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内容，也就是人类对土地的行为以及土地资源如何促进或是限制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人类如何认识和思考其自身所处的外部生存环境（Benderetal.1997）。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批判过程主义的景观研究的普泛化（generalisation）和其中难以避免的环境决定论倾向的同时转而强调文化象征意义、个体实践活动和社会认知、权力等的结构化过程在景观概念构成中的重要性（Morphy1995:
186－8），从而将景观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从人地关系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角度。
人类生活其中的土地不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自然资源，而是被看作为各种社会表达（socialexpression）的媒介（McAnany1995）。
从这个视角出发开展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将景观看作是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空间载体，并且在个体重复性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被赋予具体的文化意义（Barrett1991:
8）。
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因此景观被看作是一个需要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的情境化（contextual）的概念（Johnston1998:
56）。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将考古学的理论探索从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张海2003:
16）。
同样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基础，后过程主义背景下的景观考古学研究被看成对过去人类社会“在世”（Being-in-the-world）经验的复制和重建（Tilley1994:
12），而这正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对景观考古学的主流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主要手段的空间信息综合分析和应用技术开始广泛应用到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中。
一方面，大量景观考古研究的传统技术方法，如区域调查、地图测绘、孢粉分析、土壤检测等通过GIS技术得以系统地整合，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对景观分析中的诸多空间要素的描述逐步从定性转入到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面，从而大大提高了景观分析的有效性。
总之，理论和方法上的成熟和进步使得景观考古学逐步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三、景观考古学
什么是景观考古学？
综合上文可见，与景观的概念一样，景观考古学与诸多人文和自然学科联系密切，研究内容丰富多样，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定义来概括它复杂的内涵。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广泛的应用领域，是当代考古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回顾学科的发展历史，景观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复杂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均来自其他人文或自然学科，如艺术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因此可以说景观考古学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理论，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随着当代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这一点与聚落考古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景观考古学也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与聚落形态考古等所不同的是，景观并不是古代人类的遗留，概念上它既是一种地表形态，同时更是一种文化观念。
尤其对于后者而言，考古学不能直接研究古代景观。
实际上，景观考古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解释问题的独特视角，一种能够容纳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体，也正因此景观考古学才具有了作为考古学研究分支学科的鲜明特征。
综合前文，景观考古学有如下四个重要特征：
其一，对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的关注和考察是景观考古学的基础。
地表构成的空间结构是一个物理概念，指构成地球表面的各类空间要素的综合，既包括地形地貌、河流山川等自然地物，也包括植被覆盖、土壤矿产等自然资源。
景观概念中的地表构成具有空间异质性的特点，即地表构成要素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不均匀性和复杂性，在生态学上是生态多样性的基础，而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则是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自然基础。
地表空间是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这个概念上的景观可以看作是人类日常活动的载体。
聚落考古在田野操作的层面上有一个“活动面”的概念，被看作是“遗址上承载一个时期内全部人类活动的地面，是一个开放的二维平面”（赵辉1998）。
实际上，如果将这个活动面扩展到遗址外，并考察其表面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与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景观考古学所关心的内容了。
其二，人类的空间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是景观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以人为本是由景观概念的人文主义色彩所决定的。
从研究的内容来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并无差别，都关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不同的是景观考古学以景观为视角开展研究，探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如何依托于复杂的地表空间形态而进行的，以及人类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生存空间并将其纳入到不同的文化结构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考古学与一般意义上的人地关系的研究不同，因为它不仅关注人地关系，更关心人的认知世界和社会关系，关心人地关系的社会化过程。
其三，景观考古学是一种区域性的研究。
景观本身就是一个以区域为定义的概念。
景观考古学虽然与聚落考古学一样都旨在研究古代社会，但所不同的是聚落考古研究的是遗址，而景观考古则同时更关心遗址之外。
遗址是人类定居生活的集中遗留，但人类的活动决不仅局限在固定的聚落点上，聚落之间的联系也非简单的线性几何，而是会受多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聚落形态考古也关心宏观概念上的区域聚落，但实际上多是区域内点的集合，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研究。
一些研究者则更直接将景观考古看作是聚落考古的对立面，指出景观考古与聚落考古之间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点（place）和面（space）上的人类活动的区别（Tuan1977）。
田野实践中，景观考古学更多地依赖于区域系统调查，关注地表遗物分布的空间特征及其与景观背景的空间异质性之间的关系，而通过抽样的方法获取反映区域环境历史特征的样品也是景观考古的重要田野工作之一。
其四，景观考古学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
景观既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从内容和对象上，景观考古学所研究的是一个区域内的地理、生态、资源、社会、经济、文化等的综合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系统的整合，从而形成对特定区域阶段性历史发展的整体认识。
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景观考古学需要广泛借助于地质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动物植物学、社会人类学和心理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制图技术、GIS技术、遥感技术、空间分析技术等多种技术手段，是集多学科、多手段为一体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景观还必须要综合“遗址内（on-site）”与“遗址外（off-site）”的研究（秦岭等2010），既要研究人类活动本身，又要关注人类活动发生的空间背景，是真正意义上点面结合的区域性综合研究。
景观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景观考古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景观的历史演变、景观的复原和景观的社会学研究。
研究景观的历史演变也被称为“景观分析”，主要是通过“回溯式”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地表景观的结构和特征。
这种研究一般首先要以研究区域内当前状态下的景观为基础，寻求景观历史演变的线索。
比如，地貌调查并结合以反映微地貌特征的大比例尺地图测绘。
当然，通过必要的田野考古调查寻找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地表活动的线索才是进行景观回溯的最重要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另外，高时相、高分辨率和高光谱的遥感影像资料的分析也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判断的作用。
在景观考古的实践中，地貌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水系，包括河流、湖泊和海平面，因为无论是地表径流还是海平面都受到全球或地区性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河道和湖泊的变化还同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如大规模的砍伐所导致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等。
另一方面，河流水系的变化对人类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水既是人类日常生产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须资源，同时河流作为视觉显著的“景观通道”也常常作为联系不同聚落的交通通道。
因此，研究古水系的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景观分析中的首要问题（比如Muir2000）。
有关景观复原的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区域特定历史时期地表生态系统的复原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植被系统。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依赖于对采集的古环境学样品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是对孢粉谱的研究，另外对考古遗址浮选的大植物遗存、植硅石等的分析也有助于进行植被景观的复原和重建。
但是，在使用这些古环境学样品进行景观复原时，必须充分注意遗址内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
由于遗址内的堆积经过人类的反复扰动，不能直接利用文化堆积中的古环境样品进行景观重建，孢粉分析应选取遗址外的自然地层。
浮选的大植物遗存，包括炭化的种子和木炭，本身就是由人类活动所有意或无意带到遗址中，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这些遗存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到人类在遗址外活动的范围和活动的方式，以GIS为支持的遗址资源域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信息。
除了植被的复原之外，对地表土壤历史演变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土壤微形态的研究也是进行景观复原的重要手段。
土壤微形态研究是在微观上研究土壤的组分、物像及垒结，其主要任务是将显微镜下观察、描述的土壤微形态特征及变化用来说明土壤生成、发育的演变规律，从而解释各种自然力量或人为因素对地层形成过程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对土壤薄片的分析可以从微观上探讨过去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它反映人类活动特点的信息；另一方面，土壤微形态研究可以从残骸特征推断其成土条件、复原古土壤的发生特征，进而了解从古代的成土条件到现代成土条件的变化和土壤的发育历史（GoldbergandMacphail2006）。
景观的社会学研究是近年来西方景观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几乎涉及到了考古学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
实践中，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得以全面开展（KnappandAshmore1999:
13－19）：
第一，研究文化记忆（culturalmemory）的景观考古。
景观被看作是记录社会和个体发展史的文化记忆的空间物化形式。
在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反复的利用、阐释、修复、重建，景观不仅被赋予意义并纳入到社会的文化记忆之中，而且文化记忆通过景观的形式而突出了它的延续性（Schama1995）。
土地常常被看作是祖先的遗产，是祖先精神的延续，比如澳洲土著将祖先在同一景观中的活动看作是梦境中再现的内容（Morphy1995:
187），而新几内亚的当地社群则把土地看作是祖先的能量所在（Tilley1994:
58）。
这方面的考古学研究关注的是景观被赋予的多重社会文化意义是如何通过时代变迁而被承袭、积累、重述和再现的。
第二，研究社会认同（socialidentify）的景观考古。
人类从事社会文化活动会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地点或区域，反过来这些地点或区域本身也会表达和强化已有的社会文化认同。
有研究者指出，景观中的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能被不同的社会所给予特别的关注，并被赋予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含义（Bradley1993:
26）。
这些重要的景观标志物或景观区域或者具有视觉上的凸出效果，或者是重要的生态区交界地带，也有可能是过去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区，既有可能为凸显的自然地貌，如山峰、河谷等，也有可能是高大的人工建筑，如神庙、祭坛等。
重要的是，它们的作用都在于强化既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空间认知和社会认同。
比如，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关注的岩画研究就是一个实例，它们常常分布于生态区交界地带且同时视域开阔的地区，既是自然生态景观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活动边界线（Bradley1991;1997）。
再比如对分布于世界各地高大的人工古迹（monument）的研究表明一些视觉显著的地点在营建大型建筑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社群标识为重要的“圣地”（sacredplace）（Bradley1997）。
因此，重要的自然景观标志和社会的文化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方面的景观考古研究关注的正是不同社会的文化认同如何体现在不同的自然景物上，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如何构建出了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景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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