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叙事詹姆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介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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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叙事詹姆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介评

历史、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叙事

——詹姆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介评※

摘要：

詹姆逊认为，历史研究中必然遭遇“历史主义的困境”，以往的四种历史研究方法都无法解决这一困境。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模式”是一个主导符码，它可以打破历史阐释的“隐蔽封闭线”，从“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两个角度解释“历史主义的困境”。

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历史研究的绝对视域”，只有依据它才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划分。

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逊的“生产模式”受到阿尔都塞“历史多元决定论”的影响，除表示经济生产关系之外，它还包含文化和语言的生产，显然已不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而立基于此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也不再等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

詹姆逊；马克思；阿尔都塞；历史；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被公认为美国左派文坛的领袖。

以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有人将他与德里达、哈贝马斯、吉登斯一起称为当代西方“四大思想家”，影响颇大。

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依然是当代对资本主义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尤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效解释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最好理论。

詹姆逊借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划分，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当下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能够科学地解释历史，而且也只有它才可以解决历史研究中所谓的“历史主义的困境”。

由此一来，历史、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詹姆逊的话语体系中具有了共同的叙事。

而三者之所以可以串联在一起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研究的“绝对视域”，它是“贯穿一切学科的方法论”。

一、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困境”

詹姆逊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人们经常会遭遇“历史主义的困境”。

何谓“历史主义的困境”？

詹姆逊说到：

“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

”[1]148也就是说，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和主导叙事，但问题在于，真正的历史永远是“不在场”的，我们直接接触的历史都只是文本形式或其他叙事载体。

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对过去和现在之间是“同一”还是“差异”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与历史具有“统一性”，那么我们必然就是站在当下的立场上通过文本来经验地看待“缺场”的历史；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与历史具有“差异性”，那么我们就无法找到从当下看待历史的合理性，因为两者不存在认识上的统一性。

简而言之，“在场”与“不在场”，“当下”与“历史”的矛盾就是历史研究中必然碰到的两对矛盾，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困境。

毫无疑问，如何正确地看待历史主义的矛盾，是历史研究中的必然遭遇也是理论前提。

在詹姆逊看来，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案可以总结为四种，分别是“文物研究”（antiquarianism）、“存在历史主义”（existentialhistoricism）、“结构类型学”（structuraltypology）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Nietzscheanantihistoricism）。

然而，这些方案都无法真正解决“历史主义困境”。

其一，关于“文物研究”。

它是对“历史主义困境”的直接否定。

因为“文物研究”过于注重对于历史文本和文献的研究，法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经验主义历史编篆学或曰文物研究便不是自身的第一立场，而是预先假定已经存在其它的历史观，把推翻其他历史观视为自己的立场和使命”[1]153-154。

其二，关于“存在历史主义”。

它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能否客观地看来“历史不在场”是其主要缺陷。

它主张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恢复客观的事实，而是去“创造”新的历史，即把历史性的经验看作是历史学家的思维同过去的某一共时的文化相接触时所产生的审美体验。

这意味着，历史学家的个人主体是历史的中心，历史是围绕主体而被组织起来的。

这种历史研究法中的“人本主义”倾向，曾遭到过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的批判。

其三，关于“结构类型学”。

它是与“存在历史主义”相对应的一种历史解释的方法。

如果说“存在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学家个体的主观审美，那么，“结构类型学”则侧重于强调“客体”路线，即把过去的文化经验全部归纳为所谓的“深层的结构”，其根本目的不是如何解释历史，而是挖掘深嵌于文本内部的“深层结构”。

毫无疑问，与“存在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相反，“结构类型学”强调历史本身的非人本主义色彩。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显然就属于这种历史解释学。

其四，关于“尼采式反历史主义”。

它是与“文物研究”相对立的历史研究法。

同“文物研究”过于强调文献文物的重要性相反，“尼采式反历史主义”认为“过去从未存在过，只有现在是事实”，它倡导忘却历史而歌颂现在。

这种研究方法肯定了现在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肯定经典霸权哲学的对立面”，但同“文物研究”一样，仍然意味着历史知识只是对于文本的阅读而不是对于历史的事实认知，因此也失去了历史的深度感。

詹姆逊认为，利奥塔就是这种历史解释学的代表。

二、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历史主义困境”中的语义优先权

詹姆逊认为，相比上述各种历史解释学，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无疑更具语义的优先权，只有它才可以真正解决“历史主义的矛盾”。

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最优越的主导符码，即“生产模式”，“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

詹姆逊说到：

“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

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

”[1]147-148可以看出，在詹姆逊看来，除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之外的所有历史阐释学，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都会被“隐蔽的封闭线”所封闭起来，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由于立基于“生产模式”这样一个主导符码，就可以打破历史阐释的“隐蔽封闭线”，从而成为“历史研究的绝对视域”。

那么，“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是如何打破历史阐释的“隐蔽封闭线”的呢？

詹姆逊认为：

“马克思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它修正了我们前面描绘出的循环圈；它假定一个既是相同又是差异的模式；它生产一种结构历史主义，这种结构历史主义取消了存在历史主义的利比多机制，把存在历史主义的利比多机制，置放到一个比结构类型学更为令人满意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逻辑概念之中。

”[1]186

如果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

詹姆逊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解释。

在他看来，“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可以从“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两个角度解释“历史主义的困境”。

首先，关于“客体逻辑”的解释。

詹姆逊认为，解决“历史主义困境”中的“客体逻辑”问题，关键涉及到对“生产模式”做怎样的理解。

一方面，“生产模式”不是某些线形状或进化论所说的“阶段”，它并不是单纯地指代具体的经济生产及其相关模式，“它们同时也表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在一起。

）”[1]186这就是说，詹姆逊眼中作为主导符码的“生产模式”，不仅仅包括经济生产方面，也包括文化和语言生产等方面。

另一方面，“每一个‘先进的’生产模式都包含着比它更早的生产模式，早期的生产模式必须被‘先进的’生产模式在其发展中所压制。

早期的生产模式沉淀在现存的生产模式中。

例如在资本主义里，比它更早的各种模式，和它们的各自异化形式和生产力，以各种层次和作废的方式仍然残留在资本主义之中。

”[1]188这即是说，先进的“生产模式”内涵了以往所有的“生产模式”，实现了对它们的扬弃。

不仅过去的“生产模式”存在于现在的“生产模式”中，而且将来的“生产模式”同样在当下模式中起作用，这一点可以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方式中察觉到。

通过对“生产模式”所蕴含的历史连续性、共时性的分析，詹姆逊认为，“生产模式”的“客体逻辑”得到了解决，分析历史时历史与当下的“差异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关于“主体逻辑”的解释。

詹姆逊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重新阐释在历史主义的困境中“主体地位”问题。

第一，要摆脱那种习惯性的看法，即认为我们同过往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主体关系。

因为每一种对历史的阅读其实都是处在一种“生产模式”中阅读另一种“生产模式”。

“我们必须试图适应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阅读行为、每一个局部阐释实践，都是两个不同的生产模式相互冲突和相互审查的媒介物。

因此，我们个人的阅读成为两种社会模式的集体冲突的隐喻修辞。

”[1]190第二，不是我们在评判过去，而是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

“我们不再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

过去开始评判我们，通过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

”[1]190第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反思”，而且也预见了未来的社会。

“用我们上述的术语来说，它献身于实现未来或乌托邦生产模式。

”[1]192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包括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冲动”，我们对过去的阐释中，也包含着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

如此一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逻辑”问题也就解决了。

詹姆逊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才能真正地解决“历史主义困境”问题。

他强调，正是“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阐释历史的优先权；也正是“生产模式”，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超越各种学科的方法论，成为一种绝对的“视界”，它“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1]20。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但它却不是一种历史哲学。

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很多的问题域，并涉及了很多的研究方式和内容，在解释历史时它固然很具合理性，但是如果将它之中很多特殊的问题统统概以历史哲学的名称，显然又是不太妥帖的。

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历史分期”

在詹姆逊看来，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具有语义优先性，毫无疑问，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中它自然更具优先性。

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是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唯一科学”。

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本就是为了研究和剖析资本主义，而“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故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保持着它的批判性。

尽管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日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社会状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即资本无休止扩张的本性并没有变。

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而且其固有的危机和矛盾也没有消失。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必然不断增加，其生产率自然也会不断提高，但它仍然要面临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规律，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仍然存在。

詹姆逊引用恩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和乔万尼·阿里在《漫长的20世纪》中对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的批判，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尽管新技术的引进往往可以将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恰恰又是由于这一点导致了整个危机体系的灾难性扩张。

资本主义可以依靠“体系的扩张和新型的商品生产”暂时克服周期性危机，但却会导致进一步的体系性危机。

总之，既然资本主义的本性与固有危机都没有改变和消失，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依然保持着对它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众所周知，詹姆逊的代表性作品是《晚期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