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完整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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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完整版
中国史学史
前言：
从整体上看经学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梁启超：
《论时代思潮》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划分为两个时期：
"自孔子至XX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
"
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是阐释经学的两种方法
本课程的设置:
本课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一绪言：
本课程的由来与发展；〔二上编：
传统史学；〔三下编：
现代史学；〔四尾论：
最近史学的趋势。
重点是上编和下编两部分。
上编传统史学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传统史学的开创〔先秦至西汉,可算作子学影响下的史学时代。
第二章传统史学的发展〔东汉至唐朝,可算作经学影响下的史学时代。
第三章传统史学的兴盛〔宋朝至明朝,可算作义理史学,第四章传统史学的转变〔晚明至清末,可算作考据史学。
下编则根据现代史学内在的发展情况,分为建立、发展、曲折发展和大发展四个章节。
中国史学史的范围
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大致包括六个方面：
①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②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③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④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⑤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⑥史学发展的规律性。
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意义:
第一,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继承性的特点；第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三,通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素养；第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也有着重要的迫切的意义。
绪论：
本课程的由来与发展
第一节"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
第二节"中国史学史"的课程与教材
第三节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名家名著
第一节"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
一、史学研究由重通史到重专史的结果
1、在进化史观指导下对撰写新型通史的努力
2、由通到专的治史观的改变
3、中国史学史的提出
二、重视文化史研究的产物
三、传统史学总结的必要
胡适在谈到整理国故的步骤时,提出"结帐式的整理",他说：
"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帐的必要。
……结帐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
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
梁启超也认识到这点。
他认为要改造旧的史学,建立新的史学,必须首先对过去史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其《新史学》有"中国之旧史"一节、《中国历史研究法》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
四、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和西方的史学都产生很早,可是关于本学科历史的系统总结都很晚,这种现象值得思考。
西方有句古话：
历史女神只喜欢讲别人的历史,就是不喜欢讲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的专业化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个是要有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一个是史家必须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人格。
五、分科教育的产物
在分科教育体制下,传统的史部之学不断被分解,在政治学、法学、军事学、方言学等等不断独立出来的同时,各种专门之学的历史如哲学史、文学史、法制史等等也形成科目,于是如何认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如何认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当时所有学科中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奏定学堂章程》将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分为经学、政方、文学、医科、格至、农科、工科和商科8科。
文学科设有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8类。
不但中国史与外国史未能相融,而且中国史学门的设置以致用性为主〔主课有史学研究法、通鉴、纪事本末、地理、外交、法制、国朝事实,没有中国史学史课程。
1910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1898年已筹备,文科部只开设了中国文学门与中国史学门。
1912年教育部〔蔡元培时任教育总长公布的《大学令》明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
废止了经科。
1913年公布的《大学章程》落实了这个主张,大学文科只设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
第二节"中国史学史"的课程与教材
郑鹤声20年代曾在XX高等师范学校教书时讲授《中国史学史》,还在1928年公开出版了讲义。
30年代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卫聚贤在上海持志学院和暨南大学、蒙文通在XX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
第三节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名家名著
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
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
吴泽的《中国近代史学史》
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4册
王学典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和《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罗志田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
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
[日]内藤XX的《中国史学史》
哈佛大学的嘉德纳〔CharlesGardner的《中国传统史学》
加州大学的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
第一章传统史学的开创〔先秦至西汉
第一节历史表述的诸阶段
第二节史学递进的诸层次
第三节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历史表述的诸阶段
一、神话传说二、结绳记事
一、神话传说
王树民先生认为当时是由瞽者负责记忆并保存历史,他在《中国史学的萌芽》一文中提出：
"记忆限于一代之人,时间不过几十年,要长期保持下去,惟有口传一法。
在一族之内,逐渐形成保持记事的专职人员,最适宜作这项工作的人是瞽者。
瞽者无视力,而听力与记忆力常较一般人为强。
他们以口传的形式,保存了当时最需要的史实,因而有瞽史之称。
"
中国远古神话和传说得以保存下来,主要见于《左传》、《国语》、《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天问》和成书较晚的《XX子》,在先秦的其他文献里也有关于这方面的零星记载。
著名史家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对中国古代神话有段精彩的论述：
"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
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
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pián手砥〔dǐ 足的农神,而是飞扬飘缈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
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持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钺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
适宜于楚国的神祗不是牛羊犬豕的腥膻,而是惠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彩衣姣服的巫女。
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做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
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结绳记事与刻木记事
第二节史学递进的诸层次
一、关于最初的史官
二、历史记载
三、历史编撰
四、历史议论
五、关于历史文学
一、关于最初的史官
《汉书·艺文志》认为"史"指史官,提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史,记事者也,从又〔同"右",指右手持中。
中,正也。
"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
二、历史记载
1、时间意识
"记事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
2、国史与家史
三、历史编撰
1、《春秋》与春秋学
2、《山海经》和《禹贡》
3、"世"、"语"与"志"
四、历史议论
历史议论的大发展,无疑是人们历史知识增多的表现,也是驾驭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知识水平提高的表现,还是人们思维水平进步的表现,这就为更高成就的史书撰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关于历史文学
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提出：
"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
第三节司马迁与《史记》
一、《史记》的成书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
梁启超曾说：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
"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
齐思和说：
"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
""在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开始的。
"
张广智：
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
金毓黻认为"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
"
陈其泰认为在传统史学的创始、奠基和确立的三个阶段中,司马迁是奠基者。
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在创始、奠基和确立的认识上他们有差别,但至少都认为到司马迁时,传统史学的发展才走向成熟。
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也是把司马迁《史记》的成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熟的时期。
我们之所以要把先秦到西汉司马迁创作《史记》时的历史时期合为一段,即把中国古代史学的萌芽进步和发展成熟视为传统史学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看到：
第一,至《史记》出现时,史学才"自成一家"。
第二,战国的文化传统在司马迁时代仍很浓厚,司马迁也深受影响。
二、为什么说《史记》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
1、《史记》创立了成熟的纪传体,是正史之祖。
2、司马迁具有自觉的以史名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史学意识高度成熟。
三、马马迁的史学思想
第一、有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第二、对史学的社会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
第三、重视对修史宗旨的阐述,使历史撰述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第三节刘知幾与《史通》
一、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评价
刘知幾《史通》是史学评论的巨著。
但钱穆对其评价很低,他在《刘知幾<史通>》一文中写道：
"中国人做学问,只注重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史学通论。
"随后笔锋一转,他论述道：
"今天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远在《史通》之上。
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
《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
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
……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
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2月第2版,第148-149页。
]
在钱穆之前,柳诒徵先生对刘知幾的评价也不是很高。
他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写道：
"吾国言史学之专书有二,曰刘知幾之《史通》,章学诚之《文史通义》。
此尽人所知也。
然二书同为治史学之要籍,而二人之主旨不同。
刘氏自以所志不遂,郁怏孤愤,多讥往哲,喜述前非。
章氏立论,主于敬恕,故著《史德》《文德》二篇,畅论其旨。
"[柳诒徵著：
《国史要义》,XX；岳麓书社,20XX1月第1版,第100页。
]
对于刘知幾和他的《史通》,除了柳诒徵和钱穆先生的评价偏低外,一般都给予了很高评价。
如：
唐代学者徐坚[徐坚<659—729>,字元固,《旧唐书》有传。
著有《晋书》、《大隐传》、《初学记》等,并注《史记》。
]评说：
"居此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旧唐书·刘子玄传》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道：
"他〔指刘知幾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
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
"
翦伯赞《论刘知幾的史学》中写道：
"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
……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
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幾一人而已。
"
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提出：
"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侯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
"[金毓黻著：
《中国史学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20XX9月第1版,第291页。
]
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写出了《史通》一书。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
《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寿彝主编：
《中国史学史》,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11月第2版,第125页。
]
任继愈《刘知幾的进步的历史观》：
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史论"。
瞿林东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也认为：
刘知幾《史通》的问世,"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
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瞿林东著：
《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8月第1版,第44页。
]
李宗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
"对史学为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幾。
"[李宗侗著：
《中国史学史》,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20XX8月第1版,第79页。
]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认为：
《史通》的出现"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
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
"
我比较倾向于赞同《史通》的观点,认为汉唐时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史学评论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
二、关于史才三长：
才、学、识
有意思的事情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不见于其所著的《史通》之中,而载于新旧《唐书》与《唐会要》。
据《旧唐书》本传：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刘子幾字子玄曰：
"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
〔子玄对曰：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yíng,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鞕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
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
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自远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时人以为知言。
在上文,刘知幾明确地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
后来章学诚提出"史德"的理论,发展了"史才三长"说,提出了"史意"和"史法"。
但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刘子幾却不曾讲到。
然而,刘子幾《史通》有《核才篇》所以明史才也；有《识鉴篇》所以论史识也。
从上述引文中刘知幾所作的比喻和说明来看,他说的"史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和体例的能力、文字表述的能力。
梁启超认为：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回事,完全是技术的。
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锐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
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
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结构。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道：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
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
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
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所以才有前论。
如何可以养成"史才"？
梁启超提出了六个字,即"多读、少作、多改"。
[梁启超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XX；岳麓书社,20XX1月第1版,第148,152页。
]
刘知幾说的"史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
梁启超认为现在史书浩如烟海,要想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
"贵专精而不贵杂博"。
"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
……所以我们做史学,不妨先择出一二专门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东西。
万不可以贪多。
"[梁启超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XX；岳麓书社,20XX1月第1版,第142页。
]关于专精的方法,梁启超认为约有三项：
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条搜求。
刘知幾说的"史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
刘知幾对于史家胆识格外强调,提出"史识"的最高标准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这是"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的境界。
在他看来,史学的主要功用在此,史书的历史价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养亦在此。
同时,刘知幾认为,学者跟良史的区别在于"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史通·惑经》梁启超认为：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
……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
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
""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有两件应该注意的事情：
〔1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2不要因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梁启超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XX；岳麓书社,20XX1月第1版,第145,147页。
]
对于才、学、识,李宗侗《中国史学史》解释道：
"非识无以定其义,而史之义即书法；非才无以善其文,史才可谓为写史之技术也；非学不能搜集史事。
""窥刘知幾、章学诚二人之意,修史者必须有学,方能广集史料；持笔时必须文章尔雅,方能传之久远。
但史料众多,必须有所去取,否则不成撰述而成记注之文。
所以定去取标准者,在于识,识可谓为史观。
但刘氏与章氏不同者,刘氏认为史识已足,而章氏则认为更须加以史德,方能使史观不至于不公正；而刘氏则以为既称为史识,自无不公正之理,此其稍异处也。
"[李宗侗著：
《中国史学史》,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20XX8月第1版,第162,163页。
]
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中,对"史才三长"与西方史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
"其所谓才、学、识三长,史才谓史学家的才能,史学谓史学家的知识,史识谓史学家的判断力。
三者为史学家必须兼备的条件,缺一不可。
其论与西方近代史学家所谓‘真正的史学家,必须以学者兼为思想家’之说,若相仿佛。
"[杜维运著：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XX12月第1版,第162页。
]
刘知幾明确地提出了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在中国史学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这一见解的影响甚至超出史学范围,如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
"作史三长：
才、学、识,缺一不可。
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随园诗话》卷3。
三、史德
1、略论
章学诚提出"史德"之前,北宋曾巩对"良史"提出了"明"、"道"、"智"、"文"四条标准。
他说：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这四条标准,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相比较,突出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的要求。
元代揭溪斯则涉及到了史家的"心术问题"。
《元史》本传载：
"诏修辽、金、宋三史,溪斯与为总裁官。
丞相问：
‘修史以何为本？
’曰：
‘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
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
"这里,揭溪斯提出"心术"问题。
在他看来,学问、史事与心术三者之中,"心术"正与不正最为重要,故其结论是,修史以用人为本,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
明代胡应麟,又在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之外,补充了"二善"。
他说：
"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
未也。
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
董狐、南史,制作无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
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
"《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其实,胡应麟的"二善"是互为表里的一码事,"公心"是"直笔"的主观前提,"直笔"是"公心"的客观必然,两者似不必分而为二。
章学诚对这些理论和观点加以总结和概括,对史家修养提出了更为完整、深刻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史德"论。
2、章学诚的史德观
章学诚论"史德",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论的新发展。
《文史通义》中的《文德》、《质性》、《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都论到过才、学、识问题,足见他对"史才三长"论的重视。
章学诚对"史才三长"论有其独到的见解：
"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
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
"《文史通义·妇学》章学诚认为学是基础,识是水平,真正的才是学与识的表现形式。
章学成对"史才三长"论的发展,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明确地提出了"史德"这一理论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心术"论。
他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解释道：
"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是而非者也。
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学、才、识也。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章学诚认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
"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当也。
以此责人,不亦难乎？
是亦不然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史家慎于"心术",才谈得上史德,这是章学诚"史德"论的核心。
譬如《魏书》,大众认为它是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
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
可见,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学家的思想修养。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史德"进一步阐述道：
"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家都异常重视。
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
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
如何才算忠实？
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
"[梁启超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XX；岳麓书社,20XX1月第1版,第139页。
]对于如何忠实,梁启超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夸大、附会、武断等。
对此,梁启超总结道：
"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
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
实斋此种补充,甚是。
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
"[梁启超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XX；岳麓书社,20XX1月第1版,第138页。
]
对于梁启超的见解,柳诒徵认为"其陈义甚高,第似未甚虚心体察章氏之意。
"针对章学诚"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的发问,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解释道：
"所谓文史之儒,即指刘氏也。
章氏盖谓刘氏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
世之诵习章氏之学者,似皆未悟其所指。
"[柳诒徵著：
《国史要义》,XX；岳麓书社,20XX1月第1版,第100页。
]
杜维运认为章氏史德之说,是中外史学史上的绝唱,精辟深奥。
"扼要言之,章氏的史德,是指史学家的心术而言。
他又将史学家的心术,分为两类,一为史学家心术的邪正,一为史学家心术的修养程度。
"[杜维运著：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XX12月第1版,第164页。
]
这里额外提一点的是,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篇中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两条是：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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