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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会演讲稿

批斗会演讲稿

  篇一:

批斗会

  批斗会

  首届批斗会实录:

  时间:

XX。

1。

18地点:

一个神圣的地方

  受批斗者:

小桃妹妹/韩瓦斯主持者:

菠萝/糖果

  小桃:

你生活有着相____当严重的生活作风。

  韩瓦斯:

你呀你呀!

不勤俭节约!

你铺张浪费!

  小桃:

我晕!

我狂晕加郁闷加无语!

  韩瓦斯:

你搞腐败!

你不是有一个糖果公司吗?

你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钱都用去干什么了?

还不从实招来?

  小桃:

我正式宣布糖果公司解散了!

呵呵!

  韩瓦斯:

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侮辱!

哼!

小桃你别得意!

你还吃社会主义之宝呢?

这点菠萝也同意吧?

  菠萝:

我有收你红包吗?

  小桃:

听到了吧?

你经常说我会“乱侃“可那是我的本事!

乱侃就是健谈!

等量代换是好事呀!

  韩瓦斯:

苍天呀!

大地呢!

  小桃:

甘拜下风了吧!

和我这样的“风流才子“比起来,你还差的远呢?

韩瓦斯:

你还会说谎呢!

那天你说我家来外星人了!

可我回家一看我爸在楼顶上呢!

  小桃:

非常以及肯定的郁闷!

  韩瓦斯:

小桃你也太老土了吧!

  小桃:

那是你没欣赏能力!

你就时髦吗?

真是时代的鸡毛!

  韩瓦斯:

你别来这套!

看我!

上衣普希金的!

裤子克林顿的!

鞋子瓦克达的!

名牌!

有钱!

  小桃:

你!

唉......

  (这是百分百真实,毫无半点虚假!

我们班发生的)

  篇二:

XX0915-陈毅文革批斗会演讲-我这个外交部长

  陈毅文革批斗会演讲-你们别太猖狂.

  星岛环球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

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

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

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

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

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

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

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

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

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

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

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

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

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

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

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

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

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

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

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

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

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

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

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

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

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

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

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

“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

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

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

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

  “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

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

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

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

‘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

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

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

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

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

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

我愿意。

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

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

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

我就那么不争气?

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

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

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

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

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

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

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

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

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

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

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

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XX年第8期《党史纵横》涤生)

  篇三:

啼笑皆非的学习批斗会

  啼笑皆非的学习批斗会

  吴秀忠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误入歧途的人们失去了理性,三十多年的时光折射,人们清醒了许多,以人为本的理念渐渐渗入人的胸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立竿见影”的学习和扩大了范围的“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反思,一些不理性的做法让人啼笑皆非,难以置信。

那时,我是一名共青团员,生产队政治学习班上的辅导员。

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社员们都要去参加。

主要学习的是《十六条》(文化大革命文件)、《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愚公移山》等著作与文章。

特别注重学习的是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

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天天刊登着毛主席语录,所有的文章都引用毛主席的话,所有的发言稿,都套用了“最高指示”。

墙壁上都喷上或贴上了毛主席头像和毛主席语录,社员们人人手持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着一枚金光灿灿的毛主席像章,“三忠于”、“四无限”,“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标语处处可见,男女青年跳起了“忠字”舞。

一切都以“阶级斗争”领头,政治挂帅,显得非常革命化。

  政治学习是一个硬任务,必须天天坚持,日日不断,“雷打不动”。

大小会上都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都要学习最高指示。

政治学习花样繁多。

自从取了外地的学习经验后,不仅要求广大学员写出心得,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每天都要站在毛主席巨幅画像面前作“早请示”和“晚汇报”。

所谓的“早请示”,就是要把当天所要做的事,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所谓的“晚汇报”,就是要把当天所做了的事和思想变化情况向毛主席画像作汇报。

有人在学习讨论中说: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

  政治是灵魂,必须突出。

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每个生产队都设有一名政治队长,专门负责政治学习和抓阶级斗争。

学习特别讲的是“活学活用,学用结合”,也就是林彪指示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比如,学习了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条语录后,把地、富、反、坏、右当作“活把子”批斗,紧盯不放,把搞个人创收的能人和多养家畜的人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

那时我家养了一头母驴,三年产下三头驹,因为缺少草料,毛驴体弱多病。

父亲很着急,准备卖掉两头驹子。

他把准备卖驴的事向生产队、大队作了请示,但受到生产队长、生产大队长的批评。

队长说:

“我们现在正在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卖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无奈的父亲只好央求大队长说:

“家里实在是没草料喂养,如果不卖就会饿死!

”这句话惹恼了这位大队长,他说:

“谁叫你养了那么多驴,饿死活该!

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走!

资本主义尾巴不能长!

”结果可怜的四头毛驴死去了两头。

生产队长要求社员们好好劳动,不要外出搞个人副业,不要多养牲畜,不要多种自留地,不要搞投机倒把。

如果谁违犯了这个规矩,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斗争。

社员们都怕“阶级斗争”问题落在自己头上,不敢违背这些规定。

  队干部把阶级斗争讲得很明白,地、富、反、坏、右是明摆着的阶级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贫下中农是依靠的力量,是中流砥柱。

中农、上中农是动摇不定的阶层,是团结的力量。

搞个人利益、发家致富就是资本主义。

  我的家乡贫下中农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中农和上中农占了百分之五不到。

六十年代县农业银行解除了一名职员,放到了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

他叫李森茂,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地主分子。

究其原因来,他在工作中并没有犯错误,只因家庭出身是地主,他只好无奈

  地带着家眷来到了古长城脚下的兴武营生产队,住在了兴武营城南的一处旧房子里。

他一家六口人,四个孩子都未成年。

其妻子白玉凤家庭出身是贫农。

这两种成份组成的家庭很“特别”,生产队里只有这么一户。

丈夫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妻子是一个无产阶级依靠的力量。

真可说是一对水火不容的“敌我”夫妻。

  生产队要求所有的贫下中农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

贫下中农“代表”经常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那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歌曲经常回响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

为了打击、孤立阶级敌人,政治队长多次给贫农出身的白玉凤做工作,让她与地主分子李森茂划清界线,并多次警告李森茂不得拉拢腐蚀白玉凤。

可想而知,对于处在一个家庭,生活在一块的两个阶级的一对夫妻要划清界线何谈容易!

如何划清界线是这对夫妻昼夜思索的问题。

夫妻俩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考后,决定离婚。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一是为了孩子的前途,二是为了划清界线,三是为了不再惹麻烦。

四个孩子跟着妈妈白玉凤成了贫农,住在原来的旧房子里,地主出身的李森茂在边墙上挖了一个狭窄的窑洞住了下来,接受劳动改造。

  生产队非常重视抓阶级斗争的新苗头,专门安排青年积极分子监视地主分子的一举一动。

一天晚上,积极分子发现了李森茂去了白玉凤家,就将这一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及时报告了政治队长。

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全体社员参加的批判地主分子大会。

大会由政治队长主持。

开场白是: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主席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昨天晚上我们发现了阶级斗争问题,地主分子李森茂去了白玉凤的家。

他是什么目的?

目的就是要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出身的白玉凤跟他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坚决不答应!

今天召开批判大会,就是针对地主分子的这一反革命行为进行批判,希望大家口诛笔伐,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政治队长的话刚完,民兵排长大声宣布:

把地主分子李森茂押上来!

只见两名武装基干民兵一左一右,驾着“土飞机”把瘦小的李森茂推进了批斗会场。

于是社员们举起了拳头,高呼打倒地主分子李森茂!

打到阶级敌人!

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这时的李森茂弯着腰、低着头,两臂被架到背上,两腿在发抖,渗出的汗珠子从脸上往下滚。

有个青年积极分子指着李森茂的鼻子高声吼道:

你昨天晚上到白玉凤家去干什么?

老实交代,不然就砸烂你的狗头!

只见李森茂吞吞吐吐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时的批斗会更激烈,口号声和批斗声震耳欲聋,拳头忽起忽落,站在人群中的白玉凤也随着喊口号、举拳头,但表情非常苦涩,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真是:

犟打精神举起手,难噙泪水往下流。

违愿对立划界线,苦涩滋味在心头。

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但李森茂始终没有说出个字儿满来。

看到有气无力的地主分子,政治队长责令他写出深刻检查,第二天交到队委会。

民兵排长宣布将地主分子押出会场,批斗会在一片打倒地主分子……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

此时此刻李森茂的茫然心境笔者以诗为括:

生儿育女同枕人,离异出家住窑洞。

忍痛割爱心里碎,挨批受斗怨出身。

谁人割舍连理恩?

阶级斗争不认亲。

信天由命苦中熬,有口难辩是非清。

  自批斗后,李森茂再也不敢去白玉凤的家里,即便是遇了面,也不说一句话,一直保持着一种寡言少语的沉默状态。

生产队长指派他跟着社员们出粪、送粪、犁地、锄地、割庄稼、打场、喂牛、垫圈,一年四季都在劳动。

通过劳动改造,他熟悉了许多农活,思想也有了一些变化,敢与人聊天,见了小孩子也要抱一抱,甚至还给水果糖吃。

  满以为只要好好劳动改造,服从生产队安排,再不去白玉凤家就会风平浪静的李森茂不料,七十年代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阴沉,凛冽的北风刮得很紧,二步坑小学召开了批斗大

  会,批斗会场设在学校院子里,主席台上坐着穿大衣、戴棉帽的公社和大队干部,王校长主持会议.。

李森茂被两名学生扭着胳膊押到会场。

批斗会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接着呼喊了打倒地主分子…毛主席万岁等之类的口号。

一名四年级小学生拿着批判稿念道:

地主分子李森茂对社会主义不满,犁地时用鞭子打集体的牛,送粪时坐车,还给贫下中农的娃娃吃糖,目的就是破坏集体的财产,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子女跟他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一定要批倒批臭这个坏家伙.!

小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判。

最后王校长提问,你为什么打牛?

为什么坐车?

为什么给贫下中农的娃娃吃糖?

目的是什么?

你老实交待!

问了好几遍,李森茂就是吭吭吧吧不作回答。

被惹恼了的校长揪起其头发便打了两个耳光。

此时,批斗会已过去两个小时,秃着脑袋的地主分子冻得浑身发抖、脸耳通红,被两名学生推出了会场。

  经过一场场批斗会,这名地主分子似乎经受住了考验,任凭怎么批斗,他都不吭一声。

转眼时间又过去了一两年,李森茂仍然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无奈的白玉凤只好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离开了让她伤心而又不愿离去的地方,回到了老家——河南。

待在塞外边城下的李森茂每日老实地接受劳动改造,但他的精神不佳,劳动回来躺在窑洞里不多出来,参加劳动时往往显得无精打采,目瞪口呆。

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来找我说,白玉凤走时挣下的工分,年终的分红能不能给她寄去?

她家里孩子多,生活一定很困难。

听说后,我隐隐地同情起眼前这个可怜的地主分子及他离婚的妻子和子女来。

几天后,我就把分红的钱寄到了河南,收到了白玉凤的回信。

在字里行间我知道了白玉凤一家的艰难生活和痛苦心情,看到了她对离异丈夫李森茂的牵挂。

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那时候,人人都有一亩自留地。

李森茂也有一亩自留地,但被两边种地的人挤占的只剩下几分地,长的庄稼不像样子。

王队长是个共产党员,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说话有些直爽、粗鲁。

他发现李森茂的地被挤占后,在大会上批评说:

“地主分子也是人,生产队分给了他一亩地,被我们一些不自觉的人挤占掉了一半,两边又给种上了麻子,弄的李森茂的地只剩下求宽的一溜溜子,长的几勾糜子,老鼠打羔都能看见卵子,挖的几颗山芋只有卵蛋大。

”队长的批评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总算说了李森茂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第二年他种够了自己的一亩地。

  自粉碎四人邦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央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历经多年磨难的李森茂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回到了县城,恢复了工作,离异多年的妻子白玉凤带着长大了的儿女与他团聚了。

后来我在县城见到了李森茂,他满面春风地对我说:

还是党的政策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讲道理的。

  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针指导下,“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

与人为善,以人为本的理念渐渐渗入人心。

依法治国,文明行事的和谐之风在社会上蔚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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