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地的研究型大学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地地的研究与借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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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地的研究型大学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地地的研究与借鉴
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研究与借鉴
发布时间:
2011-1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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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现代教育科学陈丽璘
[摘要]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是现今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变革中出现的新形式，其项目导向性、学科交叉性和组织开放性的特征促进了学科的交叉融合，并有利于实现突破性的知识创新。
本文选取了3所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其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设概况、突出功能和保障因素予以解析，既而对我国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设提出了参考性意见。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创新进程的加快，学科演变开始出现多向交融和新兴涌现的趋势。
单纯局限于某个学科领域，很难形成有效的、新的科研增长点。
于是，将关注焦点转向对学术组织模式的探索，探索一条学术创新的新途径，就成为高校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
有学者提出，超越学院层次，以实体或虚体的形式组建跨学科的科研中心与重大科研项目组，加强更大范围学科间的横向交叉综合，可实现学校的组织结构从纯学院制向更科学的矩阵制演化。
笔者认为，这是较为可行与有效的一种学术组织创新模式。
本文所探讨的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就是一类相对独立于高校内其他研究和教学组织的学术机构，其特点在于项目导向性、学科交叉性和组织开放性。
作为一种超越学院层次的联合体形式，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有效地提高了高校资源的利用率，并进一步优化整合资源。
而且，这种趋向于信息化、扁平化和灵敏化的学术组织结构的转变，有助于增进高校学术管理效益。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除设立国家实验室、校企合作研究组织和院系下设研究机构外，校级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设立已成为其学术组织变革的新趋势，各校积极开发相对分化的学院、系和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并存的体制，传统的一些学科仍归属原来的院系，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任务则落于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
现今，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份额中，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在所有学术机构中所占据的比例正逐步增大。
本文选取了3所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领头兵，这3所学校均以学术力量雄厚闻名于世，其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设也卓有成效。
三校下设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被定性为由来自多个学院、学系的教师所组成的独立设置的正式的学术常规机构，它们直接向常务副校长办公室汇报，监管人一般为常务副校长或负责研究的副校长，并存在于有组织的学院或学系之外。
本文将通过对这3所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建设之道的分析，开掘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设提出了参考性意见。
一、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功能定位
作为突破传统学科局限，倡导学术创新的典范，这3所高校在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设上成就斐然，这些组织的功能定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组建跨学院交叉平台，推动知识创新
哈佛大学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是一个以非营利组织为核心展开相关研究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其研究领域涉及商业、法律、教育、神学、公共卫生、医药、设计、人文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其余l1个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其跨学科性、目标导向性和平台化都很明显。
哈佛校方创办跨学科首创组织的目的是寻求横跨整个高校的学术力量，以针对急迫的社会和知识问题展开研究。
应当看到，在这些跨学科首创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其功能发挥与其最初的定位基本吻合。
同样的，在斯坦福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首要目的即是，从目标需求出发，开发学科交叉研究的潜能，建设跨学院的大科学平台。
据2005年6月统计，MIT课件开放中心的覆盖面已经达到了五大学院共计11OO门课程,其制作材料全部对外免费提供，充分发挥了教学资源交流平台的功效。
这些高校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突出特性，是把研究方向聚焦在当前时代的前沿问题或综合交叉领域，一般是从实际课题或项目出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和学者共同进行。
如哈佛全球卫生首创组织、斯坦福的金兹顿实验室和MIT生物学计算化系统化首创组织，都是在其各自设定的研究领域内打破学院、学系和学科的界限，采用研究团队自组、研究项目自选、学者牵头的方式开展研究，并有技术平台作支撑。
此类以多学科为背景建立的实质性的交叉平台，可以弥补在单一学系学科的框架下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无法畅通进行的弊端，能够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创新人才加以聚合，使其各自的专业优势得以重新整合，有利于开发新的视角，解决单一院系无法解决的前沿交叉问题。
（二）服务社会需求，影响国家决策
近年来，从这些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所产生的一系列创造性研究成果来看，此类高校直属的实体交叉平台辐射面甚至于延伸到国家层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哈佛转型期公正问题项目自1992年建立以来，已发起了42项包括“新政权构建”、“与恐怖主义斗争之社会民主化挑战”在内的首创研究，其成果在许多国家予以实施并影响广泛。
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学者们的研究工程已经引领了国家经济政策上的直接改变；MIT的电子学实验室已经成为美国国防部的核心研发力量之一。
另外，除哈佛道德规范基础研究中心、斯坦福Bio—X研究项目和MIT课件开放中心等在国内享有盛誉外，还引来了其他国家和其他高校对其开发新概念、新视角的纷纷效仿。
这些成就使得这些本已蜚声国际的研究型大学再次引领学术潮流。
可以看到，此类学术组织在带来开拓型的“首创”成果的同时，对于学校实力和声誉的提升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三）发挥平台灵动功效，肩负多重使命
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都担当着多项学术事务，哈佛大学常务副校长办公室就曾作出如下规定：
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三重任务是教学、研究和衍生服务。
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内大部分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也履行着类似的使命。
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使命被突出强调。
因此，单纯地将这类学术机构归人高校科研单位并不准确。
与普通学院、学系不同的是，虽然这类机构中的大多数会面向整个高校提供其研究领域的跨系科课程，但它们并不授予学位，也不提供相应的课程学分。
学生到这些组织仅仅是参与研究工作。
它们虽与校内其他学术组织有一定的合作与联系，但在学校直接管理下，基本不受单学科组织行政和学术文化的控制和束缚。
因此，在这样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中，学者治学的自由度很大。
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属于单纯的研究机构，既是提供实习、教学和研究等培养活动的人才孵化器，也扮演着对外联系沟通、公共宣传和与产业合作等多重角色。
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哈佛环境研究中心，提供的衍生服务还有环境事务的公共宣传。
大卫·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在促进哈佛与其他拉丁美洲机构以及拉丁美洲和外界的联系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哈佛转型期公正问题项目时常为转型时期的国家政府出谋划策，并出台个案咨询、组织学术论坛等。
麻省理工的生物学计算化、系统化首创项目积极寻求产业合作，并积累了相关合作的实践经验，以提升研究成果的应用质量。
二、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政策与体制保障
（一）校方政策先行
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获得的首要依托是政策。
校方宏观性的支持政策，为此类组织的发展奠定了保障基石。
在哈佛大学1998～2000财政年度核心中央行政计划中，就曾明文对该校跨学科动议项目（interfacultyinitiatives）的政策扶持作了规定。
计划指出，学校教务处要特别重视跨学科首创机构的发展，要关注每个机构的学术计划更新，保证所需的包括财政、人力资源、发起研究、出版和发展在内的行政支持。
计划还提出了始于当年的3年期执行目标，包括：
为这些合作项目增加外部财政支援；定期评估这些机构的运作，精审学术目标，确保行政监管和支持的有效安排；发展一批跨学科合作机构典范；通过授予跨学系合作教务基金，来培育有前景的小规模跨学科项目。
（二）组织结构合理
在哈佛大学，主管教务的常务副校长统一管理与跨学科首创组织相关的事宜，具体涉及战略规划、管理统辖、资助和项目优先等，两名副校长则分别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予以分管协助。
在斯坦福大学，其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由分管科研和研究生政策的院长兼副教务长负责，他是此类机构学术研究工作的直接管理者，也是唯一管理者，具有管辖权和审判权。
在麻省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负责管理所有与教学和科研相关的学术项目，学术机构办公室，包括学院和独立跨学科机构都要直接向常务副校长办公室汇报。
MIT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直接负责人主要是常务副校长和分管研究的副校长。
可以看到，在这几所大学里，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均直接向校级行政人员汇报，它们的外部管理体制是相对独立于高校内其他研究和教学组织的，并不依附于任何院系，隶属权在校级部门。
这些组织内部实行的是主任责任制下依托部委进行管理的结构。
大多数机构都由一名首席科学家担当主任，再下设分项目负责人对主任负责。
各机构还配备有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分别负责研究机构的人事、财务、技术、通讯和公共事务等辅助性日常事务。
在设定参与管理的委员会或部门上，各机构差异较大，也不乏引进该机构以外的委部协助管理的例子。
例如，哈佛对外理事会和文理学院常务委员会辅助参与管理哈佛精神、头脑和行为首创组织的运作，前者提供该组织研究项目的反馈及援助，尤其是经济和外联的援助；而后者负责监督其本科生项目的实施。
在该校的大卫·洛克菲勒拉丁美洲中心，有一个包含76名拉丁美洲问题专家的政策委员会，负责协助指导中心发展，但它并不隶属于机构本身。
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组织结构设置则较为细致，研究中心的董事会——顾问部是其最高管理机构，全权负责该组织的各项工作；顾问部下设若干附属委员会，包括执行委员会、发展委员会、通讯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分别负责评估、协助实施、公关通讯和筹划等工作，由来自全校的教师组成的筹划指导委员会提供咨询以帮助主任决策。
由此可见，这些部门以及委员会在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运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经济支持有力
高校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能够得以良好的运作，是和充裕、持续的经济支持分不开的。
其中资金来源的第一种形式是校内拨款。
这一资金配给最为稳固，一般每年定额资助一次，如为鼓励跨学科合作，哈佛大学常务副校长办公室授权向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提供年度种子基金。
第二种是政府投入。
随着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社会贡献力的日益突出，政府机构对其的经济投入也正在日益加大，在MIT电子学实验室每年收到的研究经费资助中，来源于国家政府的投入达到1/3。
第三种是社会资助。
包括基金会捐款、个人捐款、企业捐赠以及其他机构捐赠，这是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最主要的资金补充源。
哈佛的道德规范基础研究中心就曾在2001年收到过一笔高达1200万美元的遗产，从斯坦福大学的斯伯格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03财年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年，该机构共获得资金资助2000万美元，其中来自学校的经费只占年度预算需求的13%，还有25%来自固定的捐款基金，而有67%的运行预算都来源于个人、公司、赞助者和基金会的捐款。
（四）人才素质精良
美国著名研究性大学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主任普遍具有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和工作经验丰富的特点。
他们都具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或是教授，或是高级研究人员。
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历任和现任主任都是经济学领域内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包括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现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秘书处成员、斯坦福大学前教务长、文理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等等。
在优秀将才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开始参与到此类新兴的学术组织中，并形成了一支支背景多元、素质精良的人才队伍。
以哈佛环境研究中心为例，除中央管理层17人外。
共吸引了来自各个学院的390个研究学者，包括来自文理学院27个专业的168人、商学院4个专业的8人、神学院3人、肯尼迪政府学院5个专业49人、医学院13个专业43人、公共卫生学院12个专业89人、设计研究所3个专业14人和法学院5人等。
如此庞大的多学科背景的渗入，使学科的优势互补特性显著增强。
很多机构还允许来自企业和其他大学或研究团体的成员加盟，甚至还有融入国际化背景的机构。
在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如教学革新研究中心的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人员多来自瑞典和德国，语言和信息研究中心阿基米德工程团队的成员则来自日本、英国、爱尔兰以及新西兰的著名大学。
（五）人力配置得当
这些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主体人员配置结构比较合理，机构常设固定人员，包括教员、专职研究人员、行政管理及辅助人员。
其中专职研究人员和教员在所有列出的机构中均占绝对主体，而行政管理人员及辅助人员则相对数量较少，除常规人员以外，还有国内外访问学者、博士后、硕博研究生等流动人员短期参与进来。
就以MIT的军人纳米技术研究所为例作说明，该研究所的人数约100人，在本研究所调查的所有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中居中等规模，其内部人员构成为：
教学科研人员45人，分别来自校内10个学术部门；来访学者9人，分别来自产业界、政府部门和学术圈；包括机构正（副）主任、研究助理、技术工程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全职人员13人；另外还有一些参与研究的学生和博士后，人数超过100人。
可以看到，在这一机构内，固定常驻人员所占的比例非常少，仅有13人，而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
类似地，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内的其他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中，人员配置都没有出现庞杂冗繁和碍于流动的现象。
可以看到，这对于意图建设打破单一院系框架、实行开拓创新的新兴科研平台而言有很大的益处。
由于这类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研究形式主要是以项目为导向的，所以除主要项目责任人以及保障机构常设运行的辅助行政人员外，总体成员数目并不宜固定，应当由项目核心成员来选择其他成员的来源与组合方式，组内个体数目可以不固定，人员也可以有所重复，允许成员的流动，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对于这类开拓性定位的组织机构而言，活水有利于开源，借此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最大效用。
（六）激励机制灵活
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大都采用了多样化的激励措施，从而使内部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更大程度的发挥。
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发放奖金和提供实践机会。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这一点上做得较为突出。
其针对学者的激励措施有提供开拓创新奖、初级科研补助、合作研究奖、研讨奖和机动性的小补助等五项，面向正、副教授，博士生和助教等各个级别的研究学者。
为鼓励博士后、研究生以及优秀本科生加入中心的学术队伍，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给学生的机会也多达9项，即研究生论文协助、博士生奖学金、实习资助、本科生暑期实习、调研旅费资助、全球教学机构暑期实习、学生组织相关活动资助、CID论文奖以及其他非哈佛组织提供的机会。
三、对建设和完善我国高校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议
当今时代，突破性创新已成为知识创新的聚焦点，社会对于科技新度和知识跨度的要求也日益加大。
我国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其责任重大。
应当看到，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潜能巨大，其拥有全面的学科系统，适合交叉产生创新，而且，合并高校的增多，又使得大学的综合性和多科性进一步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科研的内在驱动，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设立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它有利于推动中国研究型大学开展更多的突破性创新，发挥在国家竞争提升中的战略作用。
但是，由于目前受认识深度、资源条件和研究水平的制约，高校实质性的交叉合作平台远未建立，多数交叉研究机构形同虚设，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不多，成果转化率也偏低。
应当看到，与国外一流大学相比，我国的学术组织创新进程虽有起步，但差距仍然明显。
因此，为适应知识创新的需要，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设经验，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学科会聚，立足需求，科学定位学术组织的创新模式。
我国研究型大学进行有别于传统的学术组织建设，目标定位应当是以项目导向性、学科交叉性和组织开放性为基准的，即面向问题研究、集聚学科力量、发挥多重使命。
在整个国家科技发展与国家创新体系规划中，研究型大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完成国家给予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的突破性的创新战略任务。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职能，我们要多学科交叉，结合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原创性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而且对于培养综合性人才、开掘未来的研发力量也具有很深远的意义。
第二，资源集中，强化扶持，整合构筑实质可行的科研平台。
从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经验来看，建立实质性的学科交叉平台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实体资源，即在人力资源、经费资源和设备仪器上都必须提供支持，否则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长久稳固运行就很难得到保障。
在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建设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大多仍停留在虚体层面，主要原因是受资源条件和研究水平的限制，以至于交叉研究机构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国家和高校应加大扶持力度，为鼓励高校多学科项目合作，可多设立一些研究基金供项目竞争使用，对于有突破潜能的交叉项目研究要予以大力投入，提供一流的仪器设备，提供一定的基金资助或鼓励引入外部资源来推动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建设真正走向实体化。
第三，精英领衔，协调管理，高效实施跨院系的决策协调机制。
在适当增加现有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的数量规模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对机构创新产出能力的质的提升。
高校可以通过设立跨学科平台管理委员会，来担负起对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的管理职责。
高校跨学科管理委员会由高校分管领导、跨学科平台负责人和学术委员会等组成。
通过其对平台体制、建设和运作的指导及协调，确保学校的各项资源实质性到位，对校内跨学科学术机构实行定期考评，督导平台完成预定的工作目标。
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内部要实现学术与行政管理的有机结合。
为此可选聘有学术声誉和影响的学者担当机构主任，接受校平台管理委员会的直接领导，由主任全面负责机构的活动规划、人员管理、人才培养、经费使用等的主要行政事务。
同时，机构内部要建立学术联席会议制度，由项目负责人、相关院系咨询人士和主任等人员构成，定期对学术发展方向、项目决策等进行民主讨论，并承担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督的职能。
达到一定规模后，也可与校内外知名专家共同成立特聘顾问委员会，以对重大学科方向的设置与调整及学术发展规划等提供咨询意见。
第四，配置优化，信息共享，创新完善灵活合理的组织运行机制。
为保证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内部拥有良好的知识创新环境，其组织运行机制宜灵活特设。
在物资管理上，要形成共享开放，可以通过多渠道来源，建立平台内的设备共享基金，建立相关领域的科学基础数据库，实现信息的及时公开与共享。
在人力管理上，应当倡导流动机制，除行政人员、项目负责人等固定员工外，其余研究学者可以“以项目为本”的原则进行自由流动，探索用人制度中聘任和考评等适用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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