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建终结西方主流经济学霸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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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重建终结西方主流经济学霸权
批判与重建：
终结西方主流经济学霸权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十条诫令第二诫声称：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等。
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
”
第三诫说：
“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
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
诫令中的“他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尤其是青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主子们深知，若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措施是改变青年人的思想，而改变思想的手段中最有效的就是教育和文化。
前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针对冷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提出《战后国际关系准则》，其中一条是：
“美国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应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
”他说：
“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察觉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
”他意识到他们的阴谋必将败露，他们如何对付呢？
“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
对照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杜勒斯原则”和“CIA十诫”正在中国得到贯彻，文化和教育领域充斥的正是CIA十诫中所提出的内容，它们正在以非常喜闻乐见的方式腐蚀着中国人民的灵魂，而那些正确的价值观却被嘲笑和边缘化。
曾经被杜勒斯寄予希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正在依据中央情报局的旨意发生演变。
在这种“不易察觉”的演变过程中，“西方经济学”成为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它正在全方位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据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然而，从逻辑上和学术上看，西方经济学根本就不是严谨的科学：
1、它将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前提。
仅从政府的社会保障来看，恰恰不能以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的唯一目标，公共品的提供也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企业也有社会责任，否则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换一个角度看，假如西方经济学允许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提高利润率，那么就应该允许工人提高工资，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但是西方经济学却在为资本家压制工人工资辩护，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2、它认为资源有限，而需求无限，但是它又认为市场需求依赖于居民收入、投资和出口，而这三方面无一不是有限的，何来需求无限？
3、它认为商品根据价格呈现一种需求随价格降低而上升、反之下降的函数，可在现实世界，许多商品无论如何降价都无法售出，过时变质的商品降价就能售出吗？
人民拥有了足够的商品，过剩的商品会随着价格下降而被出清吗？
一个人家里有了床，会因为市场价格降低而买更多的床吗？
4、它崇尚竞争、优胜劣汰，可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质量低劣但价格低廉的商品排挤优质高价的商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5、它崇尚自由化和全球化，可是为何西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定产品进口配额，限制高技术出口？
自由化和全球化导致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环境破坏、资源过耗，而当全球就环境和气候问题坐下来谈判的时候发现，一旦肯定来自资源和环境的约束，那么企业就不存在一个没有拘束任意扩张的自由主义乌托邦；
6、它崇尚分工形成规模效益，但是，提供资源的地区和国家为何不能从分工中获得平等的收益呢？
7、它反对垄断，然而西方市场内存在大量垄断企业，竞争并不充分；
8、它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可以调节资源分配和利润分配，实现产品出清，产销均衡，它讥讽计划经济不可能掌握市场信息，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我们要问的是，作为计划经济主体的国家都难以获得全部需求信息的时候，企业就能获得全部信息吗？
实际情况是，企业根本不可能获知完全的市场信息，私人企业的生产始终是盲目的，而居民收入却在相对下降，导致供过于求，最终走向经济危机；
9、它追求效率，但是，经济危机造成的资源和财富的流逝就是效率吗？
它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日益枯竭是效率吗？
造成二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人的伤亡是效率吗？
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企业开工率降低，失业率上升，企业资产和人口大量过剩，这是效率吗？
10、它追求公平，可是资本家攫取了企业大多数的利润，不断压低劳动者工资，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是公平的吗？
在交易中，要么店大欺客，要么客大欺店，双方相互信息封锁，尔虞我诈，就是公平么？
当市场经济带领企业不断扩张，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企业和国家为此残酷竞争的时候，为何社会承担所有的成本、企业却可以独吞利润，这是什么公平？
11、它反对政府干预，可是当经济危机到来，政府却充当了最后的担保人；当社会两极分化，又是政府的社会保障体制成为最后的减压阀；债务危机来了，政府无非是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
非常可笑的是，被尊为经济学经典的萨缪尔逊《经济学》在提出矫正企业外部性的时候，居然提出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或直接控制厂商矫正外部性，比如收取排污费或发放排污许可证，这不是典型的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吗？
明显的自相矛盾。
假如西方经济学是科学的，那么它就应该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可是当一种理论表里不一，左右互博，彼此掣肘，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它还是科学的理论吗？
恰恰是这种貌似科学的理论，却能借着炫目的数学公式以及课程体系，用近似自然科学的假设、概念和分析模式巧妙包装，堂而皇之地进入我们的校园、讲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萨缪尔逊《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正在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教义，占领中国经济学学术高地，不易察觉但十分有效地宣扬着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推销着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
凯恩斯说过：
“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从中国的经济政策演变来看，凯恩斯的话在中国正在得到应验。
从联产承包到发展私营经济，从国有企业“改制”、减员增效，到下岗分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价格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到促进要素流动；从做大蛋糕，到按要素分配；从加入WTO，参与“国际大循环”，到金融自由化，汇率浮动。
从浅到深，逐步拓展，有条不紊，无不遵循西方经济学理论。
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能因为加了一个“社会主义”做修饰词就改变了扩张属性和固有的混乱。
输入了贸易自由化，同时也输入了经济危机；输入了外资，也输入了扰乱市场的“热钱”；加入了WTO，却被排除在市场经济国家之外，得不到核心的西方技术；输入要素流动，也输入了两极分化。
当中国人慨叹现在不知道什么可以吃的时候，当中国人为房价居高不下而苦恼的时候，当中国人为收入不断缩水而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们还会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吗？
仅从目的上看，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财富的共享、人民的共同富裕，前提条件是一个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
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私营部门为主的“转型”过程之中，这意味着初次分配的主导权已经由国有企业向私营部门易手。
在理性经济人原则指导下，私营部门追求利益最大化，势必千方百计降低成本，限制劳动者收入的增加，这就必然造成财富向少数人流动，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无论从相对份额还是绝对量都在降低，这就无法实现财富的共享，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的结果是有效需求不足，产品过剩，最终积累转化为剧烈的社会经济危机。
试图通过加大二次分配、来改善民生的做法也是徒劳的。
因为二次分配最终来源在于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根本来源于企业利润，这个比例并不占整个经济收益比例的较大部分，同时，政府开支的比例会约束限制二次分配的进一步扩大。
而且，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主导权并不在人民手中，企业和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降低人民收入，人民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地位，实现真正的解放。
从实践上看，欧洲福利国家通过二次分配暂时地平复了一段时间内的两极分化趋势，却积累了巨大的国家债务。
国家债务的本质就是，用未来的财富来满足现在人的需求。
这种“寅吃卯粮”的办法注定不能持久，必然导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经济衰退和福利衰退。
所以，福利国家的道路注定走不通。
逻辑与现实都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已经走向末路，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团结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终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就不断对庸俗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艰苦的斗争，解放后，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然而，我们应当承认，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据教育和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免疫力”和批判能力也在下降。
当西方经济学用数理分析方法包装后重新进入中国，我们则显得反应迟缓，中国的经济学缺少类似《资本论》的作品，在话语表达方式上、分析模式上将两种经济学打通整合，站出来揭露西方经济学骗术。
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发表了《谈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些问题》的讲话，他认为：
“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
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
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下降与苏联东欧变色、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我们的分化、西化以及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导致西方经济学地位上升的外部原因，而教学方针、目标不明确，教师队伍的变化以及教材西化，尤其是领导权被非马克思主义者占据是主要的内部原因。
刘国光的观点引起经济学界的巨大震动。
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版图，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能不做深刻的反省：
难道我们应该允许西方主流经济学继续掌握经济学主导话语权吗？
我们应该放任西方经济学骗子到处招摇撞骗、横行霸道吗？
我们的理论内部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从而为夺取主导话语权准备好理论的子弹呢？
我们能不能建设自己的“经济学”呢？
这种理论反省从上个世纪的改革之初已经开始。
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
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一些问题》）
80年代，物价飞涨，投资加速的时期，当几乎人们一口同声说“市场并不过热”的时候，何新先生以有力的证明论证了当时经济过热的发生机制，证明了当时的经济快速增长引发了企业三角债，银行贷款无法回收的金融危机。
何新还从原理上论证了“市场有限性”规律，从而证否了西方经济学需求无限性理论，何新还批判了永远也不会出现过剩的萨伊定律，他指出这类理论是虚幻的欺人之谈。
可贵的是何新在90年代经济学界一片万马齐喑之中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辩护，证明了社会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科学性和可能性。
何新还较早批判了亚当斯密的国家分工论，借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警告了中国过度开放市场的危险性。
（《20年论战：
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歧》）
何新并不孤独，随着“新左派”经济学家的崛起，经济学为西方经济学垄断的格局开始松动，王绍光和胡鞍钢在90年代《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强调了国家主导市场经济的重要性，1991年王绍光发表“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为标志，集中提出了“国家”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1997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为标志，初步提出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进入新世纪以后，崔之元、郎咸平、韩德强、左大培、杨斌、杨帆、温铁军、余斌等挑战西方经济学霸权的经济学人纷纷涌现，系统分析和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献不断出版。
2000年，杨斌就出版了《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揭示了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的隐蔽经济战，并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提出了警告，书中也对私有制和产权理论进行了批判。
韩德强2001年发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一文，预见到了2008年以后逐渐酝酿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危机，在《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集中批判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一书中系统批判了西方经济学谬误。
2002年，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
》出版，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提出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
2004年，余斌出版了《微观经济学批判》，借用马克思逐条批判哥达纲领的模式批判了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材，2010年又出版了《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构成了对西方经济学批判的姊妹篇。
2007年，宋鸿兵《货币战争》出版，震动国内外，该书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一个企图控制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垄断阶层，揭破了西方自由主义竞争的神话。
这一书的出笼引发了众多揭露金融战和经济战的图书出版。
这些系统批判构成了一轮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冲击波。
然而，它们之于网络兴起之后、自发于民间的经济学批判而言只是沧海之一粟。
针对理性经纪人假设、经济危机、西方主流价值观、经济战争的反思批判风起云涌，层出不穷。
相映成趣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也开始了反思。
据演化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贾根良介绍：
2000年6月的法国，当时一群学经济学的学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
请愿书认为，经济学教学是有缺陷的：
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是压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条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
其结果是一种自我封闭（autistic）的科学。
2000年7月底，法国的一些教授也发动了他们自己的请愿，明确地支持改革的要求。
2001年7月，剑桥大学的27名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的请愿书。
2001年8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人员和教授对经济学状态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谈论，其结果是以类似的方式，发表了“堪萨斯城建议”，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克服人类行为的僵化观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
2003年3月，哈佛大学七百多名本科生和毕业生按照类似于法国学生的思路，签署了一封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请愿书，并发表了《哈佛大学人道的和负责的经济学学生组织宣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学专业学生数量趋于下降的情况。
英国皇家经济协会2000年发表的报告警告，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的数量已经降到了“危险的低水平”。
该国最著名的两家经济学研究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2000年没有招收到一名新的英国博士生。
据统计，报名参加经济学高级考试的学生数量已经由1993—1994学年的32000人下降到2000—2001年的不足20000人。
此外，从1990/1991年度到1997/1998年度，美国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的学生从11298人下降到8596人，澳大利亚由1329人降为1062人，加拿大由1740人降为1170人。
阿兰·希普曼对这一危机状况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述：
“试图在经济中生存的人们向新闻记者寻求信息，向金融评论家寻求建议，向商学院寻求教育。
为他们的市场神话找不到市场的理论经济学家只得追求不断缩减的公共补贴，或是基于与他们在课堂上所讲内容不同的原理进行私人咨询和预测。
……大部分书店已经清空了经济学书架，以便为不断膨胀的商学部分腾出空间。
”（参见《“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
回顾与反思——访演化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贾根良》）
西方主流经济学掩盖的垄断资产阶级试图控制世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逐渐被揭开。
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虚伪面目已经大白于天下。
然而这种反思却在中国受到学术界步调一致的压制，据贾根亮的介绍，国外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回应，宣传这一运动的网站莫名其妙地被屏蔽了，显然有人害怕这种反思的声音，他们如同鸵鸟一般将头埋进沙子以为这样可以阻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丧钟敲响。
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学能做什么呢？
政府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政策乃至刺激需求政策已经逐渐失效，财富仍然向人口的1%甚至更少的人手中集中。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2011年9月26日发布报告说，在美国南方，与2007年相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增长了330万，从而使得南方贫困率高达16.9%，在全美最高。
美国西部贫困人口也增长240万，中部贫困人口增长160万，东北部贫困人口增长91万。
贫困率上升最多的州是内华达和佛罗里达。
据路透社分析，这两个州贫困率急升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经济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打击最大，失业率大幅攀升。
内华达州的失业率从2007年1月份的4.3%上升到2010年1月份的14.6%。
内华达州居民的收入下滑也最大，3年内收入减少近1成2，收入跌幅紧随其后的是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9.1%，处于自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2007年经济衰退周期开始以前相比，目前有固定职业者减少了1150万人。
有600万人已经失业至少6个月时间。
在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为42%。
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已经超过3年。
美联储预计，到今年底为止失业率将为8.6%到8.9%。
高盛集团（GS）经济学家预计到2012年底为止，失业率仍旧在接近于9%的水平附近徘徊。
美国人口统计局最近公布报告称，2010年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至49445美元，经通胀调整后创下自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9月17日，美国民间自发组织的“占领华尔街”向全国蔓延。
美国数十个城市约15000多和平示威者汇聚、游行并占领公共广场，抗议已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反资本主义示威，示威者已经明确打出了“资本主义不行了”的标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学术宗教的末日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正如“新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崛起。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一方面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也在努力探索经济学新的范式和路径，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并为创建“新经济学”做扎实的准备。
1984年，刘国光课题组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开始独创性地阐述“双重模式转换”目标；
经济学家苏星提出：
“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它们的管理经验，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卫兴华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似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管理体制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实现的具体形式，如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等。
”
1984年1月，中国社科院杨圣明研究员（曾任财贸所所长、现为学部委员）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
“寻找出适当的收入差距，既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社会平等，乃是重要的战略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放弃平等，也不能失去效率，要兼而有之”；
1983年3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许涤新研究员（已故，原所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首届会长）在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上所作的会长主旨报告就是《马克思与生态经济学》，他可以称为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要重视环境和构建生态经济学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是国内第一位系统地对张五常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学者，引起学术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他1994年出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问张五常》一书，则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六大原则：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
面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他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为新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的夏天的“郎咸平事件”爆发，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登出的一篇关于左大培的报道，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长达3000字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
“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
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
”随后，左大培撰写了大量算账式的文章，目标直指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有三篇：
《“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论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以及《不要轻信那些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
左大培设计了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它是一种公有财产代管人制。
按照左大培现在已经构思完毕的公有财产代管人制，应当将经营性的国有资本都交给独立的、权责利统一的国有资本经营机构经营，实现政企分开、资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实行有效率的监管，在政企分开的同时防止国有资本金的亏蚀，以此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李炳炎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先驱、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早在1981年《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发表的《公有制分享经济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维》一文，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经济研究》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的李炳炎写的论文《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提出了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
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
他以后不断提出新的观点：
1981年提出“成本是C”；1986年提出“三个理论不等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共产主义），直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1990年出版《需要价值理论》；2000年出版《社本论》；2004年出版《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艰难前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诸多变革和尝试正在慢慢改变着非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力对比，催生着中国“新经济学”的黎明。
在我看来，中国“新经济学”将是面目全新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1、这种新经济学首先应当具有科学理论的一般特征，即从历史经验中抽象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规律。
这种普遍意义具有对人类历史各历史阶段一般经济关系的解释力，就是说，这种经济学应当对各种历史阶段、各种社会形态、各种经济组织形态、各种经济关系的规律有普遍的解释力。
有人会担心，这种普遍意义会不会削弱经济学的阶级性？
其实，这种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阶级性的反映。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科学的科学意义就是阶级性的反映，历史的反动者通常都反对人民了解历史规律，他们害怕人民了解经济规律，害怕他们控制经济的伎俩败露，于是会千方百计地掩盖经济规律，混淆经济规律，或者歪曲解释经济规律。
新经济学恰恰要将经济规律揭示给人民，引导人民的经济活动。
核物理学是不分阶级的，但是核物理学为人民服务，发展保卫国防的核武装备的时候，发展核能电厂的时候，核物理学难道不是有阶级性的吗？
2、新经济学应该具有洞察“人—自然”关系的大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始终是自然的子系统，离开这个关系谈经济学，必然导向人类中心主义、扩张主义逻辑。
新经济学必然是人——自然关系的生态学，必须意识到“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必须受到自然系统的制约。
承认自然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就必然承认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有限性，这就不难导出“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结论。
因此，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规模都必须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度扩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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