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汉语言文学论文《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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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汉语言文学论文《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
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
摘要:
陶渊明“任情适意”及“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以一种不忮不求,听任自然的态度,投身于宇宙万物迂流变化,决不刻意追求什么,也不躲避什么,而是坦然受之。
陶渊明以这种人生态度找到了他人生的归依,而这种人生态度在现今社会是否适用呢?
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陶渊明,而是要在现今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实现对超我境界的一种突破,以便更好的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
陶渊明;人生态度;任情适意;自然天放
现代人生活紧张、忙碌,为了家庭和事业心力交瘁。
竞争的压力,身心疲惫。
生活的单调,情感的孤独,单拈出哪一条不足以使人异化?
于是,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文明的同时,渴望回到富于悠闲、富于悠然诗意的往古,对陶渊明古典田园式的诗酒人生心摹手追。
可是,时光不能倒转,回归田园也不值得提倡。
对于现代人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陶渊明,而是要辨证地看待其任情适意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
下面就从陶渊明人生态度的表现及其人生态度的内涵探析两方面对其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进行辨析。
一、陶渊明人生态度的表现--田园生活任自然
陶渊明生在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战乱、黑暗、灾荒的时代。
当时的东晋不但北方完全沦陷在异族手里,南方也有许多战乱。
开始的苏峻叛乱,后来有桓玄叛乱,再后来又有刘裕的叛乱,此外还有浙江海边的孙恩起义等等。
陶渊明不仅亲身经历了这些叛乱,而且他眼见那些人可以不择手段地用极残忍的手段杀死了许多人。
东晋的两个皇帝都是被毒害死的。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位篡位的人,一是桓玄,一个是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
可见他生活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
归隐时想出仕,出仕时想归隐,内心很矛盾。
此后,他坚定了归隐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他在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中说出了其深刻的原因: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由的本性是相违背。
他不能改变本性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他坚决辞官归隐了。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
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人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
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
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面目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需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
魏晋人的“自然”内涵实赅四义①,第一义:
自然之道。
第二义:
自然之田园山水。
第三义:
人之自然。
第四义:
艺术风格之自然。
人之自然情况较复杂。
又包括了气质性情之自然(如嵇康等人重视自然性情之舒展),才气之自然挥洒(如谢灵运逞才恃智不遗余力)。
本能欲望之自然(如石崇等人的放纵食色,毫不节制)。
陶渊明对魏晋“自然”的基本四义,有继承也有超越:
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写:
“陶渊明何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
一定有他整个的人生观在背后。
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
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他:
自然”②陶诗《五月且作和戴主簿》曰:
“既来孰不去?
人理故有终。
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
迂化或夷险,肆志无窳隆。
”表现了其顺宇宙规律的人生哲学,这是自然之和一义。
即自然之道义;《归园田居》其一曰: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表达了对田园的渴望,既有第一义,但主要是第二义;《归去来兮辞》序中自述“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指性情,气质之自然;此指自然之第四义。
宋人黄彻云: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眷,巧拙之间也。
”(《碧溪诗话》卷五)③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具有较强感染力。
即艺术风格之自然。
由此,对陶渊明“自然天方”的人生态度可做这样的理解:
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
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抱朴而含真。
《现代汉语词典》中“任情”一词解释为:
“①尽情;②任性;放纵情感。
”“适意”一词解释为:
“舒适”。
④陶渊明所做的,是维护个性的淳真,不委曲自己的本真。
对此徐公持先生说:
“陶渊明更多从自身性情出发,认为人之本性应得到舒展散发,而不应加以羁靡束缚。
由此可称之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
”⑤陶渊明的一生是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的。
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隐居。
心情很矛盾,最终决定归隐。
这是由“且欣然而归止”,“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
”(《归去来兮辞》)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他不想委曲自己的本真,他也是这样做的。
陶渊明丝毫不委曲人性:
饥来乞食;(《乞食》)诗曰:
“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
”因来即眠;(萧统《陶渊明传》)曰:
“渊明若先醉,便语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
’”潇洒饮酒;“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萧统《陶渊明传》)。
躬耕言利;(《癸卯岁始怀春怀古田舍》其二)曰: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曰: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纯是天真性情的诗意挥洒。
这正是陶渊明对“性情适意”的最好诠释:
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及时行乐,享受适合自己的舒适生活。
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着重发掘个性生存价值,努力揭示生活中的诗意,以悠然、恬淡情怀看待人生,去留无意,顺应自然。
和谐地处理了物我关系,个性与群体的关系,成功地止泊,找到了其人生的归依。
二、陶渊明人生态度根源探析
(一)新生门户婉曲心
正如史学家揭示,六朝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世族与门第。
门第一经形成,便有了门第与世族观念。
世族人士极力维持门第的纯洁与发展,国家观念渐次淡出,便出现“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
“求忠臣必孝子之门,竟成虚言”⑥的反常历史现象。
门第观念甚严,士庶之别,泾渭分明,不得逾越。
陶渊明曾祖父陶侃出生于一个无门可依的酷贫家庭,但经过他个人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军功,成为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为长沙郡公。
其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
仕宦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为世族的传统,陶氏确实已不能被视为寒门了,但陶侃政治地位虽高,但因家族积淀尚浅,世族人物尚记其早期起家的尴尬经历,并不以同类视之。
而陶渊明是庶出,非嫡传,在时人眼里,地位更降一等。
这样,门第就不足以成为其傲世的资本,反倒郁结于心,变成难言的隐痛。
六朝时代,受大环境影响,士人将光耀门庭视为家族目标,同时受儒家传统观念的驱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业为实现个体不朽的捷径。
而陶渊明正是把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
这些在其早期作品中有所体现。
《停云》诗语: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
《时运》诗曰: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宇暧微宵。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诗句化用儒家“曾点气象”之典,表达了对儒家精神境界的企羡。
《荣木》诗更直接传达了对儒家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的向往,诗第四章曰: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典出《论语·子罕》,意谓四十五十无善闻,则其人进境有限可知。
陶渊明则反用其意,通过“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等句。
可见其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意志。
但十三年的官场生涯中,经历了无数“忍看朋辈成新鬼”的血腥屠杀,对此焉能无动于衷?
缺少生命的保障和精神的依傍,何谈理想和抱负?
在出仕和归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正如叶佳莹所说的:
“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
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于有‘违己交病’之患。
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⑦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陶渊明人生取舍的依据,简言之,就是为了保全自然质性。
(二)托身得所不违心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
这是一种思辩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式,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转折。
先的社会思想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
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身外的功业荣名急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
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
基于社会思潮的影响,陶渊明的思想里边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三种思想精华的结合。
比如其《饮酒》第十六首诗中两句: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他说:
“少年罕人事。
”“罕”就是稀少的意思。
那是没有繁杂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来打扰我,我可以专心念书。
他念的“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
即《诗》、《书》、《礼》、《易》、《乐》、《春秋》。
由此可以看书陶渊明确实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同时他也受道家的思想,他的诗里曾有这样的诗句: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之一)在其《归去来兮辞》中,也表现了他爱好自然的这种天然本性和思想情趣,而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
道家认为,人世之间不应有限制,不应有约束,应返朴归真,顺应自然。
可见陶渊明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浓厚的道家思想。
此外,他还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
他的《归园田居》之四里有过这样的句子: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他说人生就好象是一个幻影一样,佛经上说的“如梦如幻”,就是说世间万象如同梦幻一样,就是虚无的、空幻的,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终当空无”是说最终结果都是空无,“”所谓四大皆空。
虽然他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
但无论那种思想影响了陶渊明,他都会立刻与他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内心中有一种自然的定力与持守。
既不委屈自己的本真,也不违背自然规律。
在那种黑暗、浑浊、充满战乱、痛苦的时代里没有迷乱,没有失落自己。
将自己的个人思想同社会思潮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自然天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
三、现代意义辨析
陶渊明以其隐士的高洁,以一种自然的定力与持守,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
不被引诱,不被转移,在那种黑暗、浑浊、充满战乱、痛苦的时代里没有迷乱,没有失落自己。
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耀眼明星,甚至成为人伦风范。
但在现今社会里,这也需要辨证的看。
与陶渊明生活着的充满黑暗、浑浊、痛苦的时代相比,当代社会没有战乱、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但政治权利与市场竞争无限扩张,使人的诗意生存受到了挑战和挤压。
现代人生活紧张、忙碌、为了家庭和事业,心力交瘁。
竞争的压力,身心的疲惫等,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到现今社会的人们活着是为了生存而非生活。
据相关资料说,中国留学生70%以上去外国学习计算机,而一位外国人的孩子刚上大学,一位华人问他,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他说:
“宗教”。
有人就此分析:
中国人是为生存而活着。
他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学习、生活。
应该说,在就业的压力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生都想占据生活的制高点,以图将来有所发展,但是,就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而言,说我们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也有悖实情了,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不少人已经能够优雅的生活了!
至少不需要像陶渊明一般“饥来趋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
”(《乞食》)为自己的温饱而“拙言辞”了吧!
生活和生存仅一字之差,却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
其实古人早就追求这种优雅的生活了,这种生活讲求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
陶渊明正是以他“自然天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一位诗人,苏轼说他: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
”他的一切选择都取决于自己的个性,决不违逆个性适应外在的东西。
相比较之下,今天的我们是否麻木了一些呢?
我们为了收入、住房、家庭、职称等等的一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惟独没有为我们自己的梦想而着想过。
以至于当一切都拥有时,自己的内心却一片贫瘠!
由此,陶渊明“自然天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努力发掘生活中的诗意,以忧然、恬淡的情怀看待人生,去留无意,顺应自然,和谐的处理物我关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
但诗意的人生,首先应该是人性化的,而所谓“人性化”,应当是顺从人性自然,既不能压制也不能放纵,“过”与“不及”都违反自然常态。
但由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个人思想及个人价值取向的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陶渊明那样既能超越儒家的“不及”,也能超越魏晋玄学的“过”。
因此,对“自然”的内涵理解的并不像陶渊明那般成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自然成为人类可以随意玩于掌股的玩意。
殊不知,自然在悄悄的报复人类的无度索取,环境变暖、城市沙暴与海水赤潮……这一切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类早晚有一天会被自然吞噬。
而这一切都是对欲望掌握“过”的结果,虽有“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但还是要有一个“度”的问题。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当代人对陶渊明“自然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的取舍要放入到现今社会的大背景下,辨证的取舍,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他,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
注释:
①转引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上海辞书书版社.2006年12版.第39页
②梁启超.《陶渊明文艺之品格》其六.商务印书馆.1923年排印本
③《陶渊明诗笺证稿》附录二《陶渊明及其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版.546页
④《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版.1067、1157页
⑤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7页
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46页
⑦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50、151页
参考文献:
[1]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上海辞书书版社.2006版
[2]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版
[3]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
[4]余敦康.《魏晋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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