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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清官模式

【内容概要】：

赵树理小说从作家结构故事情节的技巧和写作手法来看，仍属清官文学的谱系，它继承了传统清官文学的长处，同时又在文意、结构、清官形象等方面赋予了时代新气象，与传统清官文学既有渊缘，又有突破和发展。

因而，其小说结构模式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引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为广阔无际的文学领域增添了亮色，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赵树理小说；传统清官文学；“清官”模式；特征

综观赵树理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均属问题小说”的范畴，因而其结构大同小异，即首先从一个既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发现某一社会问题或存在着的矛盾，进而在此基础上构架小说发展的故事内容，在此过程中，问题或矛盾愈演愈烈，进一步尖锐化，使得问题或矛盾急待解决而不可以轻易地被解决，而后，寻求解决的方案，引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性人物——“清官”。

“清官”一经登场，便发挥出他在作品中所应完成任务的关键性作用，除暴安良、扶正抑邪，最终使问题或矛盾得以完美解决，大快人心。

这一模式在传统的关于“清官”系列的作品中已被使用过，虽则大体模式相同，但同时代背景不同，赵树理小说虽仍属清官文学的谱系，但其“清官”模式与传统的“清官”模式也有一些细节性的不同，正如朱庆华先生在其《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之比较》一文中所述：

“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既血脉相通，又有变异和进步。

”[1]

传统的清官文学，受封建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其结构模式大体相同，即每一个文本中的清官故事基本上都由“百姓蒙冤——清官断案——沉冤昭雪”三大板块有机组成，结构布局疏密有致，悬念丛生，读来令人废寝忘食，如《包青天》、《七品芝麻官》、《秦香莲》、《铡包勉》、《十五贯》等等，都不无例外地反映了这一传统结构模式。

以著名清官戏《十五贯》为例，娄阿鼠半夜潜入民宅，杀死了尤葫芦，窃取钱财十五贯，逃之夭夭。

苏戌绢误信养父尤葫芦酒后戏言，半夜出逃，路上遇见熊友兰，便结伴而行。

知县擒得同行的苏、熊二人，再加上熊友兰身上所带钱财恰好为十五贯，于是判定尤葫芦是被苏、熊二人为窃钱财所杀，在残酷的刑罚之下，苏、熊二人不得不屈打成招，画押认罪，被判处死刑。

监斩官况钟行刑前例行公事，发现案情有多处可疑，于是以自身前程作保，争得半月复查期，明察暗访，终于获得大量确凿证据，并一举擒得真凶娄阿鼠，为苏、熊二人翻了案。

无论是从苏、熊二人蒙冤到况钟复查再审，还是从断案到翻案沉冤，整个过程中，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离奇，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树理小说成功借鉴了传统清官文学的结构模式，在继承传统清官文学的基础上，将其清官模式引入新的文化背景，既是对传统清官文学的再现，又是对清官文学这一文学视角的创新。

具体来看，赵树理小说中的清官模式，正如《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之比较》一文中所述：

“赵树理小说十有八九由‘问题显现——上级领导（即所谓的“清官”）登场——问题解决’三大板块蝉联而成。

”这恰好与传统清官文学结构上的“百姓蒙冤——清官断案——沉冤昭雪”三部分相互对应。

这一模式也正体现了赵树理小说是“问题小说”的典范这一文学特征，赵树理的每一部小说创作都不无例外地反映或揭露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或矛盾。

首先，赵树理发现同时代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某一问题或矛盾，通过冷静观察和思考，认为这一问题或矛盾具有普遍性，并且是一种不好的社会风气，应加以抑制，于是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其次在创作中，通过故事情节及人物活动提出这一问题或矛盾，进而推动情节发展，使矛盾或问题尖锐化。

就此时的矛盾本身而言，已经变得不可能轻易地被解决了，矛盾的双方力量或达到势均力敌，或达到强弱差距悬殊，都造成了解决问题或矛盾的艰巨性。

势均力敌时，矛盾的双方只有维持现状，等待时机，直到某一方更强大，或者某一方力量减弱；强弱悬殊时，强大的一方往往首先是代表封建落后顽固势力的人物群体，而弱小一方往往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下的农民，矛盾发展到尖锐化时，代表正义的农民无法与代表邪恶的土豪劣绅相抗争，使得问题或矛盾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

此时，故事情节便进入了高潮，在此两种问题或矛盾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的情况下，代表第三方力量的出场便顺其自然了。

而这第三方力量便是小说中的上级领导即“清官”，“清官”一经登场，便奉行除暴安良、扶正抑邪的准则，采取果断措施，使代表正义的一方力量迅速壮大，最终战胜代表邪恶的一方，使问题或矛盾得以完美解决。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便是赵树理小说“清官”这一文学模式的典范之作，恶霸地主阎恒之，伪装开明绅士，欺骗思想觉悟不高的农民，拉拢腐蚀党员干部成了阎家山村政权的幕后操纵者，他的横行霸道，使得阎家山出现了地主篡权的严重不良局面，农民们除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没有真正地翻身做主人，反而变本加厉地受到地主的压迫和剥削。

而章工作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事不按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作风，极容易地被假象所迷惑，使存在着严重问题的阎家山反倒成了“模范村”，工作极不认真，浮于言表。

此时也正是“清官”——老杨同志出场的最佳时机，作为县农村救会干部的老杨同志亲临阎家山检查工作，从农民口中得知村里还有押地现象，进而又听到顺口溜：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于是意识到阎家山的工作存在着严重问题，便迅速深入群众展开调查，了解到真相，及时发动、组织群众斗倒了地主阎恒元，取得了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的伟大胜利，使“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枉气”，村政权真正掌握在了人民手中，百姓彻底翻了身，成为了主人。

全文整体框架成功套用了传统清官文学的结构模式，即“百姓蒙冤——清官断案——沉冤昭雪”，只是在细节上做了变动，从而成了“问题显现——上级领导登场——问题解决”，这从根本上投合了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再加上通俗易懂，饶有趣味，从而使赵树理小说深深根植于中国亿万民众之心，使传统清官文学又一次出现在了读者的视野，从这种意义来讲，赵树理小说便成为传统清官文学在新时代、新社会的投影。

然而，赵树理小说又并非完全是对传统清官文学的复制，与之相比，赵树理小说中的清官模式又有变异和进步。

首先，从对待清官的态度上来看，传统清官文学的目的在于赞颂封建社会清官们为民请命、不畏权贵、大义灭亲、秉公办事等一系列浩然正气，为清官们塑像立碑。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陋习盛行，一旦入朝为官，除衣食无忧外，还会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财权两丰收，连同那些平日里不曾听过姓名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来套近乎。

官场上官官相卫，互相勾结，这已经是封建社会大多莘莘学子们拼命追求的亘古不变的理想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清官也就没有几个了。

做官的、有钱的便是人上人，而平民老百姓则是人下人，这种受歧视的“奴隶”般的地位迫使他们渴望遇上一位清官，为其撑腰，因而从根本上说，传统的清官文学其创作本意在于：

一，对百姓以精神上的安慰；二，为腐朽的封建社会树立正面榜样，垂范后世。

而赵树理小说中所反映的是新政权即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所出现的问题，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因而可以说，只要没有如同金旺、兴旺之类的人混水摸鱼，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是人民的公仆，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应是“清官”，应该继承和发扬封建社会清官们身上所闪现的高风亮节。

所以，赵树理关于清官模式的小说，其创作本意并不在于赞颂清官们的高贵品质，而在于借“清官”故事展示新时代下，新农村中出现的“新风貌”、“新气象”，也即注重展示“时代的风云变幻”。

如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不正之风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仍旧盛行，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两位进步青年二黑、小芹，两人的自由恋爱受到“二诸葛”、“三仙姑”一类落后分子，以及金旺、兴旺一类混入新政权的坏分子的阻力，最终在区长的出面主持下，二人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自由恋爱之风强烈冲击了封建陋习——包办婚姻，崭新的婚姻观念已在进步的年轻一代身上不断孕育成熟，陈腐的封建婚姻观即将荡然无存，真可谓“此一时，非彼一时也”。

再如《孟祥英翻身》，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与旧时代妇女命运的不同和转变。

生活在封建社会余俗中的女子，未嫁从父，出嫁从夫，丝毫没有自身的自主权利，一旦夫死之亡，便随时有可能面临被卖、被休的危险。

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倡导的是男女平等，各占半边天，因此，妇女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做人、生活、工作。

但现实社会中的孟祥英受尽婆婆的凌辱，饱尝丈夫无情的毒打，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甚至连大声痛哭的权利也没有。

而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倍受凌辱的孟祥英当上了村干部，积极工作，不断走向进步，不仅不再受婆婆、丈夫的冤枉气，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劳动英雄，通过孟祥英翻身的故事，反映出时代的巨变。

总之，与传统清官文学相比，赵树理小说增添了时代新质。

其次，由于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在对待“清官”的态度和本意相异，因而其构架故事情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传统的清官文学因其本意在于赞颂封建浊世中，清官们敢于直言、勇于与邪恶势力相抗衡的高贵品质，重在为清官立碑立传，以垂范后世，因而在“百姓蒙冤——清官断案——沉冤昭雪”三大板块中，作者往往着重铺陈、强调的是“清官断案”这部分情节，将这部分情节写得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使清官们的形象鲜活，高度个性化、典型化、神圣化，如包公、海瑞、狄公等，英名万古流芳，家喻户晓。

而将“百姓蒙冤”和“沉冤昭雪”则简单叙述，尤其是“沉冤昭雪”这部分，往往是连同“清官断案”的结束一起进入结尾的。

而赵树理小说作为“问题小说”的典范，重在揭示问题，反映问题，因而在“问题显现——‘清官’登场——问题解决”三大板块中，着重铺陈渲染的是“问题显现”这部分情节。

新政权建立之初，社会问题和矛盾仍然大量存在，如包办婚姻，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但长期受封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并不能从思想的高度认识到这些问题，更不懂得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赵树理作为一名农民作家，有责任、有义务为农民同胞展现这些问题，同时指出解决的关键因素——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因而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中，赵树理将侧重点偏向于提出问题，展现问题阶段，将这部分着墨较重，并没有将为解决问题起了关键作用的各类“清官”——领导干部置于重点地位。

如《小二黑结婚》，最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文本所揭示的两个问题——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农村基层政权严重不纯的问题；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在解放区迫切需要改变的问题。

而至于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区长”却难以在读者心目中扎根，倒是老一代落后农民的“二诸葛”、“三仙姑”让人过目不忘。

总之，赵树理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塑造新时代的“清官”形象。

赵树理小说中的“清官”断案模式在清官文学系统中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特征上均独具特色，使提赵树理创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和贡献。

具体表现在：

首先，赵树理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属典型的“问题小说”。

“赵树理是一个有着高度革命功利主义的作家”，[3]他曾坦言：

“我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可以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4]“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

[5]可见，正是工作中所遇到的棘手而重要的问题激发了赵树理的创作动机，在这一创作动机的支配下，提出问题，展现问题，并试图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赵树理作品中的主要情节内容。

如看到“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6]的《李有才板话》；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7]的《邪不压正》；批评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的《锻炼锻炼》；如此等等。

总之，为问题而写作，为问题开药方，成了赵树理小说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

其次，在艺术特征上，赵树理小说的“清官”断案模式均由“问题显现——清官登场——问题解决”三大板块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结构。

先是以幽默、通俗的笔调引出故事发展的开端，并初步显现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进而以存在着的问题和矛盾展开，使之进一步激化，以此推动故事情节逐步发展到高潮，这时也便是因矛盾双方势均力敌，或强或弱，悬殊的差距等原因而使矛盾双方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之时，故事的情节发展到此时，清官的登台亮相也就水到渠成了。

再次，赵树理小说中的清官模式极具现实主义色彩。

审视今日的中国文坛，似乎“越是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东西，越是被誉为文学，高格调，越是贴近时代，贴进老百姓的东西，越是被忽视”，[8]不少的创作只限于个人凭空想象、欲望化，使得“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

[9]而赵树理的小说都是写农民的，是以实实在在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绝大部分作品又是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因而反映的是真实的农村生活场景。

如小说《求雨》，描写的是在遇到干旱时该怎么办的一场科学与迷信、先进与落后的斗争。

受旧思想影响很深的村里的八个老头，跑到龙王庙里敲钟打鼓，烧香求雨。

党支部书记于得水组织群众开渠，要把河里的水引到地里，解除旱灾。

这时村里的群众分成了两股，有的随同几个老头在龙王庙里跪香求雨，有的跟着支部书记开渠引水，也有的脚踏两只船，在上下工地时也绕到庙里磕个头。

开渠遇到了困难，人心散了，有的装病，有的偷偷逃跑，跪香的增多了，开渠的减少了，随后开渠得到了进展，先是八个跪香老头跑了三个，后来剩下的五个老头又跑了四个，最后只剩下了一个老头，他给龙王爷磕了个头说：

“龙王爷！

我也请你原谅！

我屋背后的二亩谷子也赶紧得浇一浇了！

”这种先进与落后的思想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求雨》这篇小巧玲珑的作品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光辉。

赵树理的其他作品，如《传家室》、《田寡妇看瓜》、《登记》、《“锻炼锻炼”》等等，也无一不是通过真善美同假恶丑的斗争，在发展中精确地描绘了现实生活。

因此上说，当代文坛倡导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不能不说是有着巨大的时代意义和思想认识价值的。

第四，赵树理小说中刻画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表现在：

第一，具有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的农民形象。

这是传统清官文学中所不曾反映出来的，在传统的清官文学中，着重点在于“清官”，一切情节都是围绕“清官断案”展开延伸的，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百姓的反抗，而赵树理小说则恰恰相反，作品中的“清官”往往是“急时雨”，在迫切需要时才会出场，且时间不长，一经完成任务便销声匿迹，在读者心中不如农民人物深入人心，刻骨铭心，原因就在于被剥削、压迫着的人民开始觉醒，对自身的处境从思想的高度有了一定的认识，进而为自己与邪恶势力进行顽强抗争。

如老一辈农民形象李有才，他对地主阶级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有着深厚的阶级同情。

他有强烈的革命精神。

他正直、勇敢，大胆地揭露地主阎恒元父子的种种罪行和诡计；他开朗、乐观，即使在斗争遭到挫折时，甚至被赶出了村，也总是不灰心，不泄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李有才是先进农民的代表人物，这一艺术典型，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第二，多姿多彩的清官形象。

赵树理关于清官类型的作品中，清官形象丰富多样，经历不同，身份不同，知识水平不同，但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清官”。

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张永清、张乐意、王玉生、王玉梅等，他们有的是老党员，有的是老贫农，有的是农村知识青年，资格不同，但共同的都是合作化运动中的带头人，又如《李家庄的变迁》中的铁锁、小常。

这种多样化的“清官”形象克服了传统清官文学中人物类型单一化的弊端，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各具特色的落后人物形象。

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打算，但最后总是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在他们的背后大多都有一个既让人憎恨，又令人同情的富于戏剧性的小故事，且有一个带讽刺意味的外号。

如“二诸葛”的“不宜栽种”致使自家贻误耕种良机；“三仙姑”下神致使自家锅里“米烂了”；“小腿疼”平时装作腿疼，“吃不饱”平日直喊吃不饱，二人却在明抢暗偷，胡作非为时却比谁都跑得快；再如“糊涂涂”、“铁算盘”、“常有理”等等。

综上所述，赵树理小说中的清官模式继承了前代传统清官文学的优秀成果，拓展了文学领域，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是清官文学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亮点，同时又是“问题小说”中的独特艺术结构，为我国广阔的文学领域增添了色彩，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朱庆华.赵树理小说与传统清官文学之比较[J].甘肃:

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39卷（5）:

79-82.

[2]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

工人出版社,1980.

[3]王献忠.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M].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1980.

[4]赵树理.也算经验[N].人民日报,1949-6-26

（2）.

[5]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A].北京:

作家出版社,1961.

[6]赵树理.三复集[C].北京:

作家出版社,1961.

[7]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N].人民日报,1950-1-15

（1）.

[8]王山.做人民的代言人[C].文艺报,2002-7-31

（2）.

[9]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围城》与《城堡》不同的精神追求

     ——“走入”与“走出”

内容提要：

   钱钟书与卡夫卡同属20世纪优秀的作家，但是由于其文化节背景的差异，以及作家创作方法、语言风格和创作态度的差异使他们的代表作《围城》、《城堡》呈现出不同的精神追求，如果前者体现一种“走出”的精神追求，那么后者体现了一种“走入”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

走入   走出   创作方式   创作态度

一、《围城》的“走出”与《城堡》的“走入。

   钱钟书的《围城》与卡夫卡的《城堡》在主旨立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它们的差异又体现了两位作家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人格特征、以及东西方文化与思想方式的不同。

   首先，《围城》的”走出“包蕴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尤其是老子、庄子、周易的文化精神，西方的典故在书中只是一外在的切入点而已，其真正的精神仍是中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学的。

另外，就“围城”之内与“围城”之外的“冲进”与“逃出”而言，小说更注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逃出”似乎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正象“围城”只是一个外在的切入点一样，“城堡”的精神虽然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宗教的，那么“走入城堡”就是西方人梦寐以求的“重返伊甸园”，或者说是卡夫卡以其独特的方式所描述的人类的“天路历程”。

其次，由于文化传统，作家个性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于是同样面对“城堡”，钱钟书选择了“走出”，而卡夫卡选择了“走入”。

在《围城》中方鸿渐的追求先后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这四大阶段，但这里的追求更多的应被看作是一种反追求，即对追求的逃避，对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这些传统重担的逃避，这里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反抗精神与狡黠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其直接承袭的是道、释的虚无、无为思想。

所以有人认为，“这《围城》本是从无中来的。

”[1]这就是“走出”的思想。

彻底的“走出”，是既不再走进“围城”，也不再走出“围城”，是超越了“围城”内外的境界，这便是佛教里的涅磐境界。

这大概也就是钱钟书的思想境界吧！

   而《城堡》中K的追求单纯而又直接，虽然颇具神秘色彩。

K的一切努力均是为了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城堡”，K深夜进入城堡山下的小村子，他一直在为土地测量真的合法身份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他千方百计地想进城堡。

他爱上了城堡长室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因为他以为弗丽达可以帮助他接近克拉姆，进而使他进入城堡，然而，酒吧女侍弗丽达在爱上K之后，一意要远离克拉姆，同克拉姆一刀两断，这原本是他对K爱情专一的决心和表示，但这又灭绝了K进入城堡的希望，因而K不得不离开弗丽达，转而去追求酒吧新来的女侍佩匹……K永远也无法进入城堡这一寓言，若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便是K永远无法接近上帝或进入天堂，“走入城堡”便成为西方人所推崇的“天路历程”。

这便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走入”精神。

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中将这一宗教精神转化为人类追求真理，追求无限的“精神历程”，而这一悲剧性的追求对卡夫卡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所以，“城堡”的确也可以看做是古老的“浮士德精神”的现代版。

二、“走入”与“走出”的根本原因。

   《围城》与《城堡》两部小说，前者讽世嘲时，具有春秋笔法，是“喻实而所喻亦实”；后者荒诞神秘，颇有玄学风范，是“喻实而所喻则虚”。

从此处深入下去，我们要以发现《围城》注重的是“比喻的多边”[2]， 《城堡》突出的则是隐喻的神秘。

《围城》中奇思妙想俯拾即是，《围城》便可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比喻，而在这个巨大的比喻中又有着无数千姿百态、奇颖独特的比喻。

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均实在具体，所喻之主题譬如前途、命运、事业、财产、爱情、婚姻、家庭等的挫折也实在而不虚幻，这就是所谓的“喻实而所喻亦实。

”[3]如作者把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情谊喻为数学上的“两条平行的直线”；小姐的“赤身露体”喻为哲学上的真理。

对主动的苏文纨与被动的方鸿渐的被吻，他不用我们说的蜻蜓点水那样抽象，他说：

“这吻的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蒜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更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大脚趾，一种散而远之的亲近。

这些丰富多彩的比喻使得小说中的说理也变得新鲜活泼，令读者兴趣盎然。

有人将钱钟书的比喻概括成五种不同的形式：

比后点题式，比喻引导式，多角度透视的博喻，逆向推理式，逻辑思辨与形象比喻融合式。

[4]《围城》仿佛是钱钟书精心编织的一张巨大的比喻之网，他在这张巨网是打捞起来的是睿智、哲理、幽默和讽刺。

钱钟书甚至奉劝读者对待《围城》也采用一种比喻的态度，正如他在电话里对一位英国女士所说的：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5]

   《围城》中的比喻虽然千变万化，不拘一格，但是，比喻这一形式却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

中国古代哲学家便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已的思想，譬如《庄子》的名篇大都是比喻例证。

讲到谢灵运，就说“譬如青松高拔灌木白玉之映在沙”，讲到稽康则用“峻切”，讲曹操则用“骨气奇高”，[6]等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钱钟书与其说是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艺术，不如说是继承和完完善了中国传统小说艺术，其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中国式的。

   《城堡》“喻实而所喻则虚”，“城堡”具体实在，但它背后的寓意是什么，却众说纷纭。

主义者认为，城堡就代表上帝，实证主义者认为，城堡就是卡夫卡父亲的出身地沃塞克，卡夫卡写《城堡》就是克服自已和父亲不愉快的经历；还有人认为，《城堡》是批判官僚制度的；每个阶层都不愿作决定，因此形成许多圆圈，让老百姓一层又一层绕着，绕到最后又绝版回原地，最后变成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

而卡夫卡自已却声称：

“我写的和我说的不同，我说的和我想的不同，我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下去，则是无底的黑洞。

”[7]“城堡”就像一个失去了谜底的谜语，虽然各种猜法都有道理，但真正的谜底却无人能够猜中，或许“城堡”原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谜底。

“城堡”寓义的复杂性、多义性，最后走向虚无，这便是“隐喻的神秘。

”

   作家对“喻实、喻虚”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他们选择不同的创作不同的创作方法，反过来，不同的创作方法又制约、限定他们表现不同的思想和主题，总体来说《围城》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城堡》则属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

   与“喻实、喻虚”紧密相关的还有作者所选择的不同的语言风格。

《围城》夹叙夹议，有强烈的主观介入色彩，作者锦心绣口，理辞俱佳。

小说大量使用了讽刺、幽默、诙谐、调侃、揶揄、玩笑的言语，使读者在机智和笑声中认识人生、体味人生。

小说语言形象生动，简洁有力，清晰典雅，淋漓痛快，小说在悦人之目的同时，使读者对小说之理也心悦诚服。

《城堡》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