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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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
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
——对1950年代中苏两国科学院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考察
张藜
2012-12-1316:
29:
35 来源：
《科学文化评论》（京）2012年02期
【作者简介】张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在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自1954年起，数百位苏联科学技术专家陆续来到中国科学院，以院长顾问、学科专家等不同身份，指导、规划中国科学院的制度设计和科研组织工作，并开展了大量科研合作与交流项目。
论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早期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做出历史的叙述。
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指出在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其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以及在华地位，是一个逐渐弱化的过程；而这一变化，除受到两国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变化、中共高层对苏政策调整的影响之外，还与合作与交流中双方利益的冲突与调适有关。
【关键词】苏联专家/中国科学院/科技交流与合作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唱苏联歌、读苏联书、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年代。
为了完成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艰巨任务，最现实、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苏联学习，全方位地学习其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
这一全面学习、模仿的过程，遍布于全国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各领域、各部门的援华苏联专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学者研究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带回第一批专家（1948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退专家前，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了18000人［沈志华2003，页406-410］。
那么，这个庞大的苏联专家队伍中，有多少人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
他们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当时中国科技界的“火车头”——的建设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如何？
与当时工作在中国其它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等各部门的苏联专家相比，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在其工作性质、地位与作用、在华人数与周期等许多方面，又有哪些异同？
而且，还有另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即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中，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的实际程度又是如何？
本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将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的总体工作情况做出历史的叙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
一、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两院直接交流的起点
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与刚刚站稳脚跟的执政党而言，学习苏联、模仿苏联是无可选择的必由之路。
而对于中国科学院来说，则意味着一场从科学理念到具体科研活动组织方式都必须打碎旧有传统的彻底变革。
中国科学院在共和国成立一个月之后即1949年11月正式宣布成立，是将民国时期仿欧美模式建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进行接管、调整、合并的基础上组建的。
在新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下，这个新的人民的科学院，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之后，同样融入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大潮之中。
早在1952年10月，科学院扩大院长会议上即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具体措施包括：
要求各研究单位加强研究苏联科学成果；着手出版《苏联科学丛书》，《科学通报》将系统介绍苏联科学最新成就；协同全国科联、全国科普等单位举办介绍苏联科学和科学家的展览会、演讲会；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并商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工作合作的具体办法。
这些举措很快一一落实①。
1953年2月，以科学院计划局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赴苏访问。
代表团由19个学科的26位科学家组成，在3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考察了苏方98个研究机构、11所大学以及许多工厂、矿山等其它机构，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以及苏联科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代表团回国后，在科学院内和院外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并于1954年出版发行了《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汇刊》一书。
1953年9月15日，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并建议：
出版科学译文期刊以介绍苏联科学成就与经验，成批地选送留学生，派遣专业的科学访问团，请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指导工作以及交换图书、杂志、数据等。
郭沫若院长把此次访苏称为“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②。
的确，这次访问，时间长、规模大，是以全面、深入地学习为目的，是为了让旧中国所培养的科学家们亲身感受并接受为苏联科学发展经验所证明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理念，以建立起一套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吻合的全新的科研制度和科研活动组织模式。
但它同时也是中苏两国科学院直接交流的起点。
由此，中苏两国科学院共同走过了一段从全面学习到密切交流与合作，最终分道扬镳的曲折历程。
二、院长顾问与不同学科的苏联专家
综观之，中苏两院在1954-1966年长达十余年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主要分为三个途径，即：
自1954年起，数百位苏联顾问、专家陆续来华，帮助中国科学院制订规划、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和学科领域，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活动；中苏两院合作议定书自1957年底签订之后，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今天仍不能忽略其对于中国科学院早期事业与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大批中国留学生赴苏学习，回国后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骨干并影响至今。
其中，聘请苏联顾问、专家来华指导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是学习苏联科学的最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方式。
因为苏联专家们的工作，涉及了科研组织、制度和发展方向的设计。
中国科学院接待苏联专家的工作始于1954年10月③。
这时，科学院邀请苏联著名科学家В.А.柯夫达担任院长顾问，并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先后聘请了数百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华工作。
实际上，早在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已就苏联专家在华工作问题于莫斯科签署协议。
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议［沈志华2003，页76-115］。
到1953年，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迎来了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工作的高潮，苏联顾问、专家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
1953年4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在已有苏联专家140人的基础上，增聘279人，工作重点在于为各有关部门培养干部。
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分别提出了拟聘请的名单，其中科学院计划聘请8人，工作任务分别为：
总顾问和应用物理（固体物理）、高聚化合物（橡胶、安全玻璃、塑料）、石油（天然或人造）、冶金（钢铁）、植物生态、土壤、地震等7个学科的顾问。
［竺可桢2007，页105-106］。
由此表可以看出，早期中国政府聘请的苏联专家主要分布于教育部所属的各高等院校之中。
可以说，此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为工业、经济建设所急需的某些科学技术领域，尚未深入到制度设计和管理层面。
但到1954年8月间，上述计划已调整为1954年聘请3位顾问，即总顾问1人，地质（或冶金）、高分子化学各1人；并决定遗传（细胞、植物）、土壤、电机等4个专业的苏联顾问留待1955年聘请，同时另聘地震顾问1人及其助手若干人⑤。
1954年10月13日，院长顾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柯夫达抵达北京，郭沫若院长设宴欢迎。
柯夫达（В.А.Ковда,1904-1991）是土壤学家，在盐土和碱土的成因与改良方面，研究成绩卓著，1951年和1953年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苏联科学院共产主义建设支持委员会副主席，对规划与组织科学工作有丰富的经验。
1955年6月26日其妻病逝于莫斯科，翌日柯夫达离开北京回国［樊洪业主编1999，页48-49］，匆促结束了作为院长顾问的任期⑥。
柯夫达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
到中国后，他立即投入了对科学院各项工作的调查、研究之中。
作为土壤学家，他详细考察了河北、山东及西北的自然情况、土壤情况，传授综合考察及土壤调查的先进经验等。
作为院长顾问，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并在相继考察科学院京区、华东、华南各研究所和阅读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于1955年1月提交《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提出了建立与发展某些学科、合理布局科研机构、综合研究中国的生产力和土地资源、着手划定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加强科学院与高校及产业部门的合作、设立学位学衔等建议⑦。
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建议中国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十五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十五年计划中提出来的最重要科学技术问题。
是年2月12日和4月7日，院党组和郭沫若院长先后向周恩来和陈毅报告柯夫达的有关建议［王忠俊编1995，页42-44、79-81］。
4月2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在总结时认为：
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并责成计委、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再提交中央讨论解决［樊洪业主编1999，页51-52］。
柯夫达的建议，直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即《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于1956年的制订。
除院长顾问柯夫达之外，中国科学院聘请的另外两名苏联顾问——高分子化学顾问拉菲柯夫（С.Р.Рафчкоъ）、语言学顾问谢尔久琴科（Г.П.Сердюченко,1904-1965）——也很快于1954年底到任。
在这一年里，拉菲柯夫帮助制订了1955-1958年的高分子化学研究计划，指导了有关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工作，并针对北京的化学研究所、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的建立提出了意见。
1956年5月，拉菲柯夫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回国⑧。
而在谢尔久琴柯的建议及推动下，1955年度中国科学院召开了汉语会议及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初步规划，推动及加强了汉语规范化工作，系统地讲授了“有关苏联各民族文学创作的问题”，并指导中国学者制订了僮族文字方案，同时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方案的设计也提出了许多建议⑨。
到1955年上半年，苏联在中国科学院只有上述3位顾问⑩。
这似乎不能适应科学院迅速发展的需要。
柯夫达是驻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在向苏联外交部呈交的关于1955年上半年驻中国科学院苏联顾问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他汇报道：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在私下交谈的时候委婉地指出了两个科学院之间的业务交往和学术合作还很薄弱，在培训人才方面做得很少。
……他们说，苏联在工业领域和传授政治经验方面给予了中国无限的帮助。
假如苏联科学院不在科学领域对中国科学院提供这样的帮助的话，那么中国科学院是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沈志华2003年，页203-204］
因此，柯夫达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了关于增加驻中国科学院的顾问的人数问题，并认为“在诸如数学、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历史学、经济学这样的知识领域有经常性的高度专业技能的顾问-科学家是很适宜的。
显然，中国同志将会正式地提出这个问题”［沈志华2003，页204］。
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提出了聘请7位苏联顾问的计划（11），得到陈毅副总理的批准，但苏联驻华文化科学参赞、时任苏联驻中国副总顾问的А.Ф.马尔采夫认为应注意更好地发挥专家的作用，而人数不宜太多。
最终经科学院重新研究缩减，于是年4月底确定了聘请地质学、钢铁冶金、有用矿物选材、人造石油专业的4位苏联顾问（12）。
但上述增聘计划似未如数落实。
根据中国科学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1956年3月9日所作《1955年顾问工作总结》（13）来看，除3位苏联顾问之外，1955年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只有一个由4人组成的地震专家组。
他们于3月底来京（14），后来完成了《中国地震烈度表》及《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满足了中方在地震区基本建设的需要，并帮助制订了包括地震台网建设在内的长远规划，系统地传授地震仪器的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和震相分析等。
总顾问柯夫达于1955年6月匆促回国之后，苏联科学院推荐拉扎连柯（Л.Б.Романович,1910-1979）接替柯夫达的工作。
1955年12月25日，拉扎连柯到达北京（15）。
他是金属电火花加工的发明者，技术科学博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时任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院士秘书。
在华期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自始至终参与了1956年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并亲自编写了第43项任务中有关电加工和电能新应用的计划任务书；促进了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内建立联合电加工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年轻的电加工科技工作者［于家珊1985］。
1958年2月，拉扎连柯完成任务回国。
至此，须对这一时期苏联“顾问”与“专家”二者间的区别作一简要分析。
在两国的协议中，顾问和专家的工作范围、聘请渠道和相关费用的支付办法都是不同的。
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具体情况而言，顾问一般都是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职务和学术水平都很高，来华后担任院长顾问或某一学科领域的顾问，要负责全面的咨询工作，包括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管理体制或学科领域的总体规划等方面的工作，并协助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地位较高，可以各处视察、发指示、提意见，对此中方一般都是要照办的。
而专家均为专业科研人员，是根据援助项目的合同要求聘请的，一般都在具体的研究所、台（站）或考察队工作，解决具体的科研问题。
中国科学院聘请的苏联顾问和专家都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一负责，先由各研究所、台（站）或考察队提出聘请计划（包括专业方向、人数），交各学部汇总、平衡，报院党组及院务会议通过后，上报外国专家局，最终由国务院审查批准。
当时，在中国，尤其是在基层单位，顾问和专家这两个称呼常常是混用的。
直到1957年以后，才统称专家。
事实上，到1956年前后，由于中国高层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出现变化，以及在中国某些行政、军事部门由于苏联顾问权力过大引起矛盾，中苏双方对于派遣、邀请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政策已开始有所调整［沈志华2003，页236-279］。
1955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1956年度聘请苏联顾问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在提出聘请苏联顾问的名单时，应注意“苏联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帮助聘请部门的领导干部处理带有政策性质和组织管理性质的工作。
因此，凡为解决纯粹技术性质的问题而要求聘请的专家，均应循着聘请技术援助专家的途径提出，不要列入聘请顾问的名单”，并提出只有“工作确有迫切需要，同时顾问请来后确实具有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者（如翻译人员、工作助手、数据等）”，方可聘请，否则必须缓聘或不聘（16）。
到1957年底，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今后新来华的苏联专家（包括教师、顾问性的专家等）应当统称为“苏联专家”［沈志华2003，页278］。
表面上这只是一个称谓的调整，但实质上是苏联专家在华期间的地位与职责范围受到了限制。
这样，自拉扎连柯之后，科学院未再聘请过院长顾问。
但指导、参与各学科具体科研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聘请，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1955年12月，国务院核定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拟聘请的1956年度苏联专家（17）；1957年2月，根据各学部各研究所在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规划时若干专业所需，科学院将拟聘请的1957年度苏联专家19人名单（长期即一年期5人，短期14人）报送外国专家局并得到国务院批准（18）。
1957年底至1958年初，中苏两国签订了122项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简称“122项”），中苏两国科学院也签订了科学合作议定书。
两国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明确规定了以后两国科学家的来往，以采取短期学术出差为主的方式，一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批、长期地聘请苏联专家来华的模式（19）。
此后，苏联专家的聘请便主要纳入了两院合作计划之中进行，而不再由中国政府聘请。
来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大幅度增加，1958年来华的苏联专家，为1957年的3倍多（20）。
这样，苏联专家的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早期的指导、规划、管理中国科学院的科研、组织工作，转变、扩展为双方合作进行具体的科学研究与各种考察项目。
据统计（21），截至到1960年，中国科学院先后共接待了苏联专家780人（次），其中苏联通讯院士和院士共有68人，其余也多为副博士以上专家，学术水平较高，对科学院的发展与科研工作的开展，给予了许多帮助。
除了1957年以前由中国政府聘请的苏联顾问、专家在中国工作较长时间之外，其余绝大多数为短期讲学、指导和参加具体科研工作。
在这些苏联专家中，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占大多数，基本属于援助性质，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则较少，大多是来中国了解情况、收集资料、交流经验或进修。
与此同时，两国、两院之间的临时派遣、邀请，也是苏联专家来华的重要渠道，如1955年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为首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华等，对中国科学院的组织发展和科研工作的开展，都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三、苏联专家撤退及其对中国科学院的影响
应该说，到50年代末，在国家建设的强大需求推动下，在不同阶段的苏联顾问、专家的帮助和参与下，中国科学院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科研工作都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柯夫达曾建议的学位制度、新的科研机构和某些新的学科等都已逐步建立，由他的建议而启动的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规划、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正在实施之中。
但是，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使两国科学院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局面也在突然之间被改变了。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召回苏联专家。
截至到这一天，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和进修生共44人，另有专家夫人4人、子女3人。
其中属于中苏两国“122项”的专家22人，属中苏两院项目的22人；41人为自然科学、技术专家，3人为社会科学专家（22）。
7月25日，没等中国方面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
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廖盖隆等主编2000，页208］。
在苏联使馆的安排下，苏联专家们开始陆续离华。
到7月30日，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已有13人回国；到8月29日，离华人数已达41人，其中22人属于已完成任务按期回国（属“122项”的13人，两院项目9人）；19人（属“122项”的9人，两院项目10人）为任务尚未完成而提前撤离，他们从8月2日起分批回国（23）。
到9月14日，随着最后两位苏联专家离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离（24）。
按照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为28位于1960年8月以后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欢送活动，举办茶话会、宴会，颁发中苏友谊纪念章和感谢信，向28位专家赠送了价值2229元的礼品（25），并在每位专家离京时都组织了热情的送行。
8月3日，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苏联专家们举行联欢会，陈毅副总理出席并讲话，中国科学院在京的9位苏联专家参加了宴会。
1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专家，尚在京的中国科学院苏联专家4人应邀出席（26）。
面对政府突然撤离的命令，这些苏联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大多表示出难以理解。
一些苏联专家得知要提前回国后，连日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27）。
苏联化学家克拉奇柯（М.А.Клочко,1902-1985），系根据两国政府“122项”于1960年3月10日来华，到昆明冶金陶瓷研究所工作。
这位斯大林奖章获得者，此次已是第二次来中国科学院工作（之前曾于1958年在华工作8个月）。
8月5日，他得到苏联使馆要求尽快离京的通知，但仍想争取多待一、二个星期把工作做完。
8月10日上午到苏联使馆联系回国事宜，下午在化学所作了长达3小时的学术报告，面对百余位听众，克拉奇柯由衷地说“我希望这不是最后的一次报告”。
11日下午，在使馆确定了于13日乘火车回国之后，赶写长达30多页的《对中国科学的某些意见》。
12日晨又撰写完毕在华工作总结，随后购物、整理行装，傍晚到北京饭店，出席由杜润生副秘书长代表科学院举行的欢送宴会及座谈会，将《对中国科学的某些意见》作为临别的礼物送给杜润生，并表达了再被邀请来华的衷心希望。
13日中午于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回国，化学研究所代所长柳大纲、科学院对外联络局局长王拓等为他送行（28）。
多年以后，这位苏联科学家借赴加拿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之际申请政治避难，从此离开了他的祖国。
在加期间，他撰写并出版了《苏联专家在红色中国》一书（29），既有对政治、意识形态干预科学的尖锐批评，也记录了他对中国和中国科学家的深厚感情。
与克拉奇柯同样因中苏两国关系破裂而提前结束在华科研工作的，还有另外18位苏联专家，分别是：
新疆考察队苏联专家组组长穆尔扎耶夫、彼得洛维奇、库兹涅佐夫、尤纳托夫，兰州地质研究所多洛什柯，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波波夫，机械研究所华西里也夫，中苏古生物考察队苏方队长罗日捷斯特文斯基、医师巴格达诺娃、技工艾格伦、杜布诺娃，地质研究所阿列克赛也夫（苏共党员），煤炭研究室专家库哈连柯、格良兹诺夫，物理研究所专家季托娃、格里维奇，实验生理研究所进修生松格斯卡亚，青岛海洋研究所进修生彼得洛夫（30）。
这些苏联专家的撤离，对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造成的影响，因专家的专业及工作性质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需要做具体、深入的分析，才能给出准确、客观的评估。
在最后撤离的19位苏联专家中，有9位是根据中苏两国“122项协议”，属于技术援助来华工作，其中一位在华时间为2年（分三次来华）、两位为1年、三位为6个月，另外三人分别为10个月、9个月和3个月不等。
其余10位为依据两院合作议定书聘请的，在华工作时间为1年到3个月不等。
他们大多于1960年3至6月间来华，因此在8月撤离时，有少数专家已基本完成了原订计划，如根据中苏两院协议中“磁性材料的基本性能及其应用”一项来物理所工作的铁磁共振副博士季托娃，于1960年6月3日来华，在华工作期限为3个月，撤离时除红宝石炉子的校正尚未进行外，其余工作计划已基本完成；根据两院协议中“第四纪沉积物的研究”一项来华工作的地质专家阿列克赛也夫副博士也已基本完成了工作计划；而在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彼得洛夫副博士，在上海实验生理学研究所的松克斯卡姬均系根据两院合作协定来华进修学习，故其撤离对中方工作无影响（31）。
而在合作进行的资源考察方面，苏联专家的提前撤离，使考察工作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根据中苏两院合作项目“中苏古生物考察”一项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由于其主要装备为苏方提供，在大批专家和设备撤走后，中方要继续进行工作，就需重新组织力量和配置装备。
因此，当苏联专家撤离后，考察队的野外和室内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只能进行部分的修理和整理工作。
而新疆考察队聘请的4位专家，有2人期限为1年、2人为半年，其任务是参加新疆地区综合考察的学术总结工作，指导编写各学科专著及生产配置建议，这是新疆考察四年工作的最终成果，可为中国提供新疆地区综合开发的科学依据。
尽管在撤离前，4位专家已为各专业组修改了各种草图，拟定了详细的专著提纲，留下并提供了许多参考数据，甚至有的专家离京前已赶写出若干章节的专著初稿，但由于中方参加考察工作的大多为青年人，缺乏对新疆这样土地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地区进行系统总结的经验，并且由苏联专家收集的许多俄文资料在专家走后就无法共同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总结性专著的最终完成及其质量，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32）。
对于一些需要苏联专家在组织上、学术上、技术上给予具体指导的学科领域，受到的影响则更大一些。
1950年代，中国对贵金属的研究尚为空白，前文所及苏联专家克拉奇柯，即根据中苏两国“122项”中“建立铂金属研究并开展此项工作”一项，到昆明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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