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嵌入论.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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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嵌入论自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著名新新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1943-）以经济行动的“网络嵌入”概念为基础，指出弱关系网络以及以弱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信任、合作等规范对经济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对各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经济学的传统解释，有力地抗击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扩张，也改变了传统经济社会学相对于经济学的依附状况，从而使经济社会学发展到新经济社会学阶段。

一、学术背景1、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遭到批评帕森斯的理论试图解释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对社会行动的共同作用，提出了AGIL模型，建立了一个社会系统的均衡模型，认为均衡是社会系统的最高价值，行动者通过内化社会价值，按照社会角色规范行动，实现社会系统的均衡。

帕森斯对于文化价值观念对个人行动的作用过于强调，因而受到批评。

2、格兰诺维特提出要研究社会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

格兰诺维特认为：

外在的正式制度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间接地影响个体的行动，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及网络中的非正式规范对经济行动有重要影响。

格兰诺维特通过对劳工市场的研究，发现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的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大多数人是通过亲友或者亲属关系求职并找到工作的，而主流经济学认为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缺乏效率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低效的劳动力配置方式。

需要建立正规劳动力市场，用就业服务部门来优化劳动力配置。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动者的经济行动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由这种关系构成的网络的影响，也因此受到以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信任、合作等规范的影响。

这样就提供了与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假设不同的解释经济现象的路径。

二、弱关系的力量1、弱关系：

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

经济行动者在从事某种经济行动时，也参与社会行动，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

是一种互动频次较低的社会关系，往往不涉及太深的个人亲密情感，具有弱关系的行动者也不会要求对方提供直接的、即时的、物质的回报。

强关系：

互动频率高，涉及情感程度深，直接互惠程度高。

两个行动者各自的社会网络如果重合程度高，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2、弱关系可以使人获得非重复、非多余的信息，弱关系才是重要信息的来源。

而过去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都是强关系。

3、弱关系的双方活动领域不同，处于不同的群体中，弱关系起着信息桥的作用，连接起两个不同的网络单元。

4、弱关系更适合开放的社会，人们通过弱关系获得的多是信息，而强关系则更多的是影响。

5、弱关系对社会群体动员有重要影响6、弱关系是联系社会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的中介。

强关系联结的是网络单元内部的成员，而弱关系把两个不同的网络单元联结起来。

三、经济行动的网络嵌入性1、以弱关系为基础网络嵌入性的概念提出了对经济行动的不同理解，既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原子人，也不同于帕森斯的社会人，以网络嵌入性为基础，格兰诺维特对经济行动的性质、产品的定价、市场、企业、企业集群、经济制度做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

2、波兰尼的“嵌入性”：

社会制度、规范习惯、宗教思想对经济行动有制约作用。

3、格兰诺维特的“嵌入”：

经济行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

经济行动同时也是社会行动，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产生影响。

4、弱嵌入（格兰诺维特）：

经济行动相对适度地弱嵌入关系网络中。

零嵌入（原子人）：

原子人是一种社会化不社会化不足足的经济行动者，追求个人的工具理性目标，在经济行动中不会产生和维持社会关系，在开放交换中也不会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因此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

强嵌入（帕森斯）：

经济行动者完全按社会价值规范行事，是一种过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的人，是社会价值规范的木偶。

格兰诺维特认为波兰尼把前市场社会中的经济行动看成是强嵌入，而市场社会的经济行动又是零嵌入，实际上当代社会的经济行动是弱嵌入：

经济行动并非直接嵌入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之中，也不是高度嵌入社会网络之中，更不是零嵌入，而是相对适度地嵌入弱关系网络之中。

4、格兰诺维特对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质疑

（1）经济行动者同时也是社会行动者，社会地位、权力和赞同也是经济行动者的动机，经济目的本身具有社会性，经济行动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

（2）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网络规范，因此经济行动者并非完全工具理性行动者。

在现实的经济行动中，经济行动者之间往往会进行互动，形成垂直或水平的社会关系，进而产生信任、合作、权威、顺从等规范，阻止和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

经济行动者的这种嵌入性，可以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节约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四、对各种经济现象的新解释1、价格与工资价格：

传统认为由价值决定，受市场供求状况影响，是竞争者的博弈均衡，只是在竞争层析上解释价格。

还有的学者认为信息的不透明对定价有决定性影响（逆向选择等）。

格认为市场价格会因为嵌入双方的关系网络而背离竞争性均衡价格。

在金融业中，与银行家存在个人关系的公司可能会获得利息更低的贷款，从而改变货币价格。

在较大的交易群体中，一些人会形成小圈子并分割市场，从而抑制统一的均衡价格的形成。

存在社会关系的企业主之间往往会形成价格联盟，一些企业主会视他人的工资支付情况来确定对自己员工的支付工资，导致劳动力与其贡献背离。

2、提高经济绩效经济学往往把个人绩效归结为个人的属性特征如人力资本状况，或者绩效工资制度。

格认为绩效的提高来自内隐知识的增长，而这种内隐知识是来自于良好人际关系。

通过弱关系进入公司的新人，有更强的学习意愿和能力，会积极地向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学习，提高实践能力，也会取得更好的绩效。

3、对企业和企业集群的解释

（1）对企业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

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企业的等级制管理可以抑制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只要企业的管理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规模就会扩大。

格认为：

市场交易成本太高的原因，在于经济行动的嵌入性不足和社会化不足。

企业替代市场不仅是因为其等级制管理使监督成本小于交易成本，而且还因为企业组织的存在使成员更容易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降低成员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成员之间的合作，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2）对企业集群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

市场和企业是两种相对主要的经济行动协调形式，企业集群这种协调形式是不稳定的，过渡性质的，最终会瓦解并走向市场。

现实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集群日益发展壮大，原来的福特制大企业也在企业集群化，这说明企业集群并不是一种暂时的、边缘的中间性经济协调形式。

格认为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网络为企业集群提供了重要的规范支持，企业集群中生产性企业之间的产品链持续存在、生产性企业与服务性企业的紧密合作、创新的及时扩散与人员的频繁流动，都离不开社会网络与以这种社会网络为基础的非正式规范的支持。

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网络为企业集群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4、经济制度（组织）的产生与形过程功能主义认为，现存的组织结构形式就是最为有效的形式，它能够满足某种重要的功能需要。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经济组织与经济制度往往是理性选择的直接产物。

格兰诺维特看到了现实中组织与制度产生的并不是完全基于理性与效率原则，而是与当时的主要当事人的认识和利益格局有关，产生并发生作用的组织和制度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格研究了1880-1930年间美国的电力产业的组织结构发展过程，发现美国的电力组织并没有采取最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原因在于该产业的关键人物进入到了既有的社会关系互锁的状态，产业主要人物的朋友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公司董事之间利益互相锁定，使该产业进入了一种经济上无效率的路径依赖。

当年美国电力产业的相关关键人物获得了一种技术，以一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影响电力产业的发展，而这种技术受到他们之间社会关系和共同理解的影响，利益相关的成员在掌握权力之后又利用个人和组织资源来促进各地区电力产业的统一，排除替代性技术和组织结构形式。

该产业的关键人物通过社会网络动员社会资源，进而建构这些产业；关键人物之间的朋友网络、俱乐部活动对该产业的发展和边界具有重要作用；关键人物之间的社会网络，借助产业组织同盟、产业制度和实践规范而制度化，从而形成某种既定范式；而这种既定范式又会成为产业规范，并持续存在，直到产业出现危机。

此时，新的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又会重新界定和各种以已有元素为基础的新产业。

通过以上分析，格认为既有的经济（组织）制度并不总是技术上最有效的，组织（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成为一种现实的合法的组织或制度形式。

（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自发的、而不是自愿的结成各种社会关系。

）五、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

（1）格认为应提出一种更为综合的经济行动者（包括个体与组织）概念。

他认为，经济行动的目的是混合性的；经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他们之间存在信任与合作、支配或遵从；认知、情感、规范、身份通过社会关系与行动相互影响，并界定着利益或收益本身；而这些因素又受着更广泛的制度、文化背景的影响，但能动的个体也可能改变制度和文化，结构与行动之间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

经济社会学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而深入的理论立场。

（2）格认为应进一步研究网络结构与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

例如，由不同网络构成的网络结构，可能存在高度脱耦、弱弱耦合、高度耦合的网络结构类型，前者使行动者之间更可能产生冲突，使行动者可能集聚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后者使行动者之间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但也可能出现小圈子等。

但是，这些网络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又需要从历史的、制度的和文化的视角加以解释。

（3）他认为，经济社会学不应与经济学对立起来，而刻意去追求不同于经济学的解释。

相相反，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应相互结合，以得出对经济现象更为综合的解释。

例如，他认为,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确实从网络分析中获益良多，但是不应陷入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网络分析。

格认为，新经济社会的最好出路就在于阐明制度文化、网络结构与个体经济行动的互动和变迁，从而形成一种更为一般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