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女工影像叙事与认同再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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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女工影像叙事与认同再现

“进城女工”：

影像叙事与认同再现

“进城女工”：

影像叙事与认同再现

魏红珊周英子

摘要：

在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底层农村女性迎来了“自我形塑”的良机，她们背井离乡，涌进城市。

然而地理空间的切换、边缘的生存困境、融入城市的艰难，给茫然无措的她们强烈的认同冲击。

新时期以来影视作品将关注的目光聚焦这一群体，艺术呈现了她们无根飘零的认同现实，更凭借图像传播“再现”也“再建”了这个群体的认同。

本文在空间、性别多重视域下，探析影视文学作品中“进城女工”①的自我形塑、身份转换和认同构建。

关键词：

进城女工;影像叙事;认同再现;主体构建

改革开放让长期冰封、隔绝的城乡空间渐次冰释、交融，乡村“遭遇到‘他者从根本上的挑战”②。

在“流动的现代性”下，得风气之先的农民们欲冲破空间壁垒，到城市去找寻新的出路。

被“解放”了的劳动力——女性——也搭上了进城列车，然而进城的她们却难以获得城市的接纳与认同，相较于男性农民工，她们还身受性别的“限制”。

在城乡文化碰撞交汇之下，“‘自我和‘他者的相互排斥和差异化使处于文化‘缝隙中试图发出声音的主体处于分裂状态”③。

“进城女工”游离于城乡两种异质文化间，“认同处于不断的建构——破裂——建构过程之中”④，令她们惶然不知所措。

其间的认同图景在当代影视作品中有不同视角的呈现。

《特区打工妹》描绘了一群穷山沟的女孩在“特区”的“打工”人生;《外来妹》展现了湖南山坳的姑娘们成为城里“外来妹”的苦涩;《我的美丽乡愁》勾画了农家女孩艰辛的“南漂”之旅;《渴望城市》透过一个个小故事诉说着乡村女性在都市的迷惘……影视剧通过“编码”与“解码”，编织出一个个影像空间，描摹“进城女工”的生存“现场”，再现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群体，缔造她们的“公共印象”⑤，用视觉“能指”符号传达“所指”意蕴，并借助大众传播营造出一种视觉“余象”⑥，输出“闭合”的意识形态符码，链接人们的刻板认知，进而形成一种认同且渗透到“进城女工”的主体构建中。

因此，本文通过影视文本中“进城女工”的影像叙事，探析其认同建构的“意指实践”方式，进而思考“农民工”的认同困境及其整体命运。

一进城打工的乡村女性群像

20世纪80年代湖南赵家坳，一群乡村青年背起行囊，远走他乡……电视剧《外来妹》在“进城”中拉开序幕。

而后“赵小云”⑦一行南下广东，成为城市里的“外来妹”，也成了乡村中的“城里人”。

在现代化与城市化同步演进下，农村早已从想象中的诗画田园变成了贫穷闭塞的陋乡，城市才是梦想与希望的殿堂。

这边赵家坳的姑娘小伙们举着火把吆喝集合，在破败幽暗的宗祠里接过老村长开具的进城“证明”;那边“康乐”玩具厂的“林董事长”和老板“江生”大步流星地在繁华喧嚣的香港穿梭，意气风发赶赴大陆开拓商机。

《外来妹》用镜头书写出迥异的城乡镜像：

乡村画面在淡入淡出中分隔着时空，它以矮屋、衰草、残阳表征它的暗淡、荒芜;城市则在高楼、汽车等景观的跳切中流淌出明快与活力。

镜头下的乡村已然成为现代文明的“他者”。

影视作品通过艺术再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进城女工”，她们或出于脱贫的需要，或急于对命运的改写，抑或对现代化的憧憬，争相投入“美丽新世界”。

（一）逃离乡村的都市淘金妹

贫穷的乡村在繁华都市的映衬之下被“鞭笞”得体无完肤，它的“女儿”们急于挣脱颓败“母亲”的怀抱，一心要到城里去。

《外来妹》刻画出山坳里的女孩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赵家坳的姑娘们刚收到在广东打工的“凤珍”⑧寄回的招工讯息，便跃跃欲试。

不愿在村里接班“当民办教师”，“小云”决定“出去闹两年”;面对镜头，“金玲”⑨爽朗地宣告她要到广东“赚钱”。

《特区打工妹》则再现了农家姑娘进城“淘金”：

因家里贫穷多子，长女“春花”⑩被迫进城打工，寄望用金钱构筑美好未来;嫌穷山沟没有出息，“彩云”11准备“到外面去闯一闯”;“阿桂”12声称去特区“锻炼锻炼”;“婷妹”13期待都市能为梦想“注资”;而“杏子”14即使当上乡村教师，成了村里的体面人，也要以死相逼“出去闯世界”，因为她不想“在穷山沟里当一辈子婆娘”。

影片《我的美丽乡愁》则巧借鱼与水的关系道出了农家女孩“进城”的玄机：

虽说去打工，但湖南姑娘“细妹”15一口咬定去看海，还自称为“游荡的鱼”，然而为何“鱼”都游向广州呢？

或许片中蛇餐馆老板一句“广州有钱”给出了答案。

“广州有钱”，家乡很穷，因此“鱼儿们”纷纷“游”向那里。

而“女人历来是穷的”16，她们被贬抑得毫无“价值”，唯有“把头沉重地垂下”“有泪只往心里咽”。

现代化给身处穷乡僻壤的女性展现了多彩的世界，提供了创造别样生活的舞台。

于是她们昂首阔步，“踏上了现代化的冒险旅程”17，去都市“赚取”证明自我的“五百镑”18。

（二）奔赴城市的乡村“叛逆”

自我“是由其肉体体现的”19。

个体通过身体介入日常生活实践，以此言说自我。

然而在封闭的乡村，她们身居一隅，身体处于家庭和父权的圈限之下，身份也被“标注”：

她们是“女儿”“妻子”和“母亲”，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女性被囿于狭隘的性别空间，作为主体的独立自主显然任重道远。

《外来妹》中瘦弱的“秀英”20也只是父亲眼里的“交换品”。

父亲为了儿子逼女儿“换亲”。

女儿跪着苦苦哀求，许她进城“打工”去偿还父亲收下的换亲定金，而父亲在“雷霆之怒”下拿出菜刀要挟：

“要走我就砍了你，就当我没生下你这个女儿”。

为了成全儿子的婚姻和他的“老脸”，他决绝地要把“女儿”“捆到上花轿的那天”。

没有身体自由的女性也丧失了个体尊严。

《渴望城市》之《玉珍的故事》中的“玉珍”21因家里无力退还800元彩礼被迫出嫁，她无奈顺承了“父母之命”，换来的却是丈夫的殴打与凌辱。

在丈夫眼里，“女人”只是他“买”来赚赌资、发泄的物件。

而即便“凤珍”被虐，父母也“认为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为维持家的“体面”让她吞下所有苦水。

女儿不幸病逝后，逆来顺受的“玉珍”心如死灰。

女性的身體沦为权力的竞技场，自我在“异化”的身体中丧失了“家园”。

而“进城”正好给她们提供了“新生”之机，也创造了建构自我的可能。

“我是我自己的！

”“觉醒”了的乡村女性拥抱自己的身体，大胆“忤逆”失衡的家庭和“森严”的乡村，到城里去寻求重生。

“秀英”在哥哥的帮助下成功出逃;看不到活路的“玉珍”则偷跑进城。

她们带着“自由之躯”赴都市找寻被褫夺的“家园感”，企望在“此在”的身体中感知自我存在。

（三）嫁给爱情的自我构建

拉康从镜像理论的角度介入自我的建构问题，尤为关注自我与外在于自我的他者之关系，认为自我认同的建构不仅感知自我更关乎他者。

爱情提供了一个想象的“他者”与“自我”的场域。

然而身体“不在场”的乡村女性，谈何爱情？

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里的女孩“谈小爱”22在陕南沙坪坝村苦等未婚夫学成归来，不曾想在结婚前夕却等来一纸休书。

她在无证的婚约中以“曹家的儿媳妇”之名为“曹家”“整整干了七年”，耿耿于怀的不是被人抛弃的现实，而是“不能让我爸我妈在村里丢人”的执念。

《渴望城市》之《海波的故事》中，家里“不缺錢”的“小玉”23被“喜欢钱”的母亲逼着，嫁给比她“大十多岁”“离过婚”且“不喜欢”的“孙哥”。

“自我认同是通过自我探索以及与对方的亲密关系发展的联合过程中来完成的”24。

传统乡村女性的自我认同却为现实所困，父母在“现实”的考量下粗暴地干预女儿的婚事，“丈夫”则掌控着妻子的人生，礼法的枷锁又让她们步履维艰。

“她们”企图通过“爱情”建立的自他亲密关系被剥夺，自我“重建”在开始之前便已经失去了成功的允诺。

她们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在麻木中枯萎，在煎熬中凋零。

但是“城市生活的理想化图景以及现代浪漫爱情改变了这些年轻女工们的婚姻、择偶观念”25，它们透过大众文化的播撒影响着乡村女孩，她们开始幻想在都市的“纯粹”爱情中体认“他者”的认同，实现自我认同。

于是，执着的“小爱”“离家出走”，前往北京千里寻“夫”，岂料“未婚夫”另寻了“有共同语言的伴侣”。

“我想在大城市里发展……你就放过我吧”，“小爱”俨然成为阻碍“未婚夫”“理想抱负”的“他者”。

她放弃无爱的婚约，却意外赢得北京人“晓辉”的爱慕，她在轰轰烈烈的爱情里肯定自我，也在对方“无理取闹”“酗酒”“出轨”后黯然离去。

为了落脚城市，“小爱”在漂浮的“爱情”中执着地追逐，终在“宝民”润物无声的呵护下成全自我，圆梦北京。

介怀于“没有感情怎么可能结婚”的“小玉”，“逃婚”到城里，她在意中人“海波”的温情中沉醉，也在对方的欺瞒下沉沦，赌气嫁给她一度逃离的“孙哥”。

但是经过“家暴”“出轨”的失败婚姻后，“小玉”重归爱情，独自守候“海波”出狱归来。

尽管爱情是场冒险的游戏，但对乡村女孩来说，或许在突围中能够重生。

于是她们来到城市，籍爱情确立自我、浇灌生命。

“进城女工”的影像叙事展现了农村的贫穷与落后，也还原了乡土空间对女性个体的侵蚀。

然而“身体是你自己的”“抓住爱情”便能“掌握自己的命运”26。

乡村女性被塑造成等待现代文明去救赎的“他者”，乡村的贫穷落后恰好给她们提供了出走的合法性，而内化进身体的现代化认同，让她们主动奔赴城市。

因此无论是“特区”的“打工妹”，都市的“外来妹”，《我在北京，挺好的》的“谈小爱”，还是《渴望城市》的外乡女孩等，都殊途同归地呈现了“进城女工”身心的边缘状态和生存经验，以及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她们认同的变迁及其重建。

二城市空间下“进城女工”的认同困境

乡村女孩满怀梦想闯进“美丽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也并未令她们失望——高耸的大楼、绚丽的广告、涌动的人流、缤纷的景观……影视作品以蒙太奇手法快速闪现着城市的风情，城乡空间在光影中华丽切换，人物命运也掀开新篇。

伴随着一声“特区！

快看！

特区到了！

”那些还沉浸在离家之愁中的“打工妹”们迅速被城市“点燃”：

她们目不暇接，在新奇与兴奋中“贪婪”地扫视着这些现代化的城市奇观。

但繁花落尽，她们还得面对“我是谁？

到哪里去？

”的身份忧思。

（一）徘徊在城市底边的异乡人

影视作品《特区打工妹》以仰视镜头呈现出城市的高大雄伟，以扫视镜头书写出都市的遍地繁华，“打工妹”在仰视的眩晕中领受着文化冲击。

随着镜头的推移，喧嚣远去，来到了偏远城郊的“杏子”们，在错愕中被拉进坐落在开发区的“飞鹏”电子厂，由是呈现“特区打工妹”的生存图景：

她们“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出宿舍、进饭堂、下车间、一条流水线”，或困守于繁忙拥挤的车间，或蜷缩在挤有20名女工、“既无厕所也无冲凉房”“热得一丝风也不透”的“铁皮屋”。

因此“婷妹”才愤愤然：

“特区那么多漂亮的大楼，怎么让咱们住这样的破屋？

”“进城女工”远离乡村空间，却再次为城市空间所限，成了仰望都市的底层。

而且她们身处城市，却并未真正“进入”城市。

影视透显出“进城女工”身份的“卑微”：

在镜头/都市的俯看之下，她们不是坐着被监督，就是站着被呵斥。

“谁插错我就炒谁”“谁允许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们这是给香港老板打工”，“特区打工妹”在香港女工管的盛气凌人中战战兢兢。

“老板就是老板，打工仔永远是打工仔”，“外来妹”在“老板”的傲慢无视中感知都市冷暖，“那么多人，但是没有人多看我一眼”。

“游荡”于广州的“细妹”在冷眼中神伤，在训诫中饱尝“南漂”的苦楚……

“进城女工”努力在城市里“淘金”，仍深陷贫穷;她们向往大世界却在都市的“一角”局促不安;她们奋力融入城市却事实在边缘挣扎，“人生活的意义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摧毁，人的身份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27“进城女工”成了徘徊于城市底边的异乡人。

（二）困守流水线的驯顺身体

在城里立足的艰难让乡村女孩缤纷的“都市梦”渐渐黯然，然而还没缓过神来，她们挣脱乡村礼法枷锁的自由身体已为资本所困，被工业机器操控。

“空间成为对身体压迫规训的场域”28，《特区打工妹》《外来妹》让大众“看”到了施加于“进城女工”的身体政治。

“杏子”们被安置在“飞鹏”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小云”们被“投放”到“康乐”玩具厂的车间，在指定的工位上接受“操练”。

“要快速、准确”“不准讲话，不准交头接耳”，“生产线上，每个工位都是一个知识和权力的程序，它清楚而精确地规定了每道工序中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

”29在“规定”之下，“进城女工”“每天做几千次的重复”，在机器的高速运转下挤压出身体的最大潜能，完美地配合流水线的节奏，而落后则被视为笨拙和怠惰。

“都让你给拖住了”“不会干就别在这呆着”“笨得要命”……掉队的“金玲”，在众人的指责与埋怨中被淘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女工”成为资本控制下无思想无情感的个体。

难怪“小云”慨叹：

“干长了怕真不会哭也不会笑了”;“杏子”忿然：

“上班像个机器人，下班就像个木头人，这种生活把人变成机器”。

通过机械地“操练”，“进城女工”被工具化、符码化，成为最驯顺的身体。

影视剧《特区打工妹》《外来妹》等作为一种时代现象的实录和打工妹城市生活的写照，通过一组组镜像再现了困守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

她们面无表情、麻木而飞快地“操作”，在挣扎中屈服，在顺从中妥协。

个体作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符号表征，“自我”的意义和目的在“流水线”上都化为乌有。

“杏子”就清醒地认识到：

“老板根本没打算让咱们学”。

权力资本并没有给个体成长的空间，“进城女工”耗散了身体也失去了自我，成了无根的浮萍，在城市里飘来荡去。

（三）家庭裹挟下的漂泊“他者”

家庭也从未间断对女性身体的“遥控”。

“进城女工”本以为获得自由，可以活得更自我，却依旧受困于家的贫穷之中，她们背负家庭的期许到城市淘金，如期将微薄的收入寄回。

《外来妹》中迟笨的“金玲”来到城市后一跃成为家庭的“救星”，在“咱们家就指望你”的厚望下，在骄傲与忐忑的交织中，她痛苦地纠结着，宁愿轻生也不愿空手而归。

“秀英”怀着对父亲的不安和对哥哥的愧疚逃离了赵家坳，走向城市。

然而当她向“哥哥”跪下并从瘦小的身体里喊出“我会寄钱回来”时，她的进城使命已然注定，她逃脱了换亲的命运却并未挣脱经济的重压。

在城里她打着两份工，容忍客户的轻薄，甚至后来沦落风尘，她也从未忘记“寄钱回家”。

“家”虽然不“在场”，却仍牢牢地牵系着她，家里接受她的钱却拒绝她的“不清白”。

“秀英”凸显了被亲人抛弃的“他者”的悲凉，她沦为非城非乡的“游魂”。

断绝过往、逃离家庭的“玉珍”本以为在城市开始新的人生，家人却在第一时间将她的行踪告知她丈夫，丈夫旋即进城纠缠、追打，摧毁了她艰难重建的生活。

在报警、申诉、逃避等无果后，总想着“能躲就躲”“等明天再说”的“玉珍”在绝望中杀死了丈夫，她“结束了不幸”，也葬送了自己的“明天”。

“进城女工”如放飞的风筝，但却总被远方的家用一根无形的线拉扯着，“家”的牵绊加固了她们与故乡故土的联系，也加剧了受过城市文化洗礼的她们与乡村文化的隔膜与冲突，这冲突无疑加重了她们文化认同的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认同危机是‘我与‘他者的关系危机”30。

落脚城市的“进城女工”，在异域他乡游走，在孤独与疏离中艰难寻求自己的文化归属，但是她们的“自我认同”已在和城里人的交往之间，被无形的一座“城墙”屏蔽了主体感知。

她们成了亦城亦乡又非城非乡的“边缘人”，在文化夹缝中进退失据、无所傍依，由是加剧了她们的认同忧思。

三影视空间中“进城女工”的认同重构

“进城女工”虽然饱受城市或农村、工人或农民身份纠缠，却也不乏努力地寻求着自我认同的重建，渴望获得城市的接纳与认可。

作为“城里人”，她们坚信：

“如果你的言行举止都像比你阶层更高的人，你就会成为那种人。

”31于是“进城女工”顺应都市潮流，迎合都市口味，效仿都市生活，努力重塑自我。

（一）“城里人”：

寄望于消费的认同重建

赵家坳的女孩们风尘仆仆地赶往城市，她们挎着布包，扛上棉被，提起脸盆;扎着马尾或麻花辫，穿着宽大、破旧、老土的衣服……透过装扮，《外来妹》形象再现了城乡女孩的身份之别：

当城市女孩繁花锦簇，乡村女孩还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当城里姑娘造型百变，乡村姑娘还单调地扎着马尾;当都市女孩装扮时尚，农村女孩还土得掉渣。

“进城女工”在繁华的都市镜像中沉迷，她们开始寻思“这个打扮行吗？

”

“进城女工”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苦，但是在“身份越来越建立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基础上”32的现代化社会，在城市文化的强势引领下，在地域与性别的双重歧视下，她们寄望于消费重塑自我，以“洋”换“土”。

为此，月薪才300元的“小云”斥资30元从“头”做起，精心妆扮，去赴管工之约;那个被驱逐的“洗头妹”“秀英”又回来了，她坐着出租车，戴着BB机，以时髦的卷发和华丽的套装闪耀“归来”;满心幻想着“嫁城里人”的“彩云”开始了化妆、打扮;“没来几天”的“小萍”33偷偷在“吴太太”的梳妆台前比划，跟着“吴先生”在商场和豪华餐厅中感受高档消费带来的认同快感……

“人们通过服装、食物、音乐、汽车、电视节目和其他商品使自己时尚起来”。

34“进城女工”通过消费进行自我建构，即使她们的低收入跟不上城市的时尚步伐，她们的追随与模仿被指为身份的僭越，但她们仍然想通过消费去摆脱“乡下人”的身份印记，完成对自身身份的表达确认。

“消费是此间建立身份表述，获取文化认同的诸多路径之一。

人们把消费商品当作沟通工具，当作‘身份的象征，每一个体想借助于这种方式以获得一种安全感”。

35然而，在日新月异的时尚消费中，能够获得自我身份的真实确认吗？

（二）“城市化”：

期待视野下的角色重构

“不管是為了生存还是为了寻梦，‘进城就是对自身身份的突围与背离。

”36乡村女性来到城市，她们不再是深耕细作的山野农民，不再是乡土社会的村姑农妇，她们来到陌生的场域，寻找新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源泉，在“他者”的期待视野下进行自我重塑。

怕“城里人看笑话”，“阿桂”迅速将纸巾递向用衣角擦汗的“水根”37;因香港老板在场，“小云”尴尬地示意“志强”38注意吃相。

“进城女工”艰难地在城市中摸索，小心窥探城市的目光，将浸入骨髓的乡村习性一一“城市化”，甚至，在欲望与挣扎中，想以“爱情”留在城市。

《特区打工妹》中进城的“彩云”感慨“像到了天上一样”，她渴望“飞出来了就再也不飞回去了”，所以不久即与乡村恋人“四喜”决裂。

自觉“条件”不错的她力图借助“爱情”在有“几十万打工妹”的“特区”“安个家”，实现身份的“城市化”。

她借机攀附香港籍的“江工程师”，屡屡碰壁后才醒悟“那是水中望月”。

但“彩云”并未放弃，终于斩获了城里人——外贸公司“夏立夫”的爱情。

又担心失去：

“你到底能爱我多久？

”她在不安中期盼着对方的“始终如一”。

“彩云”将自我存在异化到“他者”身上，“在失去爱情的同时失去一切”39。

“夏立夫”的父母因“嫌彩云是农村户口，怕将来的儿女成了黑人黑户”而“棒打鸳鸯”，掐断了“彩云”的“都市梦”。

或许一如影片中“杏子”所言：

“关键还是看自己”。

但作为“第二性”的“进城女工”，作为游离在城市的双重“他者”，她们必须付出更多，以完成“城市人”的角色重构。

不“甘愿当机器”的“杏子”决心“独闯一条路”，她到夜校“镀金”，成为“制衣车间主管”，并深得香港工程师赏识;顽强的“小爱”坚信“只要你肯出力气，肯动脑子，你就能在北京待下来”，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她终于立足城市;理会老板的关怀是虚假的“感情投资”后，“小云”放手追求自我成长，故事最后，在机场偶遇“江生”的“小云”再也不是那个茫然的赵家坳女孩，她蜕变成为自信、干练的都市白领……“进城女工”在泥泞中努力开出绚烂的花朵。

身份的建构是自我“排斥和替换的过程”40，在背离与选择中，“进城女工”赢得了城市的接纳与认同，也经历了认同的变迁与融合。

（三）“乡下人”：

乡村振兴下的身份回归

进城之路虽步履重重，又难以重建安身立命之所。

但“进城女工”在振兴乡村的时代呼唤中踏上归途，回归田园，重做“新农民”。

在《特区打工妹》《外来妹》等作品中，一些“进城女工”将乡村作为最终归属。

痛惜“山里人不该永远落后”，“勇敢的盗火者”41的“婷妹”号召“回家办厂”，带领“山区致富”，借城市的“火”将故乡的山河“照透”。

上进的“杏子”也畅想“将来就是回去了也能干一番事业”，也能找个“好老公”。

明了“外来妹总是要回去嫁人的”，也怕“熬成老太婆回去就没人要了”，赵家坳最早出去的女孩“凤珍”在鞭炮的簇拥中“衣锦还乡”，她是家里的“功臣”，也是村里年轻女孩的领路人。

相比城市的冷漠与“姐妹”的“忘本”，一直以“赵家坳人”自居的“凤珍”深感家乡与家人的温暖，本就准备回村嫁人不再出去了的她更加坚定了做回农民的决心。

故乡是“进城女工”永远的家，也是抚慰伤痛的最后港湾。

电影《江城夏日》里在“江城”做陪酒女的“艳红”刚告诉男朋友“鹤哥”自己怀孕的好消息，却得知“鹤哥”正是害死“哥哥”的凶手，她准备“忘却”这段历史，怎料“鹤哥”罪行败露再次杀人而被判处死刑。

于是，本就对城市心灰意冷的“艳红”再无留恋，她回到老家，回到曾经读书的小学。

镜头下，面无表情的“艳红”坐在学校的秋千上恣意飘荡。

《外来妹》中，为了“多带些钱回去”，“金玲”连续加班16小时而遭遇意外，落得右手终身残疾，她被迫终结打工生涯，悻然回归赵家坳。

为了成为城里人，“进城女工”壮士断腕般清除农村人的身份痕迹，等到重返故土，却是弥缝难合。

正如《特区打工妹》里所质问的：

“乡下有冰箱、洗衣机、彩电吗？

”所以“失败”而归的“金玲”唯有黯然目送“妹妹”们奔向城市;而对城市失望，準备还乡安家的“凤珍”最终还是逃离了乡村。

在乡村或城市的文化中，她们或多或少都成了边缘人。

如果回归农村仅意味着回到原点，回到那个狭小、封闭、落后的世界，她们只会在抗拒中否认自我，抑或是在失望中决然离去，在出走——归来——再出走的循坏往复中被双重边缘化。

或许美丽乡村的重建，“进城女工”会欣然踏上归途，认同“新农民”身份。

（四）宏大叙事下的主体重构

“进城女工”的自我重建虽然艰难曲折，但在恢弘的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伤痛被淹没在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之中。

《特区打工妹》中当“姐妹”们抱怨“把人当机器”时，“杏子”的一句“这就叫现代化，咱们农村的小农经济，将来一定朝这个方向改变”即刻化解了“自他”的冲突与异化、疏离与边缘。

她们的困境在现代化语境下被“合理化”。

当“姐妹”愤慨在“特区”，“女人也太不值钱”时，影片又借“杏子”之口说：

“特区是好不能过分留恋，这里是新的移民城市，一下子当然容不下那么多人，打工仔像流水似的三五年一循环，如果全淤在这里那还不臭了”。

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下，“杏子”没有丝毫怀疑，她自觉肩负“为了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接受赋予她们的“打工仔（打工妹）”标签，认同她们在历史中的身份定位：

她们是“到特区参加经济建设的女临时工”。

同时，影视作品往往将小人物的命运建基于民族国家这样的宏大主题。

“我们是一群打工者……这沃土是我们浇灌，这新城是我们青春铸就……”《特区打工妹》在“大家乐”联欢晚会的嗨唱中落幕。

《我的美丽乡愁》最后在“春晚”的喜庆中抚慰了个体伤痛，在祥和中缝合了城乡间的文化裂痕。

《我在北京，挺好的》将姐妹相认、城乡弥合设定在“汶川地震”中，在家国的重建中，个体也获得了新生。

《外来妹》让“小云”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大潮中抓住了机会，个人命运在国家的福佑下彻底改写。

影视中“进城女工”的主体重构依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民族国家话语中重建自我。

结语

“我是谁？

”的身份焦虑使囿于传统的乡村女子，意图在城市中寻求“新”的文化自我认知模式。

她们打破禁锢自我的乡村空间，到城市去重建理想自我。

上述影视作品中的她们模仿城市装扮，用消费重塑个体，改“头”换“面”想做“城里人”，然而消费只是强化了身份区隔。

“消费的私人化模式往往因为商品和风格的迅速变化而分裂或者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

42“进城女工”难以靠形象的改变获取认同。

于是在迷失与惶恐中将自我认同建基于城市“爱情”，甚至不惜用身体去“取悦”城市，然而她们并未籍此找到新的认同和归属，反而再次丧失了自我。

“身份认同在定义‘我们是谁的同时，也界定了‘我们不是谁”43，个体在逃离与选择中也凸显了“进城女工”这一身份的异质性和他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