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新经济政策原因新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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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新经济政策原因新论
取消新经济政策原因新论
马龙闪
【摘要】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矛盾，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新经济政策所建立起来的混合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价值观与俄罗斯社会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高速工业化的方针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导致新经济政策最终被终止。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多重矛盾；斯大林；布哈林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2-0011-16
【作者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国家建设中最成功的一笔。
它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迅速扭转革命航舵，把国家引向健康发展道路的战略转移。
它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俄国条件，创造性运用商品市场关系，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创举。
列宁逝世以后，这一重大方针政策实施不过两三年光景，便矛盾重重，停滞搁浅，不久被中途取消了。
这中间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过去，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研究，但学界观点各异，争论不休。
近年，俄罗斯学术界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挖掘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以现代化的理论为切入点，将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本文拟吸取近年学界的研究成果，梳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对这个问题加以论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阻碍新经济政策顺利推行的，有重要的客观原因。
这主要是苏维埃国家当时所受到的经济封锁和七年战争的经济破坏；同时，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又遇到了1922年的自然灾害。
外国的经济封锁，实际上使新经济政策的一些措施，比如租让制见效甚微。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一连七年的战争破坏，使企业破败不堪，这也影响或拖延了一些措施，比如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实施。
另外，严重旱灾波及伏尔加、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乌克兰25个产粮省份，使600万农户挣扎在饥荒和伤寒的死亡线上；政府为对抗灾荒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但是，新经济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还是主观上的。
这里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1）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
（2）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混合经济与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的矛盾；（3）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同俄国传统村社、传统文化观念的矛盾；（4）俄共（布）的工业化方针所造成的矛盾、危机，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现实条件的冲突，这从政治、经济上直接导致了新经济政策被取缔。
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又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构新经济政策，所以，造成这一政策最终遭到了被取消的命运。
一、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措施，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和在一定范围内放开商品流通，见效显著，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产生了明显作用。
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成就所鼓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20年代中期沿着市场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了若干步子。
为了刺激生产和小商业的发展，降低了某些税率，放宽了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条件，也更多地允许人们迁出农庄。
但是，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已经显不出实质性的效果。
相反，从1926年起，一些矛盾和困难在苏联社会已经开始显现和发展起来，其根源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布尔什维克有着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目前俄罗斯学者将此称作“意识形态治国论”思想。
新经济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凸显出来。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从其建党开始，在其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上，虽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但其传统的、一以贯之的、在其整个历史中凸显出来的、与新经济政策相违迕的最重要的特征，恰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表征。
这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强烈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
（2）“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思想；（3）把暴力绝对化的普遍暴力论思想，（4）坚持“阶级战争”，即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5）革命浪漫主义思想，其突出特点是充满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甚至被一些革命诗人称作“星际革命”。
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除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以外，其他一些特征都有浓厚的俄罗斯传统思想色彩，特别是民粹主义思想色彩。
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直接来自民粹主义。
布尔什维克也批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实质的不同。
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解剖资本主义，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属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而民粹主义和俄罗斯本土传统的反商品意识，却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含有非科学、非理性的成分。
暴力冲动，普遍暴力倾向，是俄国社会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是这种社会群众意识向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传播和渗透。
至于“阶级战争”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了，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和绝对化的后果，是为日后有关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了的。
20年代，苏联社会具有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即“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是这样几类人：
（1）相当部分的党政干部；
（2）怀有“左”倾情绪的知识分子；（3）希望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4）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
当“战时共产主义”给革命带来严重危机，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党上下和其他革命阶层尚能比较一致地接受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地转入了商品市场的轨道；危机一过去，商品经济打破了过去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带来了有违“革命”常规的“纷乱”，出现一些贫富分化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常有的现象时，党内和革命者当中便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各种怀疑和不满。
这种怀疑和不满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具有极‘左’思想情绪的知识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
”[1]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过一部分诗人的这种情绪，他说：
“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诗人，他们写道：
看!
在莫斯科，饥寒交迫，‘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
这样的诗作在我们这里是很多的。
”[2]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诗人是指“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诗人。
在该派中有一批“锻冶场”诗人，他们许多人的作品都表现出这种思想情绪。
诗人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在《车床》一诗中写道，他在革命时期曾用他诗歌的切削器，削掉了整个勃朗山的山峰，但是
……他的神经颤抖起来，
在一九二一年，
他的切削器沙沙地发响了[3]。
另一个“锻冶场”诗人，姓格拉西莫夫的在诗中写道：
“光明的力量，已经流出了莫斯科近郊的溪沟”，“我们的旗帜不扬，绛红色的颜色模糊”[4]。
在“锻冶场”诗人的笔下，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甚至变成了“满身的疥癣”和“平凡”而“愚蠢”的存在。
在他们看来，这时的苏维埃社会已经变成了“为了情妇而一掷千金”的社会，这里，“恐怖包围了清廉洁白”，而“从新逃避到饥饿和痛苦”[5]。
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情绪。
当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充满着世界革命的热情，他们把自己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俄国革命视作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中断的阶段；而要推进并巩固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就要迅速推进工业化，而推进工业化计划，就要求增加粮食和原料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
但是，当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并不能马上满足这种需要。
这样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
正是在这种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土壤上，产生了列宁格勒这一工业城市的新反对派。
季诺维耶夫作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目，首先起来反对当时对农民的政策，指责它是“对富农的让步”。
他直接攻击的是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他所表达的是那部分对发展市场关系方针不满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一派归入官僚主义机关集权派集团，主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斯大林当时权宜地维护布哈林，也主要是因为布哈林当时站在他的营垒，而不是因为布哈林坚持新经济政策。
取得了对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胜利后，斯大林又转到了不满新经济政策那部分党政干部一边，开始反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对农民征收“贡赋”以支撑工业化。
这样，无论是以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及其所维护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主流派及其所提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都代表了不满新经济政策，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线进攻”的那部分党政干部的要求，也适应了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要求用闪电般的速度进入“未来光明社会”的愿望。
这部分党政干部的力量这样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这一社会基础就是要求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和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
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或者说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同固守“战时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固守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矛盾。
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
转向新经济政策之际，苏俄的政治体制是在国内战争中形成的战时统制、高度集权、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政治体制。
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转入新政策轨道以后，革除了一些战时的体制因素，取消了契卡，缩减了一些总管理局机构，也采取了不许分权的措施，但总体上说，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并未改变。
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开放商品市场，需要按商品市场的规则行事，而管理经济也需要采取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及个体经济的混合体，这就需要依据其不同性质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一味高度集权，一味按行政命令办事，一味偏袒国营企业，就必然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矛盾冲突随处可见。
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各方面：
1.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组。
把中央五十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16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30万缩减到9.1万[6]。
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
尽管如此，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
在1920年代，机关职员人数还是急剧增加了2倍多，全国庞大的官僚机构达到350万职员，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7]。
这样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命令行事，集中管理的机构，除效率低下，长于扯皮，所擅长的就是行政干预。
1922年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购买法国罐头食品的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苏维埃机关扯皮拖拉、效率低下的情况。
当时，一方面是法国人在急于做成这笔生意，怕罐头腐烂，而苏俄居民正在挨饿，也急需食品；另一方面，商贸进出口部门为进口这批罐头，却在无休无止地扯皮，直到进行了两次调查，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亲自出面协调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列宁在报告中气愤地说：
“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买点罐头，为什么还要经过两次调查，还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示呢？
”[8]
更严重的是，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是起干扰、阻挠作用的。
当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共生[9]，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它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去对待私人承租企业，不断对它们加以排挤和打击，这当然无法使这种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
别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生存空间，就是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的国营企业也不能按预期的方向发展。
最初托拉斯和辛迪加都是要自筹资金、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的，但由于领导干预太多，利润几乎全数上缴，这大大限制了这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健康发展。
在当时的苏联经济中，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经济方法与行政命令方法奇怪的共生[10]。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是起码的要求，但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根深蒂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这不能不束缚和阻碍商品市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2.私人企业主和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和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
提供平等的竞争和经营的制度和法律条件，是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
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罗斯，这样的条件是缺乏的。
交付私人租赁的都是不大的，遭到相当破坏的企业，需要消耗较大人力和资金才能正常经营。
所以，苏俄当时大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是无法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只可以对国营企业加以补充。
尽管这样，私人业主从1923年起也经常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排挤和打击，被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使他们不愿将积累投入发展和扩大生产，因此，私人经营的工业一直得不到恢复和发展。
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以农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
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就是日用工业品、农用机械极为昂贵，粮食等农产品却非常便宜，受到国家贱买贵卖的价格“剪刀差”的盘剥；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被划为富农的危险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时刻悬在头顶，这些是影响他们经营兴趣的重要因素。
上述这些原因让“耐普曼”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感兴趣，而是把钱财大量用于消费，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浪费的生活。
3.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力图把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制订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民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却把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性置于首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超越法律之处。
对契卡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矛盾。
将契卡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面体现出履行法制的意愿，另方面赋予它的政治职能，却在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
这样，就使安全机构有超越法制的权力去处理关涉企业经营的事务。
这样做的结果，使个体经营者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伊·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这部回忆录中谈到过这一时期的这种情形：
“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
”[11]这位作家接着说道：
“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是什么——是鱼，还是浮沫。
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
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
”[12]这里，把政治保卫局胡乱逮捕个体经营者，造成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因而病态作乐的情景说得很明白。
对个体经营者胡乱抓捕，造成这些人提心吊胆，心神不安，对什么人都害怕。
有关这种情况，作家也有描写。
他写一次去修表，听修表匠说，他什么人都害怕，“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安局；第三，我也怕您……（指怕顾客可能告密——引者）。
”[13]这就是个体经营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政治上受压制而具有的心态。
三、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苏维埃国家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
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14]。
俄国农村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恢复了农民的古风旧习并复兴了村社[15]。
表面看来，这似乎有悖革命发展的逻辑，但大量的史实表明，的确如此。
这首先表现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耕地的马匹，同战前相比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
有资料表明，1926—1927年，木犁还占耕地器具的40%；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和基本的生产工具[16]。
恢复古风旧习还表现在农村社会的极端闭塞，又退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机制停滞了。
由于农民村社具有友爱合作和素来的民主性质，耕畜土地合伙组织又是简单的生产合作、土地平分和自治互助的集体，因此，它很适应苏维埃社会的现实。
加之农村向自然经济的回归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农民生活普遍富裕，这些情况都加速了村社的复兴；20年代又成了农民村社繁荣的时期。
村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机构，担负管理农村集体生活事务，但已不像从前那样，照料村社成员的鸡毛蒜皮的行政琐事，而是把这些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当地的党支部。
村社所以具有相当的牢固性，是同小农户经营这一农业社会最基本单位的稳固性相联系的；村社首先可以召开各农户家长参加的村会，又可特别授权收集资金、税款，充任农村代表，等等。
村社具有使用土地的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使它可以通过优惠条件租赁国家的土地资源，获得复兴农业贷款。
村社靠它的服务和经济活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来源，因此，它有一定的财力基础。
村社往往承担着地方苏维埃主席和书记的薪水支付，它对待这些苏维埃干部，也像对待为村社服务，履行有益职能的同一村社的成员一样。
这些社会开支被看作像雇用牧人、农艺师，包租消防车一样。
村社关心的是，在村苏维埃工作的人要忠实可靠，他们的薪水不要被滥用。
由于村社的这种经济实力，国家的政治领导担心村苏维埃会变成村社的政治附属品。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В·莫洛托夫就曾断言，苏维埃在农村的口号，特别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没有得到实施；村会变成了富农的庇护所。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А·叶努基泽也说，农村建立的是村社独裁。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А·基谢廖夫把当时的农村说成是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17]。
由于村社财政独立，妨碍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18]，也由于拖延给集体农庄分拨份地，在草场问题上同国营农场没完没了的争执等等，村社使一些当权者很感到恼火。
由于土地不断开垦耕种，在20年代下半期，剩余的空闲土地已经穷尽，这使农民村社开始自行侵占糖厂节余下来的可耕地，也谋图占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地皮。
村社当时保有自己一片完整的社会经济空间，在这空间内，存在着贫富差别的两种人，这就成了农民村社存在和自发发展的条件。
这样，村社的存在，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就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了尖锐冲突。
起初，苏维埃政府曾打算通过召集选举农户代表的方式，改变村社会议的面貌，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
后来，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村社的活动，比如，规定村社服从村苏维埃，企图让它实施农业生产计划，制定整个村社的播种计划，恢复短期的连环保制度；通过村社社员的人力财力，组织集体耕种，采取步骤，把村社纳入按协作社章程共同耕作土地的轨道；没收归农民管理的属于地方所有的森林，剥夺富农在村会里的选举权和在村社当选的职务，等等。
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的同时，有时也试图对它加以利用，比如20年代后期，政府曾试图利用村社实施粮食采购任务，也曾计划把村社改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利用的机构。
但这些做法都遭到了村社方面的抵制和拒绝。
双方在实施上述措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归根到底是传统观念、传统社会与现代化价值观的矛盾。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怎样将现代化与传统相适应，把二者的价值观有机统一、有机整合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你存我亡、我亡你存的问题。
如果采取迂回曲折、讲究策略的方针，即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处理得当，不是急功近取，未必不可以使二者相适应，加以有机整合，而以较小损失和代价解决问题。
问题在于，当时的“执政精英是否具有将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旧的、通常是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
恰恰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团队无论从人员结构上说，还是从各层级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上说都暴露了问题。
从20年代中后期党的中上层干部结构来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入党的，受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
列宁去世后，在“列宁召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体吸收党员的运动，从工人中集体发展党员达24万多人；接着，1925—1927年，又在农民中广泛吸收党员。
这样，到1926年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
从1924年起，党的队伍在两年间就增加了1倍多[20]。
到1928年1月1日，联共（布）党员总数已达130万人[21]。
这期间，新党员占了党员总人数的近60%，而老一辈的地下党员还不到1%，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也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由于迅速地大量地吸收工人、农民党员，党内的文化状况受到了很大影响。
有数字显示，这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22]。
党员队伍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苏联党政军干部的素质和结构。
20年代后半期新增大量工业项目，干部又面临新老交替，这使国内战争时期和列宁逝世期间入党的党员，大批走上中层领导岗位；同时，也有一大批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成为基层组织的骨干。
这样，干部地中层和基层都是一大批新人，他们或者多是被国内战争时期的“阶级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或者是由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的工人组成，加上受到2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造成所谓工人阶级“农民化”现象的影响，从整体来说，干部队伍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都相当低。
在这样的干部队伍面前，面临着处理传统与现代化，整合新旧价值观这样难度巨大的复杂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力所难及的；加上20年代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缺乏同志式的协商气氛，这样，就失去了有效正确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可能条件。
缺乏整合处理复杂问题的策略，难以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如此，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路线，采取急攻近取的直线进攻，就势不可免。
因此，苏联党和国家最终选择了“全线进攻”。
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宣布，从1930年7月30日起，彻底取消土地村社，将它的职能和权利转交给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
四、工业化方针引发危机，直接导致新经济政策被抛弃
在战时共产主义遇到严重危机，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之际，苏俄转入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
但实施这一政策不久，国家便遇到各种困难，使工农联盟受到威胁，这样在党内便很快引起了有关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
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
一个是由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科夫所代表的“左”派，他们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他们的路线；另一个是以布哈林为主要理论家的“右”派，其思想的执行者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捷尔任斯基。
在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坚持建立“工业专政”。
所谓“工业专政”，就是要优先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则要靠从农民身上榨取。
榨取的方法，后来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了阐述，就是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意识地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通过不等价交换，使社会主义获得“原始积累”。
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国际包围和国家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要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只有从私有部门（主要是农业）“抽取”到社会主义国有部门中来。
而这种资金的“抽取”和“转移”，只有靠加重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税收和不平等交换来进行。
实行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引起广大小生产者群众的不满，因而招致了布哈林的强烈批评。
他认为，这是“杀鸡取卵”，必然会破坏工农联盟，并使群众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在布哈林看来，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需求，说服他们生产更多供给市场的产品，来发展市场经济。
对此，布哈林在1925年4月的一个著名讲话中集中作了论述，他号召农民们“发财吧，不要害怕什么镇压”。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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