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乡土小说寻根小说.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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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新时期的小说第三节市井乡土小说、寻根小说及其作家作品一、市井乡土小说1、概念内涵及文学史意义80年代前中期，小说在突破了社会政治层面的新的文学启蒙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文化的层面，由此出现了市井乡土小说和文化寻根小说。

市井乡土小说在前，文化寻根小说在后，市井乡土小说是前奏，文化寻根小说是发展。

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显著的区别。

市井乡土小说以风俗民情为主要表现对象，社会人生故事就在风俗民情中展开，而文化寻根小说以风俗民情为窗口，主要表现风俗民情中蕴含的文化因素。

市井乡土小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市井小说，主要写城镇，二是乡土小说，主要写乡村。

两类小说虽然描写的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普遍注重对独特的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追求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

市井乡土小说的出现，打破了原先小说仅仅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文学启蒙，将文学视野伸向了更为广阔的自然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人生的各个层次，丰富了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

2、出现背景及重新崛起的原因市井乡土小说早已有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台静农、许杰、许地山、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沈从文、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劫人、施蛰存、穆时英、刘纳鸥等人，就构成了庞大的城市或乡土作家群，写出了众多杰出的作品。

但在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大一统的原因，这类作品便少有人问津了，市井乡土小说出现了荒漠化的现象。

80年代初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作家们的审美意识和文化意识的逐步觉醒，这种不受时尚影响、具有较多审美价值和文化色彩的市井乡土小说，便又重新进入了作家们的视野，并在80年代前中期形成了一个创作高潮。

主要原因：

1）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让作家们重新连接起了传统；2）作家文体意识和审美意识不断觉醒，让作家们看到了市井乡土小说的魅力；3）受80年代世界范围文化热的影响，作家们开始追求文学与文化的联姻。

在众多作家眼里，风俗民情是地域文化的主要表现。

汪曾祺：

“因为我的老师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读了他的小说。

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殷墟。

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

大概是有关系的。

我是沈先生的学生。

我曾问过自己：

这篇小说像什么？

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汪曾祺谈受戒）3、汪增祺与受戒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建国前先后担任过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馆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市文联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曾担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文艺刊物的编辑。

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在60年代轰轰烈烈的戏改工作中，曾成功编剧革命现代京剧剧目沙家浜（芦荡火种），风云一时。

40年代汪曾祺开始文学创作，因为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曾师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作家和学者，所以其创作不可避免地烙印上了这些先贤哲人们的仙风遗骨，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

80年代初期，因为创作了散淡、悠远、韵味悠长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故里三陈等风格鲜明的乡土小说，表现出了迥异于同时期其他风格刚烈、激越的小说特色，从而确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被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写过许多散文作品，出版过汪曾祺文集散文卷等。

汪曾祺的影响：

汪曾祺重新写小说，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作品发表后，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的感觉，觉得总是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然有了一股清新柔和的风气，和别人不一样。

但是，因为他的作品所描写的事情一般都远离现实生活，又没有重大、敏感的主题，所以并未立即产生比较大的轰动效应，与当时轰轰烈烈的伤痕、反思、改革浪潮相比，倒显得有点过于平静。

他是越到后来越引起普遍文坛关注的。

当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家和红极一时的作品失去初时的魅力与轰动效应而渐归沉寂时，汪曾祺与他的作品开始凸现出来。

在此后许多年里，他一直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那么，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在新时期广受欢迎?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写作特色或艺术特色）1）将小说散文化、将散文小说化，打通文体间的天然界沟，注重营造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现出了截然不一样的审美需求。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散文化结构（缺少情节因素，缺少逻辑的因果关系，缺少戏剧性冲突，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结构）；二是小人物形象（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是突出气氛，正如他自己说的，“气氛即人物”如故里三陈：

写了陈小手、陈四、陈泥鳅三个普通的乡村人物，通过这三个人物，写出了人性的美丽，从而传达出了故乡纯朴美好的风土人情。

2）将一个地方的民情、风俗、习惯提高到与人物同等重要的地位，或者说上升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让人们在欣赏人物形象的同时，欣赏到了另一种更加赏心悦目的民间风俗画形象。

如大淖记事，表面看写了小锡匠十一子和农村姑娘巧云之间的爱情悲剧，实际上赞美了“大淖”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

（保安队、刘号长、老锡匠）“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

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

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

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

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

情愿。

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

难说。

”3）往往在作品中营造一个温馨而美丽的艺术世界，契合了当时的人们对真善美的心理需求。

在这方面，他往往通过童年视角来来表现。

如受戒，通过童年视角，写了农村小姑娘小英子和一个小和尚明海之间的纯真情感，反映了人类之间的美好感情。

汪曾祺在文章末尾记述：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从汪曾祺“梦”的追忆可以看出，它是希望人间有真情的，愿普天下的人都能够真诚待人。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追求语言的整体性和口语美。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曾说：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语言象树，枝干内部汗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象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好的语言应当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放在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却每一句都如嚼橄榄。

如求雨写大旱时节孩子们敲锣打鼓求雨的事。

写到人们因为大旱而望云霓时，这样写道：

“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

然而天蓝得要命。

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

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

雨呀！

雨呀！

”后面一句话看似闲话，读后却觉得有意味。

写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说：

“他们走得很累了。

他们都还很小。

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苞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

一睡就睡着了。

”后一句是地道的口语，却很有味。

陈泥鳅中这样写陈泥鳅：

“他水性极好。

不愧是条泥鳅。

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

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

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

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

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的爬上岸来了。

”汪曾祺小说的整体美学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小说的整体美学趋向于和谐与唯美。

这种和谐既是人与自然的相融相洽，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真纯质朴。

他的小说文本中没有环境作为异质性的力量对人的压迫，如产生于城市环境中的现代主义的那些文本那样；也没有在充满异化的环境里人的心灵出现的分裂性的冲突与漂泊。

总之和谐消除了一个人在路上的那种对自我与内省世界的探索。

但应注意的是和谐容易导致优美和平，但也会泯灭深刻与尖锐。

汪曾祺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一方面：

他把被曾经中断的散文化小说传统延续了下来，这个传统上可以追溯到废名、沈从文、萧红。

另一方面他又开启了寻根文学风气之先，更新了小说观念，启动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感觉，这在阿城、何立伟等一系列小说家那里可以看到汪曾祺的影响。

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翠翠、外祖父、天保、傩送）何立伟白色鸟（七月、河边、白皙少年、黝黑少年、白色水鸟、“斗争会”）4、邓友梅与“京味市井小说”邓友梅（1931），原籍山东平原，生于天津。

1942年参加北路军，后因年龄太小被精简，1943年在天津做工时被强招到日本做劳工，1年后回国。

1945年重新参加八路军，当过文工团演员。

1948年开始写散文。

1956年写出了著名短篇在悬崖上，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从此沉入生活底层，在体味人间酸甜苦辣的同时，也了解了北京民间的风土人情。

新时期重新复出后，先是创作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写出了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作品，随后就转向了描写老北京的京味市井小说，从而成了继老舍之后又一位描写老北京的著名作家。

邓友梅主要的京味市井小说有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寒”、那五、烟壶等。

如果说前几部作品仅仅是对民俗风格浅尝辄止的话，那么从中篇那五开始，邓友梅的京味民俗市井小说创作就进入了成熟期。

在后来的作品中，他把历史画面和人物命运以及多姿多彩的风俗画面相结合，表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畸形丑陋的文化特征以及由这种文化环境培养出来的特殊的市民阶层，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近代“清明上河图”式的宏伟画卷。

在悬崖上写了青年人人生道路上的一段误区。

（设计院、技术员“我”、会计员妻子、雕塑师加丽亚）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三个掉队的新四军女兵历尽艰苦追赶队伍的故事，表达了革命战士的忠诚。

（俞洁、周忆严、高柿儿，曾获全国奖）那五描绘了一个晚清没落贵族子弟的生活遭际。

通过对那五游手好闲、寡廉鲜耻的浪荡一生和社会“多余人”形象地描写，不仅让人看到了从晚清到民国这一阶段中国旧社会的肮脏和腐朽，而且让人感受到了封建黑暗势力对人性的戕害。

故事按照那五的命运波折单线发展，情节具有传奇性和戏剧性，人物性格具有悲喜剧特征。

小说对那五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的描绘，深刻抨击了在那五这类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国民的劣根性，那就是懒惰、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爱面子、“倒驴不到架”、一辈子一事无成。

（福大爷、紫云奶奶、过大夫、紫罗兰画报、醉寝斋主、鲤鱼镖、“听风楼主”、吴存忠、贾凤楼）小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写人物和故事时，异常注重对风俗民情的描绘，通过对风俗民情的渲染，造成一种与人物命运相契合的人文环境。

这种人文环境一方面有利于衬托人物性格、命运，另一方面又给作品带来了风俗画的审美效果。

如：

八旗子弟的生活氛围、热闹的天桥生活场景、卖古玩时的讲究、纯正的北京俚语等等，构成了浓郁的风俗画特征。

武先生，武大爷，武老太爷！

我跟您认错儿。

我是个混蛋。

什么也不懂，信口雌黄。

您大人不见小人怪，犯不上跟我这样的人动肝火！

我.老头绷着绷着，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欠起身说：

起来起来，别这样啊！

“我这儿给您赔礼了！

那五就地磕了一个头，这才起来。

烟壶是邓友梅又一部优秀的风俗画小说。

在其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恰恰与那五相对的八旗子弟形象：

乌世保。

如果说，那五代表的是自甘堕落的腐朽的八旗子弟，那么乌世保所代表的就是在逆境中重新奋起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乌世保在民间艺人寿明、聂小轩等人的言传身教下，终于从一个没落的八旗子弟成长为一个掌握了高超的内画技艺的民间艺人，完成了人生的巨大嬗变。

这篇小说采用的是复线交迭式的结构，在有限的篇幅内，融进了清朝贵族、八旗子弟、市井子民、三教九流等四十多个人物，真正组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

另外，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还把一些属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东西，把地方志、风物志等一些死的学问运用到故事的叙述中，从而增强了作品的风俗画特征。

烟壶中有一种做法叫作“内画”。

水晶瓶也好，料器瓶也好，只要是透明的瓶体，全可拿来当作坯子。

由画家在瓶子内部画上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写上正草隶篆、诗词文章。

工笔写意，水墨丹青，透过瓶壁看来，格外精致细腻。

这一技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