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丽娘与林黛玉之差异看作家创作心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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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丽娘与林黛玉之差异看作家创作心态

从杜丽娘与林黛玉之差异看作家创作心态

　　摘要　作为叛逆女性形象，杜丽娘与林黛玉在反抗动机和悲剧性质上的差异，折射出作家的不同文化心态。

　　关键词　意识　悲剧　心态

　　杜丽娘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继崔莺莺之后塑造的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林黛玉则以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象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她们的共同点在于以情为生命的救难方舟，划出了妇女追求个性和独立的爱情轨迹。

但是在反抗动机、审美效果上的差异，折射出作家的不同文化心态。

　　杜丽娘、林黛玉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反抗动机的深层本质上，前者是自发的青春意识，后者有自觉的社会意识。

从心理学角度讲“意识就是被感觉了的自我精神境界”。

“自我”作为意识的起点，体现个体是生命自由活动的一种心理因素。

杜丽娘在春香的怂恿下，她偷偷来到百花盛开的后花园，无限春光刺激了她对外部世界的渴望，成对的莺燕挑逗起她的春情，内心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萌动――在个体意识的支配下要求情欲本能的实现。

青春的冲动与生存空间的压抑形成碰撞。

在羞涩、内疚的复杂心理中青春潜意识活动起来。

梦中幽会。

这种内心渴求而生发的浪漫将她青春欲望展露得恰到好处：

“惊梦”后，杜丽娘眷恋春梦发出“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呐喊。

此后“寻梦”表现了她心理上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追求过程。

“寻梦”不成后，任凭青春的烈火去耗尽自己绵薄而脆弱的心力。

含恨为情而死。

这种自我觉醒，是一种标准的个体意识，支配着她去斗争、去反叛、去冲破桎梏而获得精神的自由。

与此相对，林黛玉的叛逆性格中，具有丰富的社会意识。

她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追求精神的解放、个性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

首先，爱情是她人生理想，是她生命所系。

她总是以假情假意来反复试探自己的宝玉心中的位置。

在长期了解中达到两颗心灵的完全契合，而这正是她所追求的爱情。

这种对爱的生存空间的追求与杜丽娘是一致的，但她的人格独立是杜丽娘所不及的。

其次，林黛玉对人生是谨慎的，坚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绰陷渠沟”的人生态度，为了追求完整的生命而不惜以死抗争，她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宝玉爱情的追求和憧憬，是宝玉的爱带给她生的希望，当她的爱情最后彻底毁灭时。

她便“焚稿”、“绝粒”。

以生命相殉。

这种生命意识目的性远远超过杜丽娘。

再次。

林黛玉的爱打破了金玉良缘等门第世俗观念，跳出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窠臼。

针对封建家长所看好的“金玉良缘”。

她发出了“何以重这邪说不重人”的强烈抗议。

最后，杜丽娘的爱情中少不了“欲”，林黛玉则不然，她的爱情是纯情感，近乎精神性的爱情，把异性之间的情感升华为诗意的纯净的美感，成为对抗和抵制社会价值观的精神力量。

　　杜丽娘、林黛玉的差异还反映在悲剧性质上，前者演出了一幕悲喜剧。

后者演出了一场崇高的悲凄剧。

杜丽娘是一个“情之至”者，她的悲剧是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演绎着，她的“情”深受封建社会的“法”和“理”的压制。

原始的《诗经》激发了她心中原始的情感，最终以死来抗争污浊的现实。

作者有意把杜丽娘的死安排在亲朋相聚、人月团圆的中秋。

以环境与心境的巨大反差，造成浓重的悲剧气氛。

然而这幕悲剧蕴含着喜剧因素。

与阴间判官据理以争，使自己还魂复生，又她积极要求柳梦梅上京赶考，以便使自己的婚姻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认可，这一过程的胜利有其大胆悖逆世俗观念的一面，然而更多的是一种乐观色彩。

特别是在与父亲和皇帝的斗争中充满着滑稽。

使戏剧的悲剧性淡化。

对苦难的反抗因其荒诞而难以诞生崇高，难以达到感情净化的效果。

　　林黛玉的悲剧命运是在社会冲突和性格冲突中展开的。

首先是为情九死不悔表现出个体意识对封建宗法礼制的反叛。

她从不劝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从不说“混帐话”，实质上就是否定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和封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的相投，是她逸出封建政治伦理轨迹的标志，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

而理想被无情撕碎，这正是历史的要求被现实的封建宗法势力扼杀的结果。

在这场冲突中，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一方被毁灭，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美的震撼，留下一出时代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

其次，林黛玉的性格突破了杜丽娘的单纯性的格局，是矛盾的复合体，“构成性格运动的各种性格元素不断流动变迁”。

她时而悲，时而喜，时而爱，时而恨，情绪虽然不确定但爱的执着是稳定的、一贯的。

丧失双亲。

寄人篱下使她孤独、寂寞，对外界相当敏感：

爱使小性儿，说话尖酸刻薄。

背后隐藏着是她那颗十分强烈的自尊心：

超人的灵气使她持才自傲，孤高自诩：

率直纯真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心直口快、任情任性是其外在表现。

“有充满软弱眼泪的阴柔，有充满尖酸刻薄的阳刚。

”诸多不和谐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林黛玉命运的悲剧。

　　杜丽娘与林黛玉形象的比较也折射出两位作家人生态度和审美理想的差异，反映着作家所处的时代和生活背景。

　　汤显祖生活在明代晚期，城市经济相对发达，物质条件充盈，中上层生活侈糜。

知识分子有较大的精神空间，谈“情”说“性”成为时尚。

汤显祖曾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

罗氏对程朱理学的判逆和接近于禅学的哲学观念影响着他。

后来与李贽的交往，更促使了他叛逆人格和反抗礼教精神的形成。

在他的思想中，既有明末舒张个性的进步思潮特点，又不乏传统文人入世出世之间的矛盾情结，这些思想在《牡丹亭》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而且汤显祖深受当时比较进步的王阳明心学左派思想的影响，把情提高到本体的高度，提出“至情说”。

揭示了人性意识自然觉醒的合理性，所以杜丽娘的出现正是晚明进步思潮中汤显祖情的郁结的产儿，在汤氏看来，情有着超越时空，超越理性的特点，尤其《牡丹亭》中的“情”并非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实际内容的实体，它就是理学家难以启齿的“性欲”，汤显祖把男女之间的正常性欲作为爱情产生的源泉和动力。

他在《题词》中指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牡丹亭》的创作，就是借杜丽娘因春感情、因情而思、因思而梦、因梦而病、因病而死、死而复生的艺术描写，来表现人物对情的追求，以情作为人性根本，强调人生性情的本质流露，提示了“情”对“理”的斗争，在客观上与明中叶后要求摆脱礼教束缚的解放思潮是一脉相通、遥相呼应的。

但是，汤显祖把杜丽娘的“至情”看成是前生注定的。

把一切都放在梦中。

这暴露了作者思想中渺小的一面，而且他隐晦写情，把现实中的梦经过艺术形象思维转化为艺术之梦，体现着汤显祖执著的情以及明代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繁荣哺育出的人欲的释放。

他希冀打破中国人的情感伦理化模式。

却以不得不将自然生命、感性追求维系于伦理准则：

一心想超越了封建伦理纲常的羁绊，但最终却走向矛盾。

爱情婚姻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囿于道德伦理之中。

最终没有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纲常的枷锁。

　　而生活在乾隆时代的曹雪芹。

则没有汤显祖那样的精神气候条件。

首先。

清中叶正处在封建社会发展的烂熟时期，封建统治渐渐显出了下世的光景，但统治者千方百计强化自己的统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新兴的市民力量有了发展，市民思想意识明显抬头了。

严重威胁着地主阶段的统治。

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向程朱理学发起强大攻势，宣扬人性解放。

其次，出生在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族的曹雪芹，由于家庭变故。

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沧桑之变。

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有了切身感受，曹雪芹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对生命深切而敏锐的体验，使他对人类社会进行着深刻的探索，他希望依靠从百年望族丛中走出来的林黛玉，把自身与社会现实矛盾对立消融在美好愿望中，浓笔重彩抹出的冰清玉洁渗透着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呼吁，折射着民主精神和人文情怀。

最后，由于明清易代鼎革之变的重创，文人们的心态被迫内敛，由明未的汪洋恣肆转为对现实的关注，同时社会的动荡刺激着一批反压迫反专制思想家的诞生，尤其是戴东原的“人有欲望，才能有所作为”深刻影响着曹雪芹，他对生命的悲剧体验使他看到人的自然属性，去关注现实，孤独凄凉地写出苦闷的生命情结。

他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而赋予它更多的社会内容，借林黛玉的人格独立、孤标傲世、平等自尊等人性意识，揭示着个人情感与传统宗法的悲剧性矛盾，与封建道德诸多方面展开根本性冲突，尤其对儒家仁途经济的蔑视早逸出了传统悲剧模式。

在灵与肉倍受折磨中曹雪芹悲恸地关注着社会与人生，以自觉的痛苦寻找新的家园，探索生命的意义，开启了近代知识分子坚持人格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