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摘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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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9）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全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845件。

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共受理二审案件1694件，提审案件197件，申请再审案件1663件，请示案件31件，抗诉案件2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行政赔偿案件1件，其他案件256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管理事务）。

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共受理专利案件1931件，商标案件965件，著作权案件245件，垄断案件18件，不正当竞争案件63件，植物新品种案件34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119件，技术合同案件169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3件，其他案件298件。

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共受理行政案件1112件，其中专利行政案件422件，商标行政案件688件，其他行政案件1件,行政赔偿案件1件；民事案件2721件;刑事请示案件11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254件。

其中，二审案件1192件，提审案件193件，申请再审案件1580件，请示案件29件，抗诉案件2件，司法制裁案件1件，行政赔偿案件1件，其他案件256件。

在审结的1580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裁定驳回再审申请1270件，裁定提审213件，裁定指令或者指定再审40件，裁定撤诉54件，裁定终结3件。

在审结的1192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审裁判745件，调撤353件，发改94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特点是：

新收案件数量上涨了146%，二审案件占比从1.5%上涨至44.1%、专利案件占比从43.8%上涨至50.2%；专利民事案件中权利要求解释仍是焦点和难点，功能性特征的认定标准进一步明确，加大专利司法保护力度的导向更加突出；专利行政案件中创造性判断是核心问题，创造性判断标准进一步细化，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商标民事案件中对涉外定牌加工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并积极探索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商标先用权抗辩等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商标行政案件中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的判断仍然是主要焦点问题之一，显著性判断、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代理人抢注等法律问题的适用标准进一步明确；著作权案件中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古籍点校作品是难点问题；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涉及技术秘密、客户名单、包装装潢、虚假宣传等不同类型，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内容和边界仍是案件审理中的难点，技术秘密案件程序性规则得到进一步澄清；植物新品种案件中涌现的法律问题愈发多元，技术事实的查明和侵权性质的认定构成该类案件审理中的难点，关于繁殖材料认定、权利许可中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等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进一步明确；技术合同案件中涉及技术问题的违约事实查明构成案件审理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合同约定明确程度和技术事实查明难度存在较大差异，个案审理难度差异较大；管辖权异议等程序性案件数量大、类型多，有关合理调度审判资源，充分保障权利人维权的司法政策导向凸显。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精选了60件典型案件。

我们从中归纳出67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现予公布。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功能性特征的认定

　　在上诉人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原审被告陈少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刮水器连接器”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专利权利要求的某个技术特征已经限定或者隐含了特定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即使该技术特征同时还限定了其所实现的功能或者效果，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所称的功能性特征。

　　2.专利审查档案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在再审申请人泉州市久容卫浴发展有限公司、南安市仑苍久容水暖配件经销店与被申请人黄振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8）最高法民申57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要求用语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和侵权诉讼中应当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在侵权诉讼中，专利审查档案对于权利要求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3.主题名称所记载效果、功能对权利要求的实质限定作用

　　在上诉人孙希贤与被上诉人湖南景怡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高法知民终65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权利要求主题名称记载的效果、功能，不是该权利要求特征部分记载的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能够实现的效果、功能，却是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方案的区别之所在，那么权利要求主题名称所记载的效果、功能对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实质限定作用。

　　4.说明书技术效果的记载对权利要求的解释作用和适用等同原则的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肖勇与被申请人深圳市森诺照明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36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权利要求有关技术特征是否应当受到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效果的限定，应当综合考量技术效果是否确因该技术特征产生，以及技术效果的显著程度等因素。

在此基础上，对于说明书中已经明确记载且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确定的技术效果，在适用等同原则时，应当予以考虑。

　　5.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

　　在上诉人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济南历下弘康电子产品经营部、济南历下昊威电子产品经营部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路由器”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

　　6.明显属于现有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依法不予保护

　　在再审申请人罗宣安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市征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专利权人已经在申请日前主动公开，本不应获得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权，显然不属于专利法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侵权诉讼中依法不予保护。

　　7.外观设计侵权比对的基本原则

　　在再审申请人株式会社MTG与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圣洁美美容仪器厂、广州市圣洁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外观设计的侵权比对中，一方面，包括相同点和区别点在内的全部可视设计特征均在比对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即便部分特征的特殊性使其在比对时需给予重点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设计特征，只是这部分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已。

　　8.设计单元的数量变化对外观设计近似性认定的影响

　　在再审申请人浙江兰溪圣鹏旅游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万来旅游工艺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孙兴华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27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侵权设计与现有设计采用了相同的设计手法，区别仅在于设计单元数量的增减变化。

在产品的整体结构布局不变的情况下，该种数量变化不容易被一般消费者所注意，被诉侵权设计与现有设计构成近似。

　　9.现有技术抗辩认定中的发明点考量

　　在上诉人王业慈与被上诉人徐州华盛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潜水泵电机壳”专利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8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案专利明确指出其技术方案的发明点，并强调发明点以外的技术特征均为通用部件时，如果该发明点对应的技术特征已经为一项现有技术公开，其余技术特征虽未被该现有技术公开，但该现有技术与通用部件必然结合形成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相对应的整体现有技术方案，则可以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

　　10.先用权抗辩中“主要技术图纸”的认定

　　在前述“潜水泵电机壳”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设计图纸是机械制造领域产品加工、检验的基本依据，在被诉侵权人已经设计出被诉侵权产品关键部件图纸且该产品的其他部件均为通用部件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其已经完成了实施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主要技术图纸，为生产被诉侵权产品做好了必要准备，其先用权抗辩成立。

　　1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

　　在上诉人宝蔻（厦门）卫浴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馆陶县佩龙水暖安装维修门市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两个要件相互联系。

如果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其无主观过错。

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

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12.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

　　在上诉人广州市速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和力泰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广东快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合法来源抗辩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而非不侵权抗辩；销售者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既不改变销售侵权产品这一行为的侵权性质，也不免除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责任，仍应承担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害救济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13.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侵权账簿资料时损害赔偿的计算

　　在前述“路由器”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且对侵权规模事实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规模基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基础事实无法精准确定，对其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度等抗辩理由可不予考虑。

　　14.专利侵权行政投诉构成侵权警告的范围与条件

　　在上诉人VMI荷兰公司、固铂（昆山）轮胎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萨驰华辰机械（苏州）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人仅针对被诉侵权产品的部分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起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导致未参与该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可以认定该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对于上述未参与行政处理程序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构成侵权警告。

　　15.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中“与原单位有关的发明创造”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李坚毅、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63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涉案专利是否属于“与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时，应注重维护原单位、离职员工以及离职员工新任职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综合考虑如下因素：

一是离职员工原工作任务的内容；二是涉案专利内容与原工作任务的关系；三是原单位开展有关技术研发工作的情况或技术的合法来源；四是发明人、权利人对技术来源解释的合理性。

　　16.临时禁令与部分判决的关系处理

　　在前述“刮水器连接器”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在专利侵权程序中针对被诉侵权人既申请作出责令停止侵害的行为保全，又申请作出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的，人民法院不应因作出停止侵害的部分判决而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不予处理，而应对该行为保全申请予以审查；符合行为保全条件的，应及时作出裁定。

　　17.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人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后的程序处理

　　在上诉人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青岛瀚泽电气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6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一审程序中，权利人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但涉案专利权在其他原有权利要求或者经修改形成的新的权利要求基础上维持有效的，应当允许权利人重新明确其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

权利人选择现属有效的权利要求主张专利权的，一审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经释明，权利人仍然坚持基于已被宣告无效的权利要求主张权利的，一审法院方可裁定驳回起诉。

　　18.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要求中部分并列技术方案被宣告无效后的处理

　　在上诉人深圳市云充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35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侵权诉讼期间，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一个或者多个并列技术方案的对应部分被宣告无效，但其余并列技术方案的对应部分仍维持有效，专利权人依据权利要求仍维持有效的部分继续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宣告无效部分的权利要求驳回起诉，同时就维持有效部分的权利要求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19.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主动放弃权利要求对于专利侵权诉讼的影响

　　在上诉人山东阳谷达盛管业有限公司、山东卓睿达盛管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顺方管业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权利人在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以删除权利要求的方式主动放弃民事侵权案件中据以主张权利的权利要求，无论记载该放弃行为的行政决定的效力是否最终确定，被放弃的权利要求均无恢复之可能，不能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再将之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其据以主张侵权的权利基础不复存在，有关诉讼请求可以判决方式驳回。

　　20.再审审查程序中现有技术抗辩新证据的处理

　　在再审申请人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康志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民申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未提起上诉，在再审审查程序中以新证据为由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对其现有技术抗辩主张不予审查。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21.新颖性判断中的单独比对原则

　　在上诉人仝克宁、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浙江双屿实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每一篇对比文件所承载的技术方案都是独立的，即使两篇对比文件各自记载的技术方案指向同一项现有技术载体实物，也不能据此当然将这两篇对比文件结合起来评价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因为此时实际比对的对象已经被变更为任何一篇对比文件均未曾记载的、存在于评价者观念中的现有技术。

　　22.创造性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的关系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伊拉兹马斯大学鹿特丹医学中心、罗杰•金登•克雷格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结合分子”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创造性判断与说明书充分公开、权利要求应该得到说明书支持等法律要求在专利法上具有不同的功能，遵循不同的逻辑，原则上不应将本质上属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所应审查的内容纳入创造性判断中予以考虑，否则既可能使创造性判断不堪承受重负，又可能制约申请人对说明书充分公开、权利要求应该得到说明书支持等问题进行实质论辩，还可能致使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被搁置。

　　23.创造性判断中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喀什博思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豪沃电气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3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创造性判断中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时，应当根据区别技术特征在本专利技术方案中所实现的作用、功能或者效果等对技术问题作恰当提炼，既不能概括过于上位，又不能简单将区别技术特征所实现的作用、功能或者技术效果等同于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24.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的认定

　　在前述“结合分子”专利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面对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从现有技术中可以获知的技术启示，原则上应该是具体、明确的技术手段，而不是抽象的想法或者一般的研究方向。

仅仅依据研究方向的一致性和本领域的抽象、普遍需求来认定现有技术给出的启示，隐含着后见之明的危险，容易低估发明的创造性。

　　25.现有技术是否存在相反技术教导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曹桂兰、胡美玲、蒋莉、蒋浩天、泰州苏中天线集团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再2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考虑一项现有技术是否存在相反技术教导时，应当立足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从现有技术的整体上进行分析和判断。

即使现有技术中记载了技术缺陷，还需进一步考虑该技术缺陷是否与区别技术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技术启示的认定有关。

　　26.创造性判断中关于生物材料保藏的考量

　　在上诉人戴锦良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北京万特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比文件仅公开了相同或相近的筛选、突变等手段的制备方法，并未对制备出的生物材料进行保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能通过重复该制备方法以及其他途径获得本专利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且无动机改进制备方法以获得该生物材料的情况下，专利申请请求保护的生物材料相对于该对比文件具备创造性。

　　27.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创造性判断的关系

　　在上诉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项技术成果的取得可能历经艰辛，构成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或者具有其他价值，但仅此并不当然使其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创造性。

　　28.以实物形式公开的现有技术的认定

　　在上诉人北京XX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以实物主张现有技术的，应当明确其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方案及该现有技术方案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并举证证明或者充分说明公众可以直观地从该实物获得该技术方案。

　　29.基于同一技术方案的两项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北京星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太原市采薇庄园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小牛动力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318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申请人以同一技术方案同时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审查部门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确认某一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的事实，不属于“无需举证的事实”，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另一专利申请也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

　　30.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具体修改方式的要求

　　在上诉人阿尔法拉瓦尔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SWEP国际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不锈钢钎焊”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书具体修改方式的限制，应当着眼于实现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个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得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

　　31.权利要求修改是否扩大原专利保护范围的比对基准

　　在前述“不锈钢钎焊”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当权利要求的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

　　32.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新理由或者证据作出驳回复审决定的条件与程序

　　在上诉人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一般而言，复审决定所针对的权利要求、对比文件、法律理由等相对于驳回决定发生变化的，均属引入新的理由或者证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则上应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发出“复审通知书”通知申请人，给予其陈述意见和修改的机会，而不能直接变更理由作出维持原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只有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容许例外。

　　33.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全面审查原则

　　在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被上诉人宁波裕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南通明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知行终12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得在未全面审查请求人全部无效宣告申请理由的基础上，维持专利权全部有效。

　　34.在后专利申请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当基于各项权利要求分别作出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赵凿元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19）最高法行申1266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在后专利申请是否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情形，认定其能否享有优先权时，应以在后专利申请中的各项权利要求分别作为判断基础。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35.商标使用的目的是区分服务的来源主体而非服务的功能内容

　　在再审申请人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西安思睿观通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平凉市金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邦达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据银行卡业务的特点，银行卡上起到识别服务来源作用的是银行名称，而非银行卡的种类名称。

　　36.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赔偿纠纷中主观过错的判断标准

　　在再审申请人山东比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苏中讯数码电子有限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36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当事人提起知识产权侵权之诉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权利基础及其对该种权利基础的认识能力、当事人提起侵权诉讼的目的等因素。

　　37.商标近似性判断的考量因素

　　在再审申请人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谭氏瑞丰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以下简称“九粮液”商标侵权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23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害商标权案件中，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综合考虑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方式、被诉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及注册商标的知名度等因素，判断被诉侵权标识的使用是否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38.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重庆恒胜鑫泰贸易有限公司、重庆恒胜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以下简称“本田”商标侵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要遵循商标法上商标侵权判断的基本规则，不能把涉外定牌加工方式简单地固化为不侵害商标权的除外情形。

　　39.境外商标权不是豁免商标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在前述“本田”商标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