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1个考察哲学理论论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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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_哲学理论论文
值的概念,
如果说前者是中性的话,后者明显具有贬义。
这种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害的看法,
不仅属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都具有。
傅斯年就这样说过:
[注9]
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
今若恢复灵魂,
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乃至到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即使是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中间,始终是一个带有罪恶的概念,它与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大受欢迎,
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资本主义的主要之弊在自由放任,那么,自由放任的问题究竟在何处?
中国的
社会民主主义对此的质疑,主要在二个层面,其一是生产层面的非理性化,导致生
产过剩危机;其二是分配层面的缺乏公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后一个层面涉及到
社会公道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节中讨论。
这里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一、二0年代对自由放任制度的质疑基本是伦理性的,
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放任不仅在分配领域,而
且在生产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缺陷。
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虽然承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竞争秩序,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完全竞争从
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和垄断,以致于竞争总是不
完全的。
完全竞争是自发秩序中市场价格合理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关键,这一环
节出了问题,整个自律性市场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
张君劢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
到由于资本的垄断而造成的竞争失灵问题,他例举了摩根公司操纵美国金融、铁路
和公用事业等垄断资本的事实,质疑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学说:
[注
10]
依彼辈之意,供求相应之原则,畅行无阻,则物价自平。
然就各人平日所见,
各国资本家关于所经营者皆已放弃竞争而走上垄断之途径。
所谓自由竞争何在?
所
谓不垄断又何在?
他认为,之所以垄断资本之所以出现,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结果。
因此,他
得出结论,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为时代所证明不正确。
[注11]那么,
如何解决呢?
中国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干预上,并且相信这
是20世纪世界的新潮流。
胡适早在1914年,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在日记中写到:
[注12]
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远离古典的放任主义,而亲近干涉主义,与他
们受到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很有关系。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国成为
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和信念。
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
使他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无法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的立
法、福利政策等干预,才能最终实现。
也正是同样的信念驱使,使他们一步步走向
苏俄的计划经济。
二十年代末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整个欧美,唯独苏俄幸免。
不仅如此,
同一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消灭了失业问题。
这一
起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
张君劢、张东荪兴奋地说:
[注13]
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由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
----这个有计划的
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
”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
十月革命以后,是对苏俄革命的民粹主义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热。
第二次
是30年代,是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这一次是经济上的狂热。
苏俄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建立,与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所有制有着密切的
关系。
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计划经济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
贡献,它完全是中性的。
张东荪再三说明:
”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加以利用。
但在他看来,只有以社会主义为
原则的计划才是进步的计划经济。
因为计划可以使生产得以提高,符合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
[注14]他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要使它们得以
实现,必须依靠制度的媒介。
在西方这样的媒介是个人主义的资本制度和民族一体
的国族主义。
但它们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现在苏俄贡献了第三个实现自由与民主的
媒介:
计划经济。
他热烈地称颂苏俄”居然为人类创下了一个暗中摸索,多方迂回
而得的光明途径。
”[注15]
在中国自由主义之中,张东荪是比较左翼的,这位未曾到过苏俄的哲学家对苏
俄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经济民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
但即使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在三、四0年代对计划经济也同样具有热烈的兴趣,他
们与张东荪一样,将之看作是中性的、技术性的。
不仅可以适应于苏俄的社会主义
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应用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
既然自由放任失
败了,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新贡献,不仅可以代替或配合市场合理地
分配资源,而且社会公道也要通过国家的计划得以实现。
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
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都被认为是成功地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
萧乾1948年为《大
公报》写的社评中,将”合理的统制”(国家计划)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注16]
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
自由主义者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
富欺贫的自由贸易。
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
在政治在文化上
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
在经济上,鉴于贫富
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
自由
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
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称赞计划经济,这与五四以来中
国知识界所弥漫的建构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关。
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使得中国知
识分子普遍地相信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实在”,而且还
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实在”世界。
以研究认识论著称的张东荪
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在
其本质上总是”建立的”,理论的概?
quot;使人人心目中都熟习了以后,社会的组织便
可依照着而另成一种制度。
”[注17]以这样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计划经济
产生美丽的幻想就是很自然的。
不过,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苏俄式的那种与国家所有制与极权政治位基础
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警惕,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继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问
题之后,也指出了苏俄式计划经济的短处:
一方面,”国家自从事于经济事业,须
多设官吏”,而”官吏不长于经营工商”。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足以妨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