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1个考察哲学理论论文doc.docx

1、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1个考察哲学理论论文doc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_哲学理论论文值的概念，如果说前者是中性的话，后者明显具有贬义。这种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害的看法，不仅属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都具有。傅斯年就这样说过：注9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乃至到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即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始终是一个带有罪恶的概念，它与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大受欢迎，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的主要之弊在自由放任，那么，自由放任的问题究竟在

2、何处？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此的质疑，主要在二个层面，其一是生产层面的非理性化，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其二是分配层面的缺乏公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后一个层面涉及到社会公道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节中讨论。这里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一、二0年代对自由放任制度的质疑基本是伦理性的，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放任不仅在分配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虽然承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完全竞争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和垄断，以致于竞争总是不完全的。完全竞争是

3、自发秩序中市场价格合理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关键，这一环节出了问题，整个自律性市场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张君劢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到由于资本的垄断而造成的竞争失灵问题，他例举了摩根公司操纵美国金融、铁路和公用事业等垄断资本的事实，质疑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学说：注10依彼辈之意，供求相应之原则，畅行无阻，则物价自平。然就各人平日所见，各国资本家关于所经营者皆已放弃竞争而走上垄断之途径。所谓自由竞争何在？所谓不垄断又何在？他认为，之所以垄断资本之所以出现，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结果。因此，他得出结论，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为时代所证明不正确。注11那么，如何解决呢？中国大多数的自由主

4、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干预上，并且相信这是20世纪世界的新潮流。胡适早在1914年，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到：注12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远离古典的放任主义，而亲近干涉主义，与他们受到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很有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国成为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和信念。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使他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无法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福利政策等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也正是同样的信念驱使，使他们一步步走向苏俄的计划经济。二十年代末的

5、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整个欧美，唯独苏俄幸免。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消灭了失业问题。这一起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张君劢、张东荪兴奋地说：注13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由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这个有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革命以后，是对苏俄革命的民粹主义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热。第二次是30年代，是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这一次是经济上的狂热。苏俄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建立，与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所有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中国的社

6、会民主主义看来，计划经济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完全是中性的。张东荪再三说明：”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加以利用。但在他看来，只有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计划才是进步的计划经济。因为计划可以使生产得以提高，符合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14他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要使它们得以实现，必须依靠制度的媒介。在西方这样的媒介是个人主义的资本制度和民族一体的国族主义。但它们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苏俄贡献了第三个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媒介：计划经济。他热烈地称颂苏俄”居然为人类创下了一个暗中摸索，多方迂回而得的光明途径。”注15在中国自由主义之中，

7、张东荪是比较左翼的，这位未曾到过苏俄的哲学家对苏俄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经济民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但即使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在三、四0年代对计划经济也同样具有热烈的兴趣，他们与张东荪一样，将之看作是中性的、技术性的。不仅可以适应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应用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既然自由放任失败了，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新贡献，不仅可以代替或配合市场合理地分配资源，而且社会公道也要通过国家的计划得以实现。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都被认为是成功地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萧乾1948年为大公报写的社评中，将”合理的统制”(国家计划)与

8、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注16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称赞计划经济，这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所弥漫的建构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关。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相信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实在”，而且还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实在”世界。以研究认识论著称的张东荪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在其本质上总是”建立的”，理论的概?quot;使人人心目中都熟习了以后，社会的组织便可依照着而另成一种制度。”注17以这样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计划经济产生美丽的幻想就是很自然的。不过，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苏俄式的那种与国家所有制与极权政治位基础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警惕，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继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问题之后，也指出了苏俄式计划经济的短处：一方面，”国家自从事于经济事业，须多设官吏”，而”官吏不长于经营工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足以妨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