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实证调研报告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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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实证调研报告上

浅论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实证调研报告（上）

　　引论

　调研背景

　刑事司法鉴定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近几年来一些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相继出现，仔细分析案情后不难发现，司法鉴定是导致这些冤案、错案频繁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利益的多元化使矛盾和纠纷大量增加，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导致司法实践中高科技和各种专门性问题大量出现，诉讼中需要鉴定的事项越来越多。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2006年底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2006年前十个月的鉴定业务量高达31.9934万件，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20.2%。

{1}这就更加凸显了司法鉴定本身的重要性。

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许多弊端，例如刑讯逼供、庭审流于形式等，都有深层次的关联。

司法鉴定制度的无序状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

　上述现象表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笔者主持申报了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并获准立项。

在展开本项目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必须了解中国刑事司法鉴定的现实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不脱离中国实际，具有现实针对性。

基于此，本项目课题组在2008年暑期中利用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北京、上海、青岛和呼和浩特四个城市进行了本次调研活动。

　调研概况

　本次调研采取法院阅卷和面向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律师、司法鉴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两种方式，获取了我国目前司法鉴定制度的第一手实证资料。

　在法院阅卷方面，在上述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共调阅案卷305份。

其中，上海地区共调阅案卷99份，分别是2005年29份。

2006年30份，2007年40份，调阅案卷均为一审案件。

青岛地区共调阅案卷刑事案卷106份，分别是2005年38份，2006年29份，2007年39份。

在106份案卷中，涉及一审刑事案件85份，二审刑事案件21份。

在内蒙古地区共调阅案卷100份，其中2005年30份，2006年30份，2007年40份。

在100份案卷中，涉及一审案件80份，二审案件20份。

　在发放调查问卷方面，共向北京市、青岛市和呼和浩特市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和社会性鉴定机构发放调查问卷311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共计295份，回收率为94.86%。

其中，在三地法院共发放调查问卷81份，有效回收76份，回收率为%；在检察院共发放调查问卷90份，有效回收87份，回收率为%；在公安机关共发放调查问卷54份，有效回收50份，回收率为%；在律师事务所共发放调查问卷65份，有效回收61份，回收率为93.85%；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共发放调查问卷21份，有效回收21份，回收率为100%

　课题组在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时对填写调查问卷的各司法主体自身情况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统计。

　┌───┬─────────┬──────────────┐

　│　　│文化程度{2}　　│在法院工作年限{3}　　│

　│　　├──┬──┬───┼────┬────┬────┤

　│　　│专科│本科│研究生│5年以下│5-10年│10年以上│

　├───┼──┼──┼───┼────┼────┼────┤

　│法官│3　│58│5　　│19　　│20　　│26　　│

　├───┼──┼──┼───┼────┼────┼────┤

　│检察官│6　│61│19　│26　　│21　　│34　　│

　├───┼──┼──┼───┼────┼────┼────┤

　│侦查员│7　│33│10　│7　　│15　　│28　　│

　├───┼──┼──┼───┼────┼────┼────┤

　│律师│3　│36│22　│31　　│21　　│9　　│

　├───┼──┼──┼───┼────┼────┼────┤

　│鉴定人│5　│10│6　　│2　　│10　　│9　　│

　└───┴──┴──┴───┴────┴────┴────┘

　本调研报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本实证研究报告所分析引用的数据皆来源于本次调研活动获取的原始资料数据。

　2.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因此本次调研所收集的全部为2005年2月之后至2007年12月之前的鉴定资料，即本次调研定位为对《决定》颁布之后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状况的实证调研。

　3．本次调研城市的选取是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以期全面反映我国不同地区刑事司法鉴定的实施状况。

在审级上统一选取了各调研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级公安机关，以保障实证数据横向比较的客观性。

　4．本次调研主要针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调研收集的皆为刑事司法鉴定方面的数据资料。

各地填写问卷调查的法官都是刑庭法官、检察官多为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律师大多从事过刑事案件的辩护。

　5．本次调研所采用的两种主要形式—法院阅卷和发放调查问卷—其设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法院阅卷是通过查阅和统计卷宗来获取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客观实施情况的数据统计。

发放调查问卷的目的是期望获得相关司法人员对现有司法鉴定制度的主观评价和对刑事司法鉴定未来改革模式的主流态度。

　一、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实施情况实证分析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实证分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宏观层面的考察侧重于各司法主体对现行鉴定制度的总体评价，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鉴定程序、鉴定结论及其效力和鉴定人管理体制三个部分的内容。

　司法鉴定制度总体实施情况

　1．各司法主体对现行刑事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以各司法主体为轴线进行统计，在回答该问题的76名法官中，有51名法官表示熟知与刑事司法鉴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25名法官表示不熟悉；在87名检察官中，有56名检察官表示熟知，有31名检察官表示不熟悉；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有40名律师表示熟知相关的立法规定，有21名律师表示不熟悉；在36名侦查人员中，有27名侦查员表示熟知相关规定，有9名侦查员表示不熟悉；21名鉴定人员全部表示熟知现行司法鉴定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

从百分比计算，熟知现行法律法规的各司法主体分别占其受调查总数的比例依次为：

鉴定人100%、侦查人员75%、法官67.1％、律师%、检察官%。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有98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司法鉴定相关立法，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在青岛市，有45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在呼和浩特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立法，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

　上述两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各司法主体之间，除鉴定人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其对现行司法鉴定立法的熟知程度达到百分之百之外，其他司法主体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都大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平均比例都在60％至75％之间。

其中，侦查人员熟知的比例略高，达到75%，相对最低的是检察官群体，只有%。

而对于日常工作中办理案件涉及刑事司法鉴定案件的数量，法官群体中选择很多和较多案件涉及刑事司法鉴定的比例为82.89%，检察官为%，律师为38.89%，侦查员为88%。

{4}由此可以看出，除律师群体外，其他群体办理案件涉及司法鉴定的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其熟知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比例。

这就表明，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实践中，首先表现出的即司法主体对司法鉴定现行法律法规的重视不够，有部分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侦查人员没有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诉讼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司法鉴定实践中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

　第二，在各调研地区之间，熟知比例最高的北京市与比例相对最低的呼和浩特市之间相差11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排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正比例关系。

这也可以部分说明，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涉及高科技等需要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案件可能就越多，各司法主体办理案件中涉及的鉴定事项越多，其相应对鉴定立法的熟知程度可能就越高。

　2．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

　总体而言，在所有填写的调查问卷中，有50.17％的司法主体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得较好，％的司法主体认为落实得一般，3.11％的司法主体认为落实得较差。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5名法官中，认为现行鉴定立法落实得较好的有50人，占法官总数的%；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得一般的有22人，占法官总数的29.34%；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较差的有3人，约占法官总数的4%。

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法律法规落实较好的有3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42.35%；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一般的有47人，占检察官总数的%；认为落实较差的有2人，占总数的%。

在60名律师中，认为鉴定制度落实较好的有26人，占律师总数的%；认为落实一般的有31人，占总数的%；认为落实较差的有3人，占律师总数的5%。

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员中，有3人认为现行鉴定法律法规落实较好，占鉴定人总数的%；认为落实一般的有18人，占总数的%；没有鉴定人认为现行鉴定立法落实较差。

在48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较好，占总数的%；认为落实一般的有17人，占总数的%；有1人认为落实较差，占侦查人员总数的%。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北京市填写调研问卷的140人中，认为现行鉴定立法在实践中落实较好的有67人，占总数的47.86%；认为落实一般的有73人，占总数的%;没有人认为落实得较差。

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68人中，认为落实较好的有32人，占总数的%；认为落实一般的有35人，占总数的%；认为落实较差的有1人，占总数的%。

在呼和浩特市填写问卷的81人中，认为落实较好的有46人，占总数的%；认为落实一般的有27人，占总数的%；认为落实较差的有8人，占总数的%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对于现行鉴定立法在实践中的实施状况，只有略超过半数的受调研主体表示满意，还有接近半数的受调研主体表示不满意。

这说明，司法鉴定制度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在未来的鉴定制度改革中，如何将新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去是鉴定改革之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在五类司法主体的比较中，鉴定人对现行鉴定立法的落实情况满意度最低，法官和侦查人员对落实情况的满意度相对较高，检察官和律师居中。

由于鉴定人群体工作的特殊性质，使其对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最为了解，其对现行鉴定制度落实的满意度最低，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较多问题。

检察官和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对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评价不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问题。

　第三，在各地区之间的比较中，北京市和青岛市的数据统计趋于一致，都是认为落实情况一般的司法主体略多于认为落实情况较好的主体数量，认为落实较差的比例极低。

呼和浩特市的统计数据与前二者有较大差异，其认为鉴定立法落实较好和较差的比例都是三个城市中最高的。

如果将呼和浩特市的各司法主体的选择进一步放大，不难看出，呼和浩特市接受调研的五类主体中，侦查人员对鉴定立法落实的满意度高达%，法官群体也达到了%;不满意的比例中，法官群体高达16.67%，检察官群体高达%，均远远高于各地平均水平。

{5}这说明在呼和浩特市，各司法主体，特别是法官群体中间，对于现行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鉴定程序

　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由于鉴定程序的封闭性和非司法性，导致其成为近年来理论界对司法鉴定制度质疑最集中的领域，可谓是众矢之的。

而鉴定程序的不合法、不完善也被视为是近年来冤假错案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1．鉴定程序的启动

　根据法院阅卷情况的总体统计，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调阅的305份案卷中，有299起案件中涉及的鉴定程序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职权自行启动的，其比例占阅卷总数的%。

有6起案件是在审判阶段启动，其中，有3起案件是由法官在庭审阶段依职权主动启动，有3起案件是由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鉴定被法官允许后启动的。

　从各调研地区的统计情况来看，在上海地区调阅的案卷中，鉴定程序的启动都是由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主动启动的。

在2007年的1起一审案件中，被害人在庭审阶段申请进行伤情鉴定，但该申请未被法庭采纳。

　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阅的案卷中，2005年有18起案件的鉴定程序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主动启动的，有2起案件是在审判阶段由法官启动了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控辩双方对鉴定结论产生争议，在双方当庭质证后，被告人一方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获批准。

2006年有28起案件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由当事人在庭审阶段提出申请，后撤回。

2007年有37起案件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在庭审阶段由法官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在庭审阶段由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鉴定程序。

　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调阅的案卷中，绝大部分案件的鉴定程序都是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职权主动启动的。

惟一的例外是2007年的一起二审案件，在该案件中，控辩双方对于侦查阶段做出的伤残等级的鉴定结论存在争议，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鉴定，法官准许了当事人的申请并委托重新鉴定。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依据职权启动的。

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依职权启动的鉴定和当事人申请启动的鉴定在实践中数量极少。

这就说明，一方面，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程序出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侦查阶段，这也为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划定了范围，指明了方向。

　第二，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在调研的法院案件中，没有查阅到检察机关启动司法鉴定的案件信息。

同时，在当事人申请的鉴定中，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申请被法院驳回。

这就说明，作为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当事人，在实践中对鉴定制度的参与度比较低，这也与上文中检察官和律师群体对现行鉴定制度的满意率较低的统计结论相印证。

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参与程度较低会在无形中促进侦查机关在委托鉴定方面的垄断性，从而在实践中形成恶性循环。

　2．鉴定人出庭问题

　鉴定人的出庭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鉴定人不出庭，针对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就无法进行，对鉴定结论的证据审查也就名存实亡。

在上海市、青岛市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调阅的所有法院案卷中，没有1起案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记录。

　从各司法主体对鉴定人出庭问题的主观态度来看，对于是否希望鉴定人出庭的问题，有76.16％的调研群体希望鉴定人出庭，23.84％的主体选择无所谓或者不希望鉴定人出庭。

从各司法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0名法官中，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3人，占法官总数的90%；不希望鉴定人出庭或认为鉴定人出庭无意义的有7人，占法官总数的10%。

在检察官群体中，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2人，占检察官总数的%；持反对意见的有20人，占总数的%。

在律师群体中，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57人，占律师总数的%；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4人，比例为%。

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中，只有7人愿意出庭作证，占鉴定人总数的35%；持反对意见的有13人，比例为65%。

在侦查人员中，有25人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占总数的%；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23人，占侦查员总数的%。

　以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希望鉴定人出庭的共有102人，占调研总数的75.56%；不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33人，占总数的%。

在青岛市，对鉴定人出庭持积极态度的有49人，占总数的76.56%；持消极态度的有15人，比例为%。

在呼和浩特市，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3人，比例为76.83%；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17%。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三个城市调研案卷中鉴定人的出庭率都为零，可以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鉴定人几乎不出庭作证。

但各司法主体从总体上说是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75%。

根据调研问卷对希望鉴定人出庭的理由统计，超过70％的法官和律师首选“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超过半数的检察官首选“有助于保证审判的公正”，这充分说明各司法群体皆意识到鉴定人出庭的必要性，同时也反映出鉴定人不出庭对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二，关于鉴定人出庭问题，三个调研城市之间的统计数据几乎一致，说明该问题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

存在差别的是司法主体对待鉴定人出庭问题的主观态度。

从上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出，绝大多数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是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

在侦查人员中，希望鉴定人出庭和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比例基本持平。

对于鉴定人群体而言，支持出庭与不支持出庭的比例则完全倒置，高达65％的鉴定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希望出庭作证。

可见，在鉴定人群体中，主观上即排斥出庭的鉴定人在实践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也只有弄清鉴定人不愿意出庭的真正原因，对症下药，才能切实地解决鉴定人出庭难的问题。

　鉴定人不出庭的原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调研组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根据受调查人的职业立场，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个别不同的选项。

因此，对于该问题，将主要从司法主体和鉴定人不出庭的理由两个角度进行统计和分析。

　以鉴定人不出庭的具体理由为主轴，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都以“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因而不愿意出庭”为鉴定人不出庭的首选原因。

在法官群体中，有36名法官选择了该选项，比例为43.33%；选择该选项的检察官有4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有16名侦查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比例为%；律师群体中选择该选项的相对较少，只有16人，占律师总数的%；鉴定人群体中有5人选择了这一选项，比例为25%与之相对应，律师群体的首选原因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因此鉴定人本人不愿出庭”。

有36名律师持此观点，占律师总数的46.15%。

此外，还有29名法官、38名检察官、6名鉴定人和9名侦查员持同样的观点，其分占其群体总数的比例依次为：

%、%、30％和%。

第三个原因是“立法上无鉴定人出庭的强制性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

该选项有11名法官、21名检察官、11名侦查人员选择，比例依次为%、％和21.57%。

　在检察官群体中，选择的原因依次为：

“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和“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法官群体选择的鉴定人不出庭的原因依次为：

“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和“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

其具体比例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意出庭的，占39%；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占；说不清或有其它原因的，占%。

　在律师群体中，选择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检察官反对鉴定人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和“法官不愿鉴定人出庭”。

其具体比例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46.15%；检察官反对鉴定人出庭的，占21%；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占20.51%；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不出庭的，占%。

　在侦查人员看来，鉴定人不出庭的理由依次是：

“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和“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

其具体比例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出庭的，占31%；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而没有出庭的，占%；因为没有法律上的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而不出庭的，占%；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意出庭的，占%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鉴定人群体本身，对于不出庭的原因，受调查的鉴定人选择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和“与本职工作相冲突，没有时间出庭”。

具体比例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强制规定而不出庭的，占30%；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30%；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出庭的，占25%；与本职工作相冲突而不出庭的，占15%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鉴定人而言，其不出庭的主要原因“无经济补贴”、“无人身保障”和“无强制规定”，三者所占比例大致持平，这可以说明，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鉴定人不出庭有其必然的制度原因。

其原因即在于既没有鼓励鉴定人出庭的积极措施，也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的消极措施。

在这样的前提下，就鉴定人个人而言，出庭作证有害而无利，要求鉴定人依据其职业责任出庭无疑是一种将鉴定人“神化”的理想产物，必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第二，从其他司法主体对鉴定人不出庭的主观认知上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例如律师群体中有％的人认为检察官主观上反对鉴定人出庭，12.8％的律师认为法官实际上也不赞同鉴定人出庭，持同样观点的还有21名检察官，他们认为法官在庭审时不愿意鉴定人出庭，因为会影响审判的效率。

可见，要有效地解决鉴定人出庭难的问题，仅仅从保障鉴定人出庭利益的角度进行改革还远远不够，该问题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我国控辩对抗模式的深化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3．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决定》，对原有的内设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予以了剥离，除允许侦查机关保留鉴定机构为日常侦查活动服务外，法院和检察院都不得再自行设置鉴定机构。

该项改革措施设置的初衷即杜绝“自审自鉴”、“自检自鉴”和“自侦自鉴”的现象，从体制上保障鉴定人的中立性。

《决定》距今已颁布实施逾3年的时间，目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课题组也做了针对性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有72.32％的受调研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下鉴定人基本可以保持中立。

以五类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接受调研的74名法官中，有55人认为目前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法官总数的74.32%；有19名法官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或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

在检察官群体中，86名检察官中有70人认为目前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检察官总数的%；持反对意见的有1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

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只有29人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所占比例为%；认为现在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的有32人，占律师总数的%。

在50名侦查员中，有42人认为司法实践中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侦查员总数的84%；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的有8人，比例为16%。

对于鉴定人群体的调查，三地的鉴定人都表示其在现有鉴定过程中完全能够保持中立性。

　在代理的案件中，对于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的原因，呼和浩特市有8名律师认为是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有22名律师认为在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受到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有2名律师认为鉴定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而没有回避。

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鉴定人不中立的主要原因是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4名律师选择“其他”。

北京市有15名律师选择“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有15名律师选择“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受到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有1名律师选择“鉴定人同案件有利害关系”；有1名律师选择“其他”。

由此可以看出，各地律师对于鉴定人不中立的原因主要包括“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和“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

　以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填写调查问卷的134人中，有105人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性，占总人数的%；认为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性的有29人，占%。

在青岛市，认为鉴定人保持了中立性的有44人，占受调查总数的%；持相反意见的有19人，占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