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历史学习理论与方法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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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历史学习理论与方
法教案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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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天朝的崩溃》作者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因为历史学和计算机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
但是学习历史应该早学，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
这样才能厚积薄发。
自古，凡学有所成者，皆善于学习，而善于学习的第一要意即是“举重以明轻”。
历史的学习内容丰富，不善举重明轻者则无以驾驭。
为此，本课集专家之智慧，将历史学科的内容梳理钩要，以使学习者能够精到地掌握和科学地运用历史知识。
一、什么是历史？
历史本体
说到历史，似乎是一个尽人皆知，谁都会用的概念。
比如我们会提到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城市历史，以至一个家庭或个人的历史;比如我们会说“自己的历史要靠自己书写”;或者说“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这已经成为历史”等等。
大概不会有人刨根问底:
“历史是什么意思？
”好像大家都知道“历史”的含义。
不过，要是我们深入地想一下，问题就没
有那么简单了。
究竟什么是历史？
要找出一个确切的、完整的答案，可能会难倒大多数人。
在中国那么多的文字中，为什么我们偏要选择用“历”和“史”这两个字来表达这样一种广泛而抽象的事物？
1.西方文化中的“历史”一词探源。
历史这个词在英语为history,法语为Histoire,意大利语为Storia,三者同出于希腊语的historia,其初意本为“征问”、“问而知之”。
这是从希腊古代爱奥尼亚人以求真精神从事“纪事”发展起来的。
在此基础上，公元前五世纪时，“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了著名的《历史》（亦称《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写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波里比阿写了著名的《通史》，翻开了欧洲历史学的光辉的第一页。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三版histoiy考释。
P13
2.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和“历史”
我们要想确切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含义，就必须分别从“历”和“史”这两个字的意思谈起。
“历”的繁体作“摩”，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
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
“历，过也，传也。
”“过”是
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
古人在长期观察中发现，天象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以某一时间为周期做循环运动，某一天象与农时、气象可以相对应。
《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日月星辰的位置以及此时对应的物候现象，比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
昏参中，旦尾中。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
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
”（夏历的孟春正月，太阳的位置在营室。
黄昏时参星在南方天中，黎明时尾星在南方天中。
””东风使江河土地解冻，冬眠的蛰虫开始活动。
水底的鱼游近水面的薄冰，獭捕鱼，鸿雁由南而来。
””这个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二气融合，草木开始萌发。
）正因为有这种规律性的对应关系，日月星辰的移动（“过也”）就可以用来确定年月、确定季节，“历”展）由原来的动词又衍生出名词的含义，即历法。
《大戴礼记噌子天圆》说:
“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
”（圣人很1
注意根据日和月的规律，来考察星辰的运行轨道，用来排列一年四季的顺序，就称之为历。
）在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历法对于播种、收获等农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所以历法的含义从“屣”中逐渐分化出来，另外创造出一个从日的唐。
据《尚书•尧典》，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于是命令羲氏与和氏恭敬地遵循天道，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严肃谨慎地向百姓发布节气时令。
还派遣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前往指定的东、西、南、北各个地点观测各种天象，以便为百姓制定历法。
《尧典》虽系后人所作，具体内容未必可信。
但这条记载至少说明，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专职的天文官员了。
“史，，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
甲骨文中不但有“史，，字，还有“大史”、“卸（御）史”、“公史”、“西史”等说法，都是表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或一种特殊的职位。
由于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极为不便，所以用字必定非常俭约，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甲骨文中有不同类型的“史力说明早在殷商时代“史”就已有了明确的分工。
既然在“史”之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史官，就可以肯定他们的职权和地位是与“史”不同的。
《说文解字》中说: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中，正也。
”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
但据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一文中的考证，“中”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原始意义为盛放简策之器，后引申为簿书之意，史的字形，即手持簿书之人，贝心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
”比较而言，王国维的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
殷商时期的官名，如卿事（士卜御史、三事（司卜吏等，都是由史字分化而来，可见当时“史”地位的尊祟。
至于甲骨文中不同史官记事的范围，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十分明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并不限于天象，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甲骨文留下的记载应该就是各种“史”的一部分成果。
尽管早期史料缺乏，我们还是能从晚出的《周礼》，来推测当时史官的一点情况。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周礼》一书绝非如古代经学家所言，出自西周初年的周公之手，也不完全是西周时期的产物，而应成书于战国时期。
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礼》不包含战国以前的内容，古代的典籍大多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从后世出土的西周金文中所见官制与《周礼》的记载基本相符这一点可以断定，该书所反映的礼仪制度，虽然有不少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西周制度的实录，而且可能是西周沿用的殷商制度，所以可以用作我们推测早期史官情况时的参考。
《周礼春官》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职，并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和人员设置。
大史的职责是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保管邦国之间盟约的副本，参与历法和祭祀日期的确定;小史则掌管王国和畿内侯国的历史记载，在祭祀、丧礼、会晤中协助大史的工作;内史主要保管国家的法典和政令的副本，考核邦国、官府、都鄙的政事和年终统计;外史则负责书写天子下达给畿外诸臣的命令，保管四方诸侯的历史记载。
还有御史，保管治理诸侯国、地方以及百姓的法令。
简而言之，大史的地位最高，职责最重，小史协助他的工作，内史掌管宫廷内部事务，外史则掌管对外事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周礼》一书所记职官体系，大多数职能部门均设“史汽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应当是记录、保管部门内部公文、档案资料的人员，相当于现在大多数单位里都有的档案馆、档案室等。
这说明那时已有保存整理档案材料，以备撰写历史之需的观念。
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没有制度规定的那么完善，例如在周天子的地位不稳，权威下降，纳贡制度名存实亡，直接辖地狭小的形势下，史官的编制可能会不完整、不满员，不同等级或类型的史官间的分工也会不明确，一部2
分职能甚至会丧失，各诸侯国也会因地位和实力的差异，或者因为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史官制度。
从这一意义上说，《周礼》所反映的，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未必是已经存在的普遍的实际。
“历”和“史”原本应该是两个系统，分别负责不同的职责。
但历官（或负责历事的人员）要将推算或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成为历法、历书或天象表，相当于英语中的calendaro这些记录必定要有确切的时间，形成一个严格的时间序列，否则就会毫无意义。
史官的职责虽然是记事，但记录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必定也需要有具体的时间，因而自然地形成原始的编年记载。
事实上，早在甲骨文中，在其记事文字前就采用干支记日了，说明时间与事件密不可分。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早期史书，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都是编年体著作。
在时间的特点上，“历”和“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就专业分工而言，历官无疑要比史官更专门，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更高。
而史官只需要利用历官所提供的时间系列，或具体的历书，就能进行各方面事实的记录。
但是历官所负责的范围只限于天象，或者与天象有直接关系的人事，而史官涉及的范围则广泛得多。
尽管分属两种不同的职责，但开始时，记天象的历官和记事的史官在人员上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往往就是同一个人。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同一个人才有资格，因为一般人不可能掌握历法。
历法的制定和使用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而记事者又必须要记载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所以史官除记事外，还兼有观测天象、解释灾异、制定历法的职责。
如《左传》哀公六年（前489）就记载该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而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
”（天上的云像一群红色的鸟，在太阳两边飞快地流过，一连三天，楚国的国君（子爵）派人去问周天子属下的太史。
）一直到汉代依然如此，像司马迁就参与过《太初历》的制定。
尽管“历”和“史”关系如此密切，但直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学术分类中，并没有“历史”这么一门。
今天所说的历史一般只要用一个“史”字来表示就可以了，如史籍、史书、史表、史家、史学、史法、史才、史识、史德等。
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这里的“史”都可以用“历史”二字来代替。
《四库全书》的分类也是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当然就是历史部。
将“历”和“史”两字连用，古籍中反而不多。
现在发现最早的例子，是《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吴使赵咨向曹操称颂孙权时说:
“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吴王在江上拥有万艘战船，武装的士兵有百万，任用贤人，发挥能人的作用，他的志向在于进取,虽然是空闲时间，也广泛阅读重要文献和有关的注释、以往历代的史书，目的在于寻找罕见的事例和策略，不像一般的读书人那样，只是为了搜集或摘录一些片断或词句。
）但这里“历史”一词的含义，仅仅是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历”是已经过去的意思，引申为以往的各阶段、各国、各朝、历代，加在“史”字前作为定语，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而不是今天意义上作为术语的“历史”。
就像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名词都是借鉴于日语一样，“历史”这个名词也是来自日语，尽管这两个字本来都是中文，并且已在中国用了至少3000年。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历史”来逐（yD译
（逡译即翻译之意）西方概念histoiy,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介绍：
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虫，五历史《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其后3
不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说:
“（日本）有小学校，--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
”（《日本杂事诗广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此后，“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开始使用，1901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上便有“历史学家米鲁由苛被捕”的句子。
实际上日语是借用了汉语古籍中已有的固定搭配，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称为“借词”。
日本人翻译history时确定用“历史”一词，可能未必来源于《三国志》等古籍。
明代有署名李廷机和袁黄（袁了凡）编纂的《历史大方纲鉴》和《历史大方纲鉴补》，这两本书都是托名当时的名流，其实除标题有所改动外，内容完全一样，是一部介绍历史的通俗读物，尤其后者，在日本颇为流行，早在江户时代的宽文三年（1663）就有了和刻本，仅比该书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晚了52年。
估计日本人将“历史”作为histoiy的对应词，很可能是来源于这类流行书的书名。
2.“历史”和“历史学”
历史，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它可以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自然发展史比起人类社会发展史时间久远得多、范围广大得多。
但是，通常我们并不广义地使用历史这一概念，我们所讲的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可以凭主观愿望随意改铸的;历史是过去的人类的活生生的活动，不是断烂朝报、流年老账的堆砌。
要把客观历史过程同历史的记录区分开来。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反复讲过这个道理：
Grote即格罗特，英国19世纪著名希腊史学家
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日Herodotus,Grote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
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
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
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
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有人说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要有必要加上两个字，过去的事实都可能是历史，但能不能真正成为历史，还要取决于后人如何记录。
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因为它都是人所记录的。
既然是人所记录的,就不可避免地受记录者本人的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
历史事实没有改变，但是记录的人变了，记录的观念变了，记录的手段变了，历史重心就会发生转移。
但是无论如何，过去一切的事实都成为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生活过那么多的人，最后被记载下来的只是极少部分，其余大部分根本没有人去记载。
帝王家里的三岁婴儿，就因为做过几天皇帝，当朝就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记录他的言行，后世的正史还得有“本纪”记载他的事迹。
而一个老太监辛辛苦苦在宫里干了一辈子，可能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如果要研究这个老太监，什么记录都没有，怎么研究呢？
这就是客观事实，尽管看起来很残酷。
过去我们常说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劳动人民是个群体,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代表人物，没有代表人物的话，那就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宣传口号而已。
4
人们都希望穿越时间隧道，能够回到过去，但到现在为止这还只是个科学幻想，我们真正能做到的主要还是阅读历史文献，通过这种方法了解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事实，都已经经过历代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记载者的选择、加工。
比如我们研究的移民史，如果要把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人口迁移都写进去，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必须有所选择。
所以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卷中将移民定义为“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规定一定的数量、距离和时间？
我当然只能选择其中达到一定规模的人口移动来记载，否则我就记不胜记了。
距离和时间的道理也是一样。
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记载总是有限的。
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全国共计50万个右派，有人若试图撰写一部真正的“全史”，不要说旁的，所有右派的名字能搜集全吗？
所以全也是相对的，像这些被湮没的历史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
现在留下的记载还是历史记录者主观的产物，不可能有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
假如现在用100部摄像机去将今天一天上海发生的事全拍下来，难道今后的历史学家就该事无巨细，全部写入历史吗？
当然不可能，必然会有所取舍。
说到底，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面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就很容易明白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一般说来，它包括历史过程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
史学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
人类自从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也便开始记忆、总结、探讨自己的历史。
那些依赖笨拙的方式留下的半是神话、半是记忆的传说，可以说是史学的童年。
二、历史的本质：
历史的真实性
1.历史真实的力量
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
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
（希罗多德《历史》）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
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
（波里比阿《通史》）西方史学家具有求真探索精神，中国自古也有之。
据《左传》宣公二年（前607）的记载，晋灵公荒淫暴虐，由此引发了晋国一场内乱。
在内乱中，晋灵公为将军赵穿所杀,当时赵盾任正卿。
内乱平息后，晋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公开出示。
赵盾认为这不是事实，董狐反驳说:
“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恪”（你是正卿，逃亡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呢？
）赵盾对此也无可奈何。
孔子听说此事后，赞扬董狐为“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春秋时期，群雄争霸。
晋国的国君晋灵公刚即位，由于年龄太小，不能料理朝政，于是让赵盾、士会和荀林父三人辅佐。
灵公年长即位后，昏庸无道，残暴荒淫。
作为相国的赵盾，一心想灵公恢复霸业，多次劝阻晋灵公为晋国着想。
晋灵公却派大力士前去刺杀赵盾。
当这位大力士来到赵盾的府上时，看到赵盾在家里等候上朝，虽没有到上朝的时间但是穿戴得仍非常整齐。
这位大力士认为赵5
盾是位忠臣，不愿干违背良心的事情；他自杀身亡。
晋灵公仍然不醒悟，又派人邀请赵盾来饮酒，暗地里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让他们见机行事，准备杀死赵盾。
这个事被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现后，保护赵盾安全脱离险境。
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被迫逃往国外，在逃跑的途中正巧遇见晋灵公的姐夫赵穿。
赵穿听后非常生气，他前去找晋灵公评理，然而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穿恶声恶语。
万般无奈之下，赵穿只好命令卫士一拥而上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叔叔拥立为王，这就是晋成公。
赵盾登上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
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去看。
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
赵盾质问董狐道：
“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司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
”董狐回答道：
“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
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
”赵盾听后叹息说：
：
“《诗经》上都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o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孔子评论这件事时说，董狐没有错，他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他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
如果赵盾逃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之名了。
杜甫在《写怀》一诗中提到董狐笔：
“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这个典故：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而另一位未留下姓名--太史，就没有董狐那样幸运了。
据同书襄公二十五年（前548）,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指使手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国君。
事后，齐太史直书“崔杼轼其君力被崔杼杀害。
继任的太史两个弟弟仍如此记录，也先后被崔杼杀害。
其三弟不畏死亡的威胁，仍秉笔直书，崔杼没有办法，只能放了他。
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惟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走到半路，听说已经有人如实记载了，这才放心回去。
这两个事例，说明历史意识产生之后，它就有了非常巨大的力量，统治者可以不害怕他生前的行为，残酷暴虐，为所欲为，但他知道历史的记录将长久地保留下去，一旦载入史册，善举为后世传颂，恶行为千载唾弃。
所以，像董狐、齐太史等史官，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而统治者畏惧自己的恶行被记录下来，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甚至采用非常的手段。
以前在解释历史的这种特殊力量的时候，往往过于强调道德的作用，认为统治者畏惧道德的谴责。
道德的力量固然很强大，但这是对于君子而言的，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哪个会有一点道德感，他们为什么也不让史官据实记录？
这恐怕更多还是与当时人敬畏天命、相信因果报应等观念有关。
据《尚书•金滕（t6ng缄封，绳索）》记载，武王在克商后二年得了重病，周公便设坛向先王的在天之灵祷告，愿意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
史官把祷文写在典册之上，藏于“金滕之匾'（用金质绳索捆束的柜子）中，次日武王随即病愈了。
成王继位后,周公摄政，由于管叔和蔡叔等人制造周公阴谋篡位的谣言，成王对周公有所误解。
就在这一年秋天，“天大雷电以风力庄稼倒伏，国人大恐。
成王和大臣们在惊慌中穿上祭天的衣服，打开“金滕之书”，才知道祈求代死之事，深为周公的忠诚所感动，认为雷电和大风都是上天的示警，于是亲自出城迎回周公。
此时风向转向，把倒伏的庄稼吹正，这一年依然是大丰收。
这个例子说明当时的人对于上天是极其敬畏的，对于书面记载的畏惧心理，也是和这种观念相联系的。
古人认为冥冥之中，上天在主宰着一切，而文字是与上天沟通的手段，只要记录保留下来，上天自然6
就会知道，后人也终究会知道。
即便贵如帝王，掌握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也难逃上天的惩罚。
萧齐末年，齐雍州刺史萧衍乘乱起兵，迫使齐和帝将皇位禅让于他，继位为梁武帝。
萧衍最初把齐和帝贬为巴陵王，本来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安置他，大臣沈约告诫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便杀了和帝。
此后沈约“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
乃呼道士奏赤章子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梦见齐和帝用剑割断了他的舌头，于是请道士来用红笔向上天写了一道奏章，说明禅位的事并非出自于他。
见《梁书•沈约传》）O武帝听说此事后大怒，接连四次派遣中使责骂沈约，结果沈约惊惧而卒。
这中间反映的古人心理，值得深深玩味。
即“奏赤章于天”之举，确实可以向上天传达某种信息，沈约想借此向上天表白，减轻他的罪责，而武帝担心上天若听信沈约的一面之辞，自己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故而大发雷霆。
杀和帝是否违背君臣伦理，要受到道德谴责，并不重要，他们担心的是上天是否知道并因此施加惩罚。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上天深深的敬畏之情。
如果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上天、不相信存在来世、不相信任何规律的独裁者,他是不会惧怕历史的。
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XV,1710一1774）那样，“我死后，哪管那洪水滔天”，他就绝不会惧怕历史。
正因为历史有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大部分君主行事不得不有所顾忌。
司马光《深水纪闻》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正在后花园中用弹弓打雀取乐，有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立即召见。
不料听完汇报，上奏的都是些平常之事，很是扫兴，质问为何小题大做，扫了他的雅兴。
大臣说即便是这些小事，也比弹雀要紧。
宋太祖当即恼羞成怒，用手中的柱斧柄打落了他两颗门牙。
大臣拾起牙齿揣入怀中，宋太祖见了更加生气，问:
“汝怀齿欲讼我耶?
”（你留下牙齿想去告我的状吗?
）他说:
“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
”（臣子我不能去状告陛下，但自然有史官记下此事。
）太祖听了，怒气顿消，感到自己此举失当，马上好言抚慰，并赐以金帛以示歉意。
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即便连皇帝本人，也是无权阅读当朝的起居注的。
据说古代史官应该将皇帝的言行和活动随时记录下来，投入一个密封的容器，等皇帝死了，才能由专人打开，取出记录作为修史的根据。
史官的记载不是给皇帝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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