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印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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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印制度

宋朝官印制度

宋朝官印制度

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发展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和完备。

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并且制定了诸如牌印制度、知印制度等严密的管理措施，在官印的形制上，背款的出现和叠篆的使用，为以后金元各代所沿袭，影响深远。

宋朝官印制度-构成

宋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

宋代官印是由宝、印、记三部分构成的。

帝、后及太子印称“宝”，各级军事、行政机构印称“印”，其属吏及诸军将校印称“记”、“朱记”。

宝宋代制宝比较复杂，除太祖所受“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和“皇帝神宝”为后周所制外，每位皇帝继位，都纷纷刻制御宝，仅北宋九帝，就制宝三十余枚。

宋太祖登基后，“又制‘大宋受命之宝’。

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

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

至宋徽宗时，其仿效唐制，刻制了皇帝八宝，即镇国宝（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元极”）、受命宝（文曰“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和“天子行宝”。

政和七年，徽宗又制一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号为定命宝，合前面八宝共为九宝，以合“乾元用九之数”。

南宋时，“凡中兴御府所藏玉宝十有一，金宝三，八宝皆高宗皇帝作”。

高宗所作八宝，则完全是仿制徽宗八宝。

除皇帝制宝外，宋代皇后、妃子、太子也皆有宝。

印

宋朝官印制度

宋代官僚机构设置重叠，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

这样也使宋代的官印数量大为增加。

从诸王、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到节度使、观察使以及州、府、军、监、县都有官印。

一些受朝廷临时委任的官员，“其奉使出入，或本局无印者，皆给奉使印”。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官员不断请求铸印。

如“枢密院承旨，本吏人名，太平兴国以翰林杨守一为之，加‘都’字。

后复用吏。

熙宁三年，复以李绶充副都承旨。

未几，又请铸印，诏只许印在院，以‘枢密都承旨印’为文”。

到南宋时，“由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

官印的颁发已较为泛滥了。

记记与朱记应起于唐代，现有唐代“大毛村记”和“蕃汉都指挥记”等可以佐证。

但在唐代这种用法还不多见，到宋代才被广泛地用于下级官吏的印中。

《宋史?

舆服志》载：

“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

”到了南宋时，“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

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注：

《宋史?

舆服志》，中华书局，1977年。

）。

其实，据《宋史?

地理志》记载，宋廷只在北宋初年，曾使用过道一级的行政区划，后即改为路，直到南宋末年。

但宋人沿袭唐朝的习惯，在言语中仍将路称之为道。

这样，文中“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一句，就较为容易理解了。

这说明在南宋，路一级的机构是有权给属吏颁发木朱记的。

宋朝官印制度-分期

北宋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故宫博物馆

由铸造及使用情况看，宋代官印大致可分为创建、规范和涣散三个时期。

创建期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为整个太祖朝。

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建立，外有南唐、后蜀、北汉等强敌林立，内有藩镇拥兵自重。

朝廷的燃眉之急是消灭割据势力，稳定时局，统一国家，还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典章制度。

所以，无论是皇帝的御宝，还是各级官署的印记，都主要是沿用五代的旧物，自制的宝印还很少。

宋太祖除“传周广顺中所造二宝”外，仅制一枚“大宋受命之宝”和三印。

到乾德三年，才因“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下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使印等，但由于数量很少，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一件这一时期的宝印实物。

太祖所铸“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印称印而不称宝，是与以后皇帝制宝相违背的。

所以，太宗继位后很快就将三印改铸为宝。

这一现象应视为这一时期制度尚未完备的表现。

规范期太平兴国元年至靖康二年。

这一时期，国家政治趋于稳定，除晚期外，没有大的社会动荡。

印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皇帝八宝制度；各级机构的印记完全摒弃了五代旧印，改铸了新印；制度建全，形制规范。

北宋朝廷在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开始着手大规模整肃军队，给禁兵各军正式命名新的番号。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继位仅三个月，即“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捷］曰龙卫，虎捷曰神卫”。

有了新的、正式的番号之后，诸军将校印记的铸造工作才得以相继展开。

近年来所面世的数十枚宋代军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

如1952年10月于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以及开封市博物馆征集的“虎翼右第一军第三指挥第四都记”。

行政机构印记的铸造，也应是同步进行的，只是这类印记出土的数量较少，不及军印多罢了。

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宋）

涣散期建炎元年至祥兴二年，实际是整个南宋时期。

这一时期，经过靖康之难，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一隅，宋金、宋元战争连绵不断。

战乱使原有的典章制度废驰了，印制也开始涣散，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使官印的管理和使用出现了混乱。

“南渡之后，有司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

”“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

”这种情况在宋代被称为“假借”。

假借之风盛行，使有关部门深感不安，立陈改变这一现状。

“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

”“绍熙元年，礼部待郎言：

‘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

’”，但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其二是官印的形制出现了新变化。

南宋初年，所铸官印印文上，往往加上了“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与北宋旧印相区别。

关于年号印，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中曾记载，乾隆四十八年，瓜州疏浚河道，于河心沉船中，发现“建炎谏官之印”、“建炎宿州军资库记”、“建炎宿州州院朱记”等六方宋印，其中五方均冠有建炎年号。

又如“宁宗嘉定十四年，山东郊顺，铸……泰安军及‘京东安抚使’、‘马步军总管’、‘京东河北镇抚节制大使’印，并冠以‘嘉定’二字”。

至于印文中所加“行在”二字的问题，《文献通考》记绍兴四年，“权户部侍郎王俣言……请度支、金仓部、太府、司农寺各铸印。

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为文……其他部要一切印记，都省依此施行。

诏印文添‘行在所’字”。

有人认为，这当是南宋朝廷在建炎、绍兴年间的权宜之计，并未长期执行，所铸印记也不多。

其三是会子印的出现。

《宋史?

舆服志》记载：

“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

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

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

”将官印用于纸币，这当是中国印史和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印制中的一个创举，值得更深入地研究。

现在，我们尚能看到的“壹贯背合同”印，即上文提及的“合同印”之一种。

实物与文献记载情况不同，说明当时会子印也有多种，即使是“合同印”也可能会因不同“界”而印文有所不同。

宋朝官印制度-管理与使用

壹貫背合同-宋

通常所说的官印，其实应分为职印与官司印两种基本形式。

职印是指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一官一印，并颁发给官员个人佩带。

官司印是指以府衙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官司印不授于官员个人，但由官员执掌、保管，一官离任后，继任官员继续使用。

隋唐时，官司印已开始盛行，至宋代则完全确立了官司印的地位。

虽然还有以职印形式出现的官印，如“（元丰）四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注：

《文献通考?

王礼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但也完全是按照官司印的制度使用的。

因此，宋代除继承了隋唐以来对官司印的一些管理办法以外，最终形成了自己对官印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其一，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宋史?

职官志》载：

在宋代，“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

但具体到北宋时期，“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当时文思院隶属于少府监，是其下属五院之一，铸造印记是由少府监直接负责的，并不归文思院。

但到了高宗“绍兴三年，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

之后，文思院就继少府监成为国家专门的铸印机构了。

从现有的实物看，至少是在真宗咸平年之后所铸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监铸”。

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铸”。

这应是少府监、文思院作为铸印机构最直接的证据。

在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方“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是当年疏浚西湖时发现的。

其背款刻“建炎四年二月宣抚处置使司行府铸”，显然不合乎宋代印制，对于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

一是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政令不行，个别机构擅自越权为下属铸印。

二是因统一铸印不便，朝廷允许一些机构暂时便宜行事的结果。

这类印数量不多，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少府监、文思院除直接从事官印的铸造外，还负责制定官印的形制。

《宋史?

职官志》记载“元丰官制行，始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

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

凡乘舆服御、宝册、符印、旌节、度量权衡之制，舆夫祭祀、朝会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焉。

”这所谓的符印等物“之制”具体到官印上来，指的就是官印的形制。

实际上，早在元丰改制以前，少府监就一直担负着这项职能。

王文盛是少府监的篆文官，他于仁宗景期间曾两次上书，议定官印的形制。

在第二次上书时他说：

“旧例亲王、中书印各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开封府方二寸，节度使寸九分，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寸八分半，防御、团练使、转运州、县印，寸八分。

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阔寸六分，虽各有差降，而无令式以纪其数。

”仁宗肯定了他的建议，“绍从其言，著于令”。

这应当是少府监负责制定宋代官印形制最为明确的记载。

在南宋，少府监这一职能被文思院承袭。

其二，由礼部负责官印的管理《宋史?

职官志》载：

“礼部掌国之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令。

……若印记、图书、表疏之事，皆掌焉。

”其实，宋代的礼部对官印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新印的颁发、废印的收缴和销毁。

“神宗熙宁五年，诏内外官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

”礼部成为代表国家，给各级官员颁发印记的部门。

宋代的官印虽为铜铸，但是由于一些衙门公务十分繁忙，官印磨损得快，竟需每年更换一颗新印。

“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筋，开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剧也。

”再加上一些机构撤并和人为损坏，宋代各级机构每年报废大量的官印。

而这些废印，各衙门是不能善自处理的，必须上交礼部。

所以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说：

“予治平初，同判尚书礼部，掌诸路纳到废印极多，率皆无用。

”最后他借鉴唐朝的办法，建议“今之废印，宜准故事碎之。

”这是英宗治平年间的事，当时废印只是上交礼部保存，而未做处理，但到了宋神宗时，已有了销毁印的记录了。

“（元丰）六年，旧制贡院专掌贡举，其印曰‘礼部贡举之印’，以废贡院，事归礼部，别铸‘礼部贡举之印’。

”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防止官吏盗用旧印，产生奸弊，所以《宋史?

舆服志》神宗元丰六年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的记载，当是不准确的，最起码这一诏令没有实行施行。

另外，从建国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宋代官印或为当时战败者所遗弃，或为战胜者所缴获，多出土于古代遗址或江河湖泊之中，而在大量宋墓中，仅发现几枚私印而已，至今尚未见到一枚官印。

这种现象也可以作为否

北宋时期税务官员征税使用的铜印

认宋代有赐官印随葬的一个佐证。

其三，主要的管理制度1.牌印制度为了适应官司印的特点，宋代借鉴唐代的办法，制有铜牌，与官印同时颁发给官员，这样就使“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

至于具体情况，我们可参见胡三省于《资治通鉴?

唐僖宗中和四年》“并牌印皆没不反”下注曰：

“至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