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执政权力认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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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执政权力认同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执政权力认同

　　摘要：

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在干群矛盾显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权力认同危机等问题凸显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议题。

如果执政权力的运行无法适应社会结构变革的需求而进行调试与转轨，则可能失去认同基础，产生认同危机。

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体系，是执政者善用权力、善于把握人民群众对执政者的心理意识与情感归属动向，有意识地增进人民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水平的行动体系。

政治现代化下的执政权力认同要从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政治结构的认同以及政治参与的认同这三个层面来构建。

　　关键词：

执政权力;群体性认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81（2015）06-0064-06

　　“认同”的概念发端于心理学，其后被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引入并广泛使用。

随着当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发展，异化、分歧与冲突日益严重，强烈冲击着协同、和谐与稳定的常态，认同问题于是重回人们的视线。

　　一、认同及政治学视阈下的认同概念

　　“认同”这一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

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与一个客观对象形成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

埃里克森（ErikH.Erikson）进一步发展了“认同”概念，指出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理稳定感，它明显的伴随物是身体的无拘束感，一种知道自己正向何处去的感觉。

弗洛伊德与埃里克森对认同的解读显然是从个体心理层面进行的阐释，意在强调个体认同的心态特征及其对个体行动的潜在影响。

在政治学领域，国外学者对“认同”的论述多强调认同对政权合法性、政治忠诚、国家利益等的影响。

马克思?

韦伯（MaxWebe）从政治制度合法性角度指出，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程度影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Durkheim）将认同与政治忠诚联系起来，认为长期政治忠诚的框架存在于社会认同的国家情景中;建构主义则从国家利益层面指出国家利益与权力密切相连，但本源上却根植于认同、规范结构中，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国内学界则多强调主观心理上的归属、信任与赞同。

　　二、执政权力认同及其研究意义

（一）执政权力的相关论述

　　国外学界对执政权力的相关概念多通过“政治权力”来表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机器，其根源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

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把政治权力定义为行为主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影响他人的能力;美国政治学家卡尔?

多伊奇（KarlWolfgoneDeutsch）认为政治权力是获得其他价值的工具。

　　国内学界则主要从政党、政权及国家权力的关系来表述执政权力的概念。

周叶中从国家权力与执政权力的区别指出执政权力是执政党的领导权力，而国家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权力;陈元中等认为，执政权力是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统一，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必备手段;马国钧从权力来源的角度指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绝对主体，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的信任和委托;赵厚钊从政治、政权与权力的关联提出：

政治说到底是国家政权问题，也就是政权归谁所有，权力如何配置以及权力如何使用的问题。

　　总的来说，国内外对执政权力的定义多强调一种主体性、影响力与干预力，侧重从权力的特质与使用效果的层面来论述，但是，权力的来源、合法性与稳定性是研究执政权力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唯有深入探究并明晰权力的来源、合法性与稳定性之所在，才能发挥权力的主体性、影响力与干预力。

（二）执政权力认同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执政权力是执政者及执政群体对群众的影响力与统治权力。

执政权力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基础在于群众对领导者及领导集体掌握的执政权力的认同。

执政权力的认同是权力运用得失成败的检验，是对权力研究的必经之路与必然走向。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执政权力是否认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成败，也是实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

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在干群矛盾显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权力认同危机等问题凸显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执政权力认同的主体是对执政权力进行评价、反馈而又对自身思想认同与行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民群众，客体是党和政府领导下为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与人民幸福服务的权力机构。

人民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体系，是执政者善用权力、善于把握人民群众对执政者的心理意识与情感归属动向，从而有意识地增进人民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水平的行动体系。

　　改革论坛

　　孙璇：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执政权力认同

　　三、执政权力认同的政治逻辑

　　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政治逻辑是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执政权力运行方式、效率与效果进行评价与反应的一系列理念、价值观与规范准则。

当人们认为执政权力的运行符合他们的价值标准，且执政权力的认同为群众带来一种群体认同正效应的时候，则支持和维护执政权力;当人们认为执政权力的运行无法普遍满足社会需求，且与应有的理想状态背道而驰的时候，则可能采取与执政权力相对立、对抗的行为，进而上升为社会运动，导致认同危机与政治危机。

（一）认同危机的逻辑

　　1.社会颓丧与认同危机

　　群众的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习得的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综合。

[1]群众的认同是与政治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教育普及等多种因素紧密关联的社会心态表征。

从本质上看，群众的认同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人的需求（包括政治参与、经济分配、社会权利等方面的需求）是否满足。

而政治、经济、文化传播、教育等都是刺激需求产生的条件。

当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负面社会情绪，这种情绪足以影响对权力的认同程度。

正如亨廷顿所言的“社会颓丧”的产生：

“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体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

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

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

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产生了差距。

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

”[2]　　“社会颓丧”是一种消极的社会情绪与社会心态，它反映了执政权力运行的方式、效率与效果并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关键需求，折射出一种制度上的“病态”以及执政阶层与群众的“隔阂”。

如果制度本身具有“自省”与“自愈”能力，例如提供丰富的社会流动机会，通过这种流动就可以消除这些“社会颓丧”。

但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颓丧”受制于制度僵化与治理模式化的束缚，导致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负面情绪的传递与影响加速升级，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共性的、群众性的负面评价，那么社会认同危机就应运而生。

　　2.普力夺主义与社会运动

　　群众对执政权力认同的这一系列理念、价值观与规范准则在一定时空下是稳定的，具有一定共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迁移性与时势性。

原本被群众认同的执政权力的运行如果无法适应社会结构变革的需求而进行调试与转轨，则可能失去认同基础，产生认同危机。

　　群众不仅仅是执政权力运行的被动认同者，更是对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积极争取的行动者，这种行动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政治参与。

通过政治参与，群众更直接更深入地体验执政权力运行的制度与规律，更有机会表达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建议与呼吁。

在政治制度构建完善的体系内部，群众的政治参与有序而有效，这也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程度。

反之，如果执政权力的运行方式、效率与效果不佳，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度不高，群体处于人际涣散、目标分歧以及由此形成矛盾积聚状态，在政治制度不完善、无法以制度化解矛盾的条件下，很容易出现亨廷顿所言的普力夺政体①①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

。

如果传统政治制度是软弱的，那么该社会通常直接从传统的普力夺主义转变到更严峻的过渡型的城市中产阶级广泛参政的普力夺政体阶段。

如果社会中激进的普力夺主义占了上风，那么该社会便将沿着激进普力夺主义的方向运动，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势力就会变成大规模的运动。

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见图1）。

（二）群体性认同的逻辑

　　社会颓丧所引发的认同危机是基于社会需求层面的认同价值标准导向，由于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是一种群体性的认同，那么从群体行为动机层面来看，群体性认同能从群体标签、群体福利与群体权力这三个层面上为群体成员带来一定价值，从而进一步促进群体融入与群体认同提升（见图2）。

　　首先，群体性认同为群体成员贴上了一种群体标签，若群体实力强大并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那么群体成员也“荫蔽性”地享有这种实力与社会声誉，在外界的重视与赞誉中进一步强化群体认同感。

从执政权力认同来看，当一国、一政体的实力强大并在国际享有良好声誉的时候，群众也会充分感受到这种国际评价与赞誉，会在心底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第二，群体性认同的关键在于群体成员有机会享受群体福利，个体作为优势群体的一分子有机会因为群体成员的资格而获得某种潜在的好处。

一个政体的有效治理能为群众带来优于其他政体的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社会管理与社会福利等群体福利，群众在民生福利的享有中进一步强化对执政权力的依赖与认同。

　　第三，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引导人们为了更大的权力而进行协作。

正如拉塞尔?

哈丁（RussellHardin）所言，权力影响认同，认同反过来也影响权力。

集体行动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权力：

第一，集体行动提供了能够以多种方式来强制或者影响他人行动的资源;第二，它们围绕领袖协作起来，赋予领袖行动能力。

权力至少有两种表现形态：

一是对普通经济资源的聚集所产生的交换权力，二是对个体行动进行大量协作的协作权力。

在群体性认同的逻辑中，权力并不是少数精英领袖所专享和垄断的特权，而是一种唯有在群体行为中产生、深化与作用的群体协作行动;群体成员不是被动、被操纵、被控制地服从权力，而是共同创造一种秩序与规则来协同合作，形成积极而主动的群体行动，它产生了一种“滚雪球”式的集群效应，这种基于协作的权力是超可加的，它意味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成功的协作能有效地降低群体的行动成本，协作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赢得更多的合作。

由此，群体权力的产生进一步增强了群体认同。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政权力认同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3]在当前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正视未来国家与社会治理趋向多中心协同的治理格局，必须摒弃以往单纯依靠强制与支配来动员社会并形成发展动力的固有机制，必须形成依靠认同与追随来动员社会并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新机制。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

相对应地，在政治层面上，群众对执政权力的认同反映为对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对政治结构的认同以及对政治参与的认同三个层面（见图3）。

　　第一，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

国家权力作为一种最强大的权力，要想良性运转和合理使用必须具备合法性基础。

执政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同是一种多元要素共同作用与互依互补下的认同。

其中，传统释放出一种对合法性的积累与继承的支撑力量;成文法规从制度与规范上用法理性与惩戒性来守护合法性;价值理性以一种现实价值与未来发展的驱动力来固化合法性;情感和信仰则从社会心理与精神信念的层面升华合法性，使之从合法性延伸到可信任可依赖的层面上来。

　　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在传统、成文法规、价值理性以及情感与信仰的相辅相成的作用机理下生成了影响与制约政治结构认同、政治参与认同的基础性结构。

合法性认同越坚实可靠，对政治结构与政治参与的认同就越顺畅与稳定;反之，若合法性认同不充分，例如单纯依赖成文法规赋予的合法性或仅仅依靠价值理性塑造的合法性，就可能在政治结构或政治参与的变革中形成合法性危机，进而形成对执政权力认同的危机。

　　第二，政治结构的认同。

政治结构的认同是执政权力合法性认同的制度保障，也为合理适度的政治参与拓展了空间。

权力来源于组织的结构。

[4]政治权力结构表现为国家各权力机关如何构成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和组织原则。

对政治权力结构的认同就是对各种国家权力机关在互动中运行权力的方式与效果的认同。

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决定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的最终检验标准并不是能否有利于巩固执政群体的权力与利益，而是能否有利于为民谋利。

正如亨廷顿所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政治结构的合理化并非是简单地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功政治结构进行移植与改良，而应首先把握自身政治社会的“机体特质”。

这种“机体特质”是受本地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基于本土治理规模与人文特性而生发的一种“政治土壤”。

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下，形成了与政治社会“机体特质”相适应的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行之有效的领导人更替与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程序与机制，形成了有适应力、有内聚力的政治结构，从而更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

　　群众对政治结构的认同需要构建起一套可及性、可感性的政治结构评价与反馈机制，形成一定的平台渠道来释放群众对政治结构的意见与不满的压力。

例如通过各种层次的选举、政治结社、法律草案意见征集等渠道来进行政治参与及政治监督，表达自身对政治结构改良的建议与意见，提出对各种议事制度、决策制度、民主听证制度等的改革建议。

唯有通过对政治结构的发展和完善，才能使群众应有权利与利益获得稳定性与制度性的保障。

　　第三，政治参与的认同。

政治参与为执政权力的合法性提供社会基础，并有利于推动政治结构的改革完善。

公民政治参与是以对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认同为前提条件的。

[5]政治参与的机会与水平制约着权力的群众基础。

“在缺乏大众基础的地方，这些法律如果要完全施加于群众的话，只会带来巨大困难。

”[6]权力的群众基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步入一个渐趋重要的地位。

自然的非神圣化、生活的契约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使群众逐渐摆脱了高度政治控制下的“非自由”状态，从而获得了理性认识与选择的机会，同时，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传播媒介的普及使他们的政治认识与行为能力大为改观，通过政治参与来释放民众与社会主体性能量成为赢得权力基础与认同的关键所在。

投票选举、政治集会和结社等手段，使民众与政权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也相应地减少，在一定时期保持了政治的稳定，推动了我国政治的发展。

[7]

　　影响政治参与认同的因素主要在于参与的平衡性与参与的效果。

第一，参与的平衡性受制于参与者的参与意识、参与机会及参与能力。

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政治意识、获取政治信息的数量与能力各不相同，导致了人们参与政治的意识、机会与能力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从提高参与认同的角度而言，应当从政治文化的培育、参与普及、信息对称等方面来制度化地改变参与不平衡性，提高公民在参与意愿、参与信息与参与行动上的主动性，进而从机会公平的角度提高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认同。

第二，参与的效果与参与渠道、机会及参与转化为政策与行动的效率有关。

一方面，政治结构为民众提供了参与的平台与渠道来表达话语并建言献策，如果这种结构内的平台与渠道有限或隐性地设限，阻碍了民众表达意愿与参与政治的机会，必然导致对参与的不认同，甚至采取非常规、极端的行动来进行政治表达。

另一方面，政治结构提供了参与机会但参与转化为决策与行动的效率低，同样会导致民众对参与的不认同，在通过正常参与途径不能实现或指向的问题不能即时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便会把参与指向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政治决策能否有效地综合各种利益表达是衡量参与有效程度的重要标准，因而完善利益综合机制和决策方式是提高参与认同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

　　执政者及执政群体在从执掌权力到巩固权力、维系权力的一系列历程中，不必然一路琴瑟和鸣，反而多是伴随着群体认同的思辨、认同危机的紧张以及现代化认同的挑战。

执政权力认同危机的演化及其潜在政治风险足以警示执政者从权力稳定常态的“假象”中清醒过来，从权力竞逐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上升到具有更广博而深厚基础的执政权力认同的层面，思考并把握权力认同在群体层次上作用、“发酵”并泛化的机制，构建起一种建立在执政权力合法性、政治结构完善与政治参与扩大基础上的现代化认同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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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明军，孙力.政治科学导论[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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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安东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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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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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冯晓萍.浅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参与[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

（1）.

　　责任编辑：

邓卫红李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