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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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众所周知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
而中国的农业又以秦朝为开创先河。
研究秦朝的农业与经济的发展，对今天加强我们“三农”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构建有着不言而语的作用。
（一）农业发展的状况
秦统一中国以后，土地占有的两级结构完全确立。
当时六国贵族受到打击，大批豪富被迁到关中等地，庶民地主发展缓慢，最得势的是由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可见秦代的地主阶级数量不多。
而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数量庞大，他们依附于封建国家，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碣石刻辞云：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说明秦政权鼓励农民努力发展生产。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历代国君都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推广铁器和牛耕。
战国时代所修建的都江堰灌溉系统、郑国渠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陂池沟渠，直到秦统一后仍在发挥作用。
而且，秦代配合水陆交通建设，又在陇西、关中、巴、蜀、黔中、会稽等郡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设施，使更多的农田得到灌溉，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铁农具在战国已普遍使用，秦代的铁农具又有发展。
近年考古发现大量秦时期的铁犁铧、铁臿、铁锄、铁镰等，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器形有所改进。
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对官府铁器的供应和使用都有具体的规定，如果铁器损失，必须根据情况分别处理，说明秦政权非常重视铁器的分配管理。
《战国策？
赵策一》说：
秦以牛田，水通粮。
可知秦国已使用牛耕。
在云梦秦简中，秦律规定对偷盗耕牛的人必须判罪。
并规定厩苑所饲养的牛必须达到一定的繁殖率，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处罚。
而且，定期进行考课，对饲养好的予以奖励，饲养差的给予处分，说明官府非常重视保护、喂养耕牛。
目前，考古发现秦代的铁犁铧越来越多，则知牛耕推广较快。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增加耕作效率提供了便利条件。
①《汉书高帝纪》。
秦代的耕作技术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秦简中提到应根据不同的农作物决定每亩播种的数量，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合理种植。
另外，秦律也对如何搞好田间管理，保护农作物生长作了若干规定。
特别是秦始皇相国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其中《任地》、《辨土》、《审时》等编，是记载农业耕作技术的专著，记载了改良土壤、适时种植、间苗保墒、除草治虫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汉初流传的《耕田歌》曰：
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①实为耕作经验之谈。
这首歌在秦代应已产生。
秦代的农产量一般每亩产粟一石半，折合今制每亩合粟１４０市斤。
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秦代封建政权存放在各地官仓中的积粟非常丰富。
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也是全国的经济重心。
《汉书？
地理志》说：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这里农业生产一直发达，国家的粮食储备相当丰厚。
秦律规定，官仓储存的粮食，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秦故都）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②。
直到秦末刘邦入关时，这里依然仓粟多，积存大量粮食。
故后来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③，使刘邦终于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是秦代粮食的主要产区，封建政权在这一带的存粮也非常之多。
《史记？
郦生陆贾列传》载，秦末陈留尚有秦积粟数千万石.其时南阳宛地亦人民众，积蓄多.楚汉决战前夕，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④。
而秦建于荥阳、成皋间的敖仓是当时最有名的粮仓，积粟甚多.刘邦曾据敖仓之粟打败了项羽，后来英布叛汉时，仍有人提出据敖庾之粟是成败的关键。
可知秦汉之际十多年间，敖仓之粟取之不竭，其存粮是非常之多的。
①另巴蜀地区也是秦代的重要产粮区，《华阳国志？
蜀志》云：
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
《史记？
高祖本纪》还记载，因汉初饥荒严重，高祖遂令民就食蜀汉。
说明秦汉纷扰之际，这里的粮食积累仍然丰富，农业生产相对稳定。
试想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秦朝的农业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呢？
一、耕土面积的扩大和劳动力的增加
早先的秦人主要居住在渭水上游一带。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1]，犬丘又称西犬丘也就是今甘肃礼县一带。
当时的秦人还未立国，对于西周王朝来说，它被认为是落后不开化的部落。
显然，对这支飘游不定的秦人来说，西周那种“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2]，“荼蓼朽止，黍稷茂止”[3]，先进的耕作技术就与他们无缘了。
但是，到了秦襄公七年春，也就是公元前770年春，“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
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4]。
平王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与誓，封爵之。
襄公于是始国”[5]。
岐西至丰镐间的广大地区是周民族长期经营农业的中心地域所在，代表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占有岐、丰之地，又将具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的周余民接收过来，这就使秦农业的发展置于一个新的起点之上，有人推测春秋以前秦人口约二三万之众。
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卒，兵士七百人东猎，这是秦人入关数字的惟一记录。
而有人以周制百里内五万人推算，认为周遗民归秦者，至少应有二三十万人左右[6]。
到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从西犬丘到雍，秦人逐渐向东扩展，而且是沿着渭河沿岸。
渭河沿岸基本都是平畴沃野，便于耕稼之地，这就为秦人农业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晋之战以后，东向受晋所阻，转而向西扩展，乘戎族“莫能相一”的有利形势，进军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7]。
秦国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并且使秦统治地域由关中农业区扩大到陇西、北地半农关牧地带。
“它使长期以来被众多戎、狄蹂躏的广大地区，得以恢复生产，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割据，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8]，“秦霸西戎，开始了农牧交错地带的经营活动。
由于中原农业民族的社会、经济水平明显高于诸游牧民族，他们对农业牧交错地带的开发经营，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性拓展”[9]。
可见秦人的这一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穆公十五年（前645）秦晋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利用“岐下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穆公而反生得晋君”[10]。
穆公十五年十一月，以释放晋君夷吾为条件，“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11]，此时的秦人已扩展到今陕西东部，也就是说，得到了今关中地区，该地自古以来都是适于农耕的地区，特别是关中东部河谷展开，两岸原间平坦豁畅，具有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
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
从此可以看出，秦人在这一时期的东扩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沃野千里的关中之地，而且还得到了大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者，这对秦人农业的发展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前文已经提到，农业生产受土地、人口、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人应该是主导因素，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这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的秦国地广人稀，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全国的人口也不过两千万[12]。
加之，当时还得需大批的精壮劳力去行军打仗，因而秦人在东扩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及时补充应是秦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正由于如此，穆公时代才能实现“春秋五霸”之梦，才能实现秦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强大。
这也正如秦孝公所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注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13]
孝公至秦统一以前，是秦国土扩大的重要时期。
特别是商鞅变法以后，国土面积已经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并西略义渠，南取巴蜀。
例如，秦惠文王取得巴蜀地后，极力经营，成都平原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是秦国粮食的重要产地[14]。
当然这一时期秦人所扩之地大多为六国的旧地。
在战国时期，六国的人们已经懂得了“耕者且深，耨者熟耘”[15]，“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16]等道理。
加之当时在六国故地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已普遍使用和推广。
可以想象，秦占领六国的故地，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大多为可耕种的良田。
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秦国耕地面积得到扩大。
那就是通过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颁行“垦草”令，扩大面积，使当时秦国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增加到相当于今制15亩，比其他各国高出一倍[17]。
由于这双重因素的影响，秦人的耕土面积得到空前扩大。
耕土面积的扩大，给秦人带来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劳动力明显不足。
于是又实行“诱三晋之民，利其田宅”[18]的政策，招引来三晋之民来秦国开荒。
因而，正由于这一大批辛勤的拓荒者在这广阔的沃土上的不辞劳作才使秦国农业蒸蒸日上，迅猛发展，为秦荡平群雄、廓清寰宇、一统天下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
二、勤政与重农思想对农业的影响
秦穆公时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终于使秦国实现了第一次强大。
他的开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人才。
在春秋时期曾形成有一种“尚贤”之风，当然穆公也不例外，《诗经·小雅·晨风》写道：
“鸟穴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未见君子，忧心靡乐”，“未见君子，忧心如醉”。
《左传·文公三年》写道：
“《诗》曰：
‘于心采繁?
于沼于氵止；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
’秦穆有焉。
”其次，善于用人之长。
他曾用五张羊皮赎买曾“游闲于齐”、“乞食饣至人”的百里奚的事情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就是穆公重民。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认识到“以民为本”的思想，但他在这一点与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有不同之处。
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了饥荒，向秦国求援，在给与不给的问题上秦国君臣中曾发生了一场争论。
最后穆公采纳了百里奚、公孙支的意见，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
“泛舟之役”[19]。
当时秦穆公有这样一段话：
“其君是恶，其民何罪!
”[20]从此可以看出，他在当时那种奴隶主专制时代，能认识到民众的作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秦国的农业经济到秦穆公时期，随着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以来，秦已经发展成为当时诸侯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盛的农业大国。
但是自秦穆公以后的14位国君时期，秦便一代不如一代了。
直到献公时期才开始有了一点起色。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当时的天下形势是这样的：
“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
淮泗之间小国十余。
楚、魏与秦接界。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亻并。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21]秦孝公面对这种凄凉的局面，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于是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22]从此可以看出孝公求贤若渴、广揽贤才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便重用商鞅，变法图强。
通过一系列的法令使秦国的农业经济有了迅猛发展。
当然，秦人从立国到统一，历经33代国君艰苦卓绝的奋斗，使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一个“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23]的大国，这与历代国君的勤政与图强思想是分不开的。
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三十余君，常为诸侯雄”。
正因为有了这些贤君明主，才能制订出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
笔者认为，在古代，谈论国家的强与弱，实质就是体现一个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
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以农为本。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那么，秦人要实现强国之梦，就必须有诸如穆公、孝公之类的勤政明主，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政令，来发展农业经济，强化他的“根本”。
这在商鞅变法的内容中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只有农业经济这个坚实的基础充分发展起来，他才有可能或者有能力成为大国。
所以说，秦人的勤政是秦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秦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农思想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秦人的远祖曾过着游牧生活，到了西周中期，秦人才开始定居下来，逐渐完成了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
东周初年，随着秦人立国，秦国的农业已开始迅速发展起来[24]。
很显然，在秦人开始定居的那一段时期，它仍然还是一支比较落后的游牧部落。
农耕经济处于原始启蒙时期，而且活动范围很小，与当时的西周臣民也不可能有密切的来往。
但是，在定居后期和秦人立国这一段时间，由于秦人国土不断向东扩展，这样，就给秦人与周民提供了一个相互融合的机会。
前文已经提到平王东迁后大约有二三十万周余民易主事秦。
这部分周余民在与秦人不断融合的过程中那些先进的耕稼之法就自然而然地传授给秦人，从而使秦人的农耕经济在周人农本思想的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
西周时期，周人已懂得了“无夺农时，使民以时”的古训。
《尚书·洪范》说：
“庶徵：
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
”根据传统说法，《洪范》是西周初期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
这就是说雨、晴、暖、寒和风这五种天气能够均匀调顺时，庄稼才能丰收，其中这五个因素缺一不可，有一种因素过多或过少都会给庄稼带来危害。
可见在西周初期周人在天时方面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已有认识。
西周末年卿士虢文公提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就庞纯固于是乎成”[25]的思想，这种观点已具有农本思想的萌芽。
另外《诗经》中载有“以我覃耜，亻叔载南亩”。
《周官·大司徒》载“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之说。
同时，《诗经·小雅·大田》记载“去其螟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
”
从这些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周人不但认识到农耕时要注意天时，而且还认识到锐器农具在农耕中的使用，田地的整治、休耕、轮作以及农田管理和防治害虫等知识。
由此可见，周人对农业的重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以及水利事业的发展。
从而使我国农耕经济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同时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春秋时期的墨翟，认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善也。
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事不成。
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分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他从粮食是民生所需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战国时期《孟子》认为：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早期法家代表之一李悝则认为“农事害”是“饥之本”，“女工伤”为“塞之源”，并提出了“农伤则国贫”[26]的看法。
同时还鼓励农民“治田勤谨”[27]，“力耕数耘”[28]，把农业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
所以高敏先生认为重农思想的真正确立应从李悝时开始[29]。
值得说明的是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这种“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不同流派从不同角度把农业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理性认识。
对于这一时期逐渐强大的秦人来说，这种理性认识一定会辐射到秦人腹地指导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目前学术界一直认为秦人真正意义上的农本思想的形成应从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
孝公即位时，面临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局面，相形之下，深感自惭形秽，在这种情况下他立志要寻回穆公时代的辉煌。
于是便起用商鞅进行变法。
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认为“农则易勤，勤则富”。
“国所以兴者，农战也。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30]鼓励和强制农民垦荒种田，并且把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到了“立国”根本的高度。
《商君书·垦令》篇中就有“为国之教，务在垦草”。
在《垦令》中为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所制定的法令就有20条之多。
《史记·商君列传》：
“眀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秦简《田律》规定“雨为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澍稼。
诱（秀）粟及豸KG-*3艮（垦）田毋（无）稼者顷数。
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
早（旱）及暴风雨，水漆、蚤（螽）虫、群它物伤庄稼者，亦辄言其顷数。
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由此可以说明秦国官府对农业生产情况的重视程度。
又由云梦秦简可知，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政府还制定了《田律》《厩苑律》《仓律》《徭律》《效律》《司空律》多种经济法规，以此来发展农业生产。
根据文献可知，这些法律条文除一部分为孝公时代商鞅所立以外，其余部分为秦昭王至始皇初年修订。
由此可知，秦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把它上升到法律条文来指导农业生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始皇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政府规定是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31]。
从此可以看出，在始皇初年秦政府就懂得在农业生产受到蝗灾侵袭的情况下，及时减轻农民负担，并奖惩各级官吏。
这的确是一项救灾利农的好措施。
从以上的史料可知，秦国政府特别是在秦孝公以后，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也就是说把农业生产看做为富国强兵的根本。
正因此才有始皇帝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32]。
总之，笔者认为秦王的勤政与秦人的重农思想是影响秦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有勤政才有可能为秦国农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有了这样一个国泰民安的大环境，秦国的农业才有可能发展。
农业的发展当然会为国家、人民带来丰富的物质基础。
这样，秦人就会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从而会不遗余力地向别国人民学习，自己本身也会不断地摸索，更新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
于是秦人在安于农耕，不断索取的过程中，他的重农思想的形成又会更有利地指导农业生产的发展。
所以说，秦诸王的勤政与秦人的重农思想是一个互促互进的关系。
这种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的观点那样，即实践—认识—实践。
三、粮食产量的提高与粮食贮存结构的变化
前文已经谈过由于秦人国土面积的扩大和秦王的勤政与重农思想对秦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
但是，既然说秦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为秦的统一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这只仅是一个宏观的论述。
那么，具体用什么来说明农业发展的情况呢?
笔者认为：
秦国粮食产量的逐渐提高与粮食贮存结构的变化是最能证实这一点的。
秦国居于西方边陲，原是过着游牧、渔猎生活，但是，在以后随着秦人的立国，地盘的扩大，秦国的农业经济有了逐渐起步和发展。
最早能说明秦国粮食产量提高的史料便是《史记·秦本纪》中载道：
“晋旱，来请粟。
丕豹说穆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
”穆公问公孙支，支曰：
“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
”问百里奚，奚曰：
“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
”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
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当时秦国支援晋国运粮的车船从今陕西凤翔排到山西翼城。
可见数量之大，这就充分说明，当时秦国的粮食产量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了战国初年“一夫挟五口，治百亩田”[33]乃是一般的生产水平，但是到了战国末年，“上田，夫食九人。
下田，夫食五人。
可以益，不可以损。
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34]，这无疑是到了战国末年由于秦人的东扩，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动力的增加以及重农思想的影响，同时，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推广和使用，农业水利的兴修等诸因素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1975年湖北省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当时的秦国境内到处都有“万石一积”的粮食仓库[35]，栎阳并建有“二万石一积”的粮仓，咸阳的粮仓竟达“十万石一积”[36]。
以上史料充分说明秦国的粮食总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秦国农业经济到了战国末年有了长足发展。
下面，我们再从秦国粮仓的设置和变化情况来看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
秦穆公时代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37]，说明此时秦人就在都城内设置粮仓且储藏有大批粮食。
从《云梦秦简》中可知，到了战国时期，秦人已在都城和国内各县己普遍设有粮仓。
在都城设置的粮仓，秦简《仓律》称为“大（太）仓”。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这二万石一积的栎阳仓和十万石一积的咸阳仓，可能就是上文引律文所说的“大（太）仓”。
同时，在战国时期，秦国地方行政机构普遍设立县乡两级制，所以，当时在各县也设有粮仓。
《秦律十八种·仓律》有云：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
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这是秦国在全国各县设置的地方粮仓。
当时，秦国在乡里也设有粮仓。
如《仓律》云：
“禾，刍积（索）出日，上赢不备县廷。
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与出之，辄上数廷”，这说明仓设在乡里。
从以上大量的史料可以说明，秦国当时不但在都城设置有粮仓，而且在县、乡各地也有粮仓。
粮仓数量的增大，可以直接地反映秦国粮食产量的提高。
正如当时其他各国所形容的“秦国境内，粟如丘山”[38]，“秦富天下十倍”[39]等说法。
不难看出，秦国境内大规模地在各地设置粮仓，也进一步证实了秦国农业发展的情况。
（二）秦朝经济的发展
秦朝经济的表现与发展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用法规来调整经济关系
（一）保护封建国家和个人的财产权。
《商君书•定分》明显地把法和财产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主张用法来确认私有财产权。
（二）调整经济关系，推行重农政策，兼顾林、牧、渔、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
秦朝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自商鞅变法起一直被视为“末”作。
但商鞅也认为：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
意思是商业有流通货物的作用，同农民开辟土地从事农耕以及官吏治理人民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
秦为了有效管理商业，制定了《金布律》等相应的法律。
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极力限制非法的商业活动。
如禁止农民售酒；禁止非商业单位经商；统一商品价格，要求明码实价；统一度量衡器的误差限度；重要商品专营等。
如《金布律》规定：
“有买及买（卖）也，各婴其贾（价）”。
即出售的商品应当分别系上标签标明价格。
同时规定，市肆中的商贾对钱和布两种货币应同样对待，不得“择行钱市”；非秦人来秦贸易者，必先持证到官府办理登记，未登记而买卖是法律所禁止的。
（四）颁布《分户令》，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单位，成数量众多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巩固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统一货币、度量衡，颁布车同轨、书同文的法令，促进经济交流。
秦在各县设置了专门的金融机构——少内。
统一度量衡不仅有利于秦朝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制也有重要意义。
秦统一后，因各国车辆的宽度不一致，给交通造成很大的不便。
秦始皇下令：
车辆的宽度统一为六尺，实行“车同轨”。
车同轨对于秦国的交通运输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战国时诸侯割据，各国的文字差异很大，文字的混乱严重地妨碍着政令的推行，影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颁布书同文字的法令，命令用统一的“秦篆”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
统一货币、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对于秦朝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发展，文化的传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调整经济，内容充实。
秦代经济法规的制定、运用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内容的充实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的，有的也是后世所不及的。
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等方面的经济法规反映了组织管理生产、调度劳动力、调节商品货币关系、控制市场等经济生活的法律化程度，也是早期封建生产力发展和秦朝经济政策实施的映照。
秦自商鞅变法后，其法律制度的建设比较系按理统、完备，对经济关系的调整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为秦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秦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日渐富强，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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