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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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

王云五，何许人也？

他的挚友胡适先生说：

“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的学生金耀基先生说：

“他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曾经的部下胡愈之先生说：

“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也是他曾经的部下茅盾先生说：

“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就格外关注他的名字。

但直到前不久，我仍然在文章中表达着内心的困惑：

“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他的名字，历史就发生断裂呢？

”

现在好了，有了九州出版社《王云五全集》二十卷，总算清晰了我心中许多谜团。

文化奇人

王先生说，许多年来他填写“个人简历”，在文化程度栏目中，只填写两个字：

识字。

确实，他没有学历，只读过几年小学，连私塾都没有读完。

原因是他小时候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十四岁。

母亲把他当作病人，他怕受人欺负，畏见生人。

后来母亲觅得一个偏方，用田鸡蒸饭，他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才好转。

再者因为他大哥读书好，考上秀才，十八岁却早逝。

父母以为风水不好，王家不该出读书人，只让他识字、读一点外语夜校，满足将来经商所需就可以了。

但王先生天资极好，早年他学东西进步飞快，十六岁进上海同文馆学英文，十七岁就兼职做低年级的辅导老师了。

十九岁他被聘去做中国新公学老师，他的同事是宋耀如先生；他的学生中有十七岁的胡适和二十一岁的朱经农。

由于没有学堂可进，图书馆成为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去处。

他进的第一座图书馆是同文馆创办人布茂林的私人藏书室，布茂林是英国人，他有近千册英文藏书，大多是西方名著，有亚当·斯密《国富论》、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法意》、休谟《人类理解》和卢梭《社约论》等。

在布茂林先生的指导下，王先生开始了他一生的自学追求。

此后几年，王先生通过分期付款，买下一套英文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条条读下去，边学英文，边学知识。

这些事情都对他知识的掌握、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养成，起到重要作用。

胡适先生曾经称赞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知道事情最多，都与他博学强记，以及早年独具个性的学习生活不无关系。

后来人们请王先生介绍学习方法，他写过《中国古今治学方法》、《论学》等著作，其中讲自己六十余年来，“宁可一日不吃饭，不肯一日不读书”，还有读书的五个问题、十四种方法等等，处处妙笔生花、启迪心智。

我总结他的神奇之处，可以用“一强四快”概括。

一强是强记，四快是读得快、记得快、译得快、写得快。

强记是基础，读他的《新名词溯源》，四千字的文章，满篇列举新词出处，信手所为，实在厉害。

比如说：

“浪人见柳宗元《李赤传》，文部见《旧唐书·百官志》，意识见《北齐书·宋游道传》，实体见《中庸·章句》，同志见《后汉书·班超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

那时没有电脑检索，全凭记忆与查找，没有强记的天资和阅读功底，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其余四快，各讲一个故事为例。

读得快：

王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记》中写道，他于一九二零年五月二日至十三日，曾在美国国立图书馆读书十一日，每天读到晚十点闭馆，涉猎科学管理类图书九百种，做笔记数十万言。

回国后他让东方图书馆按照他的记录收购，几乎购全，后来却在“一·二八”之役日本人的炮火下化为灰烬。

记得快：

王先生早年靠研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学成才，所以一生做出版，最希望编辑各类工具书。

编辞书是一个辛苦活儿，需要记大量卡片，王先生做事原本就是一位亲力亲为的人，比如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编《中山大词典》时，自己用七八年时间，做了八百余万张卡片。

另有记载，直到一九七九年，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大公报》上披露，当年王云五先生离开香港去台湾前，曾在该处存放词汇卡片数十万张，拟编纂《中华百科全书》用。

译得快、写得快：

王先生写作，落笔飞快。

在《王云五全集》中，多处记载他的著译速度。

例如，他五十岁时，翻译《在铁幕之后》，平均每天译五千字。

他一九六三年辞去政务后，开始著书立说，到一九七零年止，至少完成了一千万言的著作。

他说“每日写作不下四千言”。

他说这样工作，并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性去完成的。

此后因心脏病影响，他才放缓了自己的写作计划。

学界通人

称一位大学问家为通人，要看他成名成家、盖棺定论时，有几个“家”可以得到公认。

就学界而言，王云五先生许多领域内都称得上优秀的专家。

其一是出版，这里说的不单是商业问题，也不单是企业经营问题，而是王先生把出版做成了学问。

比如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云五检字架、图书影印法等等，都是极好的范例。

进一步，它对与出版密切相关一些学科，诸如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百科全书理论等，都有深入研究。

其功力之深，涉猎之广，都是今天许多出版人无法做到的。

比如一九三七年，他为出版“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曾经著文《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论说文化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料之丰富、中国文化史料之缺点、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外国学者编著之世界文化史和编纂中国文化史应用如何方法。

其中列出欧、美、日学者论说中国文化史著作二百三十四部，还详细介绍了法国“人类演进史丛书”五十巨册，以及英国“文化史丛书”拟编二百余种的计划、分类和书目。

最后列出拟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八十种目录。

这套书出版后影响巨大，无需多言，只是王先生为这套书的启动所做的功课，实在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还有他为出版“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山大词典》和“国学基本丛书”等所做的研究文章，都大有可以圈点之处。

其二是翻译，王先生英语好，我注意到他一生中三次比较集中的翻译活动。

第一次是他十七岁时，就为上海南方日报翻译文章。

第一篇是雨果《可怜的人》节译本，数千字在报上连载。

此后以隔日千字为度，翻译有关世界珍闻，继续了二三年之久，署名曰出岫或岫庐。

第二次是一九二零年，王先生为公民书局主译“岫庐公民丛书”，分国际、社会、政治、哲学、科学、经济和教育七类，他首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后来每月出版两种，先后出版二十余种。

第三次是一九四九年他来到台湾之初，创办华国出版社，以译书为主，他自己也参加翻译了许多书，如《工业心理学》、《波兰怎样变成苏联卫星国》、《现代武器与自由人》、《俄国人眼中的俄国》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等，署名曰龙倦飞，取意于“龙从云”，以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

其三是著述，王先生一生忙碌，他学术著述的高峰期，发生在一九六三年他退出政坛之后。

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他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写了一千多万字的著作，涉及论政、论学、论管理、论世局、论教育、论国是、论经济、论为人等，还有回忆录。

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卷和《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卷，他原本还要续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由于年龄问题，壮志未酬。

这些大著有两点引起我的思考。

一是写法，王先生采取纵横交错的方法，先是以人为纲，罗列出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摘录他们的言论，并加以点评；然后再以事为纲，将那些思想归类解说。

王先生著述始终坚持“述而不作”古训，大量摘抄古人言论，足见他博学强记。

但如此写法，与时下既定的学术专著格式大相径庭，我甚至想到，会有人质疑其是否为学术著作。

二是选取人物，王先生选取的古代人物与通常学说大同小异，但他选取的民国政治思想家只有五位：

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张嘉森；他选取的革新时代的教学思想家也是五位：

张之洞、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

如此框定与论说，就很值得我们阅读与思考了。

其四是企业管理，王先生有“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称号，原因是他最早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中国。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王先生刚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职务上卸任。

翌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先生突然病逝，张元济先生等人力主，请王先生回来出任总经理。

开始王先生再四推辞，后来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取消现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为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立即出国考察半年，回国后实行负责。

没想到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这苛刻的条件，王先生在半年的时间里，访问了日、美、英、德、法、比、荷、瑞、意九国，参观了近百家企业工厂，咨询管理专家六十余人，阅读相关管理期刊无数。

回国后向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方法》计划，率先在商务印书馆推行。

其间虽然遇到困难，但王先生此举，已经奠定了他开创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先发地位。

其代表作为《论管理》与《论经济》两部著作。

其五是教育，王先生在《岫庐八十自述》后语中说，他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

前已叙及，王先生早年即从事教育工作。

到台湾之后，直到晚年，他在从政之余，还兼职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典籍研究、现代公务管理和中国行政问题研究等课程。

曾指导硕士、博士论文三十余篇。

台湾最早的五位法学博士周道济、雷飞龙等，都是他的学生；还有金耀基先生也是他的博士生，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本思想之史的发展》。

又由于王先生最早倡导中国设立博士学位，所以有“中国博士之父”的称号。

说到博士学位，王先生八十二岁时，被韩国建国大学颁赠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他风趣地说：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

韩国学校提前来信要尺寸，为我订制博士服。

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

他们做的袍子顶合身，帽子太小，他们没想到这个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

”去韩国领取证书时，韩方同意资助他带一位秘书陪同。

他不肯，坚持只身前往。

他安全归来后，还与夫人开玩笑说：

“古语说，七十岁以上的人出远门要带着棺材，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

”

事业巨人

王先生一生，一直在商政学之间游走。

说到商业，人们一定会说到出版，一定会说到商务印书馆。

这不奇怪，他十八岁正式就业，到九十岁工作七十余年，有四十余年都花费在出版上，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商务印书馆。

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是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抗日战争之前曾为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徐有守语）。

王先生自一九二二年由胡适先生举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六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九六四年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直至终年。

王先生回顾往事，多次提到他曾经四度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危机，实现复兴。

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击上海，重点攻击商务印书馆总馆、总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至全毁于火。

时任总经理的王先生没有倒下。

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

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

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

“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

“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

”张先生还有言曰，高梦旦先生当年引云五先生入商务印书馆，卒成为商务书馆的救星。

第二次危机是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沦陷区逐渐扩大，多数分馆先后陷敌，财产损失惨重。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香港，使抗战四年间商务印书馆印刷重心之香港印刷厂陷敌，财产损失奇重。

在此期间，王先生为之殚精竭虑，一次次拯救商务印书馆于水火之中。

比如第三次危机后，王先生从香港来到重庆，当时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存款只有十三万法币；到五年后抗战胜利，现款已经达到四五亿法币，成就巨大。

所以当王先生提出辞职时，张元济先生写信挽留道：

“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已之计划也。

”

第四次危机是一九六四年王先生辞政后，不顾七十六岁高龄，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在他的主持下，一年后就使营业额增长了四倍，盈余增长了二十多倍，一年出书近三千种，而此前十六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总共出书才七百余种。

就企业经营而言，王先生确实是一位奇才。

另外他到台湾后，很看重基金会之类的社会活动，做了许多有影响的事情。

略举几例：

其一，一九六零年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投资一千万成立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董事长，第一届特殊贡献奖授予吴建雄博士。

其二，一九六四年台湾为举行“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成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