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doc

1、俞晓群：王云五，何许人也？他的挚友胡适先生说：“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的学生金耀基先生说：“他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曾经的部下胡愈之先生说：“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也是他曾经的部下茅盾先生说：“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就格外关注他的名字。但直到前不久，我仍然在文章中表达着内心的困惑：“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他的名字，历史就发生断裂呢？”现在好了，有了九州出版社王云五全集二十卷，总算清晰了我心中许多谜团。文化奇人王先生说，许多年来他填写“个

2、人简历”，在文化程度栏目中，只填写两个字：识字。确实，他没有学历，只读过几年小学，连私塾都没有读完。原因是他小时候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十四岁。母亲把他当作病人，他怕受人欺负，畏见生人。后来母亲觅得一个偏方，用田鸡蒸饭，他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才好转。再者因为他大哥读书好，考上秀才，十八岁却早逝。父母以为风水不好，王家不该出读书人，只让他识字、读一点外语夜校，满足将来经商所需就可以了。但王先生天资极好，早年他学东西进步飞快，十六岁进上海同文馆学英文，十七岁就兼职做低年级的辅导老师了。十九岁他被聘去做中国新公学老师，他的同事是宋耀如先生；他的学生中有十七岁的胡适和二十一岁的朱经农。由

3、于没有学堂可进，图书馆成为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去处。他进的第一座图书馆是同文馆创办人布茂林的私人藏书室，布茂林是英国人，他有近千册英文藏书，大多是西方名著，有亚当斯密国富论、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法意、休谟人类理解和卢梭社约论等。在布茂林先生的指导下，王先生开始了他一生的自学追求。此后几年，王先生通过分期付款，买下一套英文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条条读下去，边学英文，边学知识。这些事情都对他知识的掌握、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养成，起到重要作用。胡适先生曾经称赞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知道事情最多，都与他博学强记，以及早年独具个性的学习生活不无关系。后来人们请王先生介绍学习方法，他写过中国古今治学

4、方法、论学等著作，其中讲自己六十余年来，“宁可一日不吃饭，不肯一日不读书”，还有读书的五个问题、十四种方法等等，处处妙笔生花、启迪心智。我总结他的神奇之处，可以用“一强四快”概括。一强是强记，四快是读得快、记得快、译得快、写得快。强记是基础，读他的新名词溯源，四千字的文章，满篇列举新词出处，信手所为，实在厉害。比如说：“浪人见柳宗元李赤传，文部见旧唐书百官志，意识见北齐书宋游道传，实体见中庸章句，同志见后汉书班超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那时没有电脑检索，全凭记忆与查找，没有强记的天资和阅读功底，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其余四快，各讲一个故事为例。读得快：王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记中写道，他于一九二零

5、年五月二日至十三日，曾在美国国立图书馆读书十一日，每天读到晚十点闭馆，涉猎科学管理类图书九百种，做笔记数十万言。回国后他让东方图书馆按照他的记录收购，几乎购全，后来却在“一二八”之役日本人的炮火下化为灰烬。记得快：王先生早年靠研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学成才，所以一生做出版，最希望编辑各类工具书。编辞书是一个辛苦活儿，需要记大量卡片，王先生做事原本就是一位亲力亲为的人，比如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编中山大词典时，自己用七八年时间，做了八百余万张卡片。另有记载，直到一九七九年，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大公报上披露，当年王云五先生离开香港去台湾前，曾在该处存放词汇卡片数十万张，拟编纂中华百科全书用。译得快、写得

6、快：王先生写作，落笔飞快。在王云五全集中，多处记载他的著译速度。例如，他五十岁时，翻译在铁幕之后，平均每天译五千字。他一九六三年辞去政务后，开始著书立说，到一九七零年止，至少完成了一千万言的著作。他说“每日写作不下四千言”。他说这样工作，并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性去完成的。此后因心脏病影响，他才放缓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学界通人称一位大学问家为通人，要看他成名成家、盖棺定论时，有几个“家”可以得到公认。就学界而言，王云五先生许多领域内都称得上优秀的专家。其一是出版，这里说的不单是商业问题，也不单是企业经营问题，而是王先生把出版做成了学问。比如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云五检字架、图书

7、影印法等等，都是极好的范例。进一步，它对与出版密切相关一些学科，诸如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百科全书理论等，都有深入研究。其功力之深，涉猎之广，都是今天许多出版人无法做到的。比如一九三七年，他为出版“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曾经著文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论说文化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料之丰富、中国文化史料之缺点、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外国学者编著之世界文化史和编纂中国文化史应用如何方法。其中列出欧、美、日学者论说中国文化史著作二百三十四部，还详细介绍了法国“人类演进史丛书”五十巨册，以及英国“文化史丛书”拟编二百余种的计划、分类和书目。最后列出拟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八十种目录。这套书出版后影

8、响巨大，无需多言，只是王先生为这套书的启动所做的功课，实在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还有他为出版“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山大词典和“国学基本丛书”等所做的研究文章，都大有可以圈点之处。其二是翻译，王先生英语好，我注意到他一生中三次比较集中的翻译活动。第一次是他十七岁时，就为上海南方日报翻译文章。第一篇是雨果可怜的人节译本，数千字在报上连载。此后以隔日千字为度，翻译有关世界珍闻，继续了二三年之久，署名曰出岫或岫庐。第二次是一九二零年，王先生为公民书局主译“岫庐公民丛书”，分国际、社会、政治、哲学、科学、经济和教育七类，他首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后来每月出版两种，先后出版二十余种。第三次是一九

9、四九年他来到台湾之初，创办华国出版社，以译书为主，他自己也参加翻译了许多书，如工业心理学、波兰怎样变成苏联卫星国、现代武器与自由人、俄国人眼中的俄国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等，署名曰龙倦飞，取意于“龙从云”，以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其三是著述，王先生一生忙碌，他学术著述的高峰期，发生在一九六三年他退出政坛之后。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他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写了一千多万字的著作，涉及论政、论学、论管理、论世局、论教育、论国是、论经济、论为人等，还有回忆录。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卷和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卷，他原本还要续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由于年龄问题，壮志

10、未酬。这些大著有两点引起我的思考。一是写法，王先生采取纵横交错的方法，先是以人为纲，罗列出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摘录他们的言论，并加以点评；然后再以事为纲，将那些思想归类解说。王先生著述始终坚持“述而不作”古训，大量摘抄古人言论，足见他博学强记。但如此写法，与时下既定的学术专著格式大相径庭，我甚至想到，会有人质疑其是否为学术著作。二是选取人物，王先生选取的古代人物与通常学说大同小异，但他选取的民国政治思想家只有五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张嘉森；他选取的革新时代的教学思想家也是五位：张之洞、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如此框定与论说，就很值得我们阅读与思考了。其四是企业管理，王先生有“中

11、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称号，原因是他最早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中国。那是在一九二九年，王先生刚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职务上卸任。翌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先生突然病逝，张元济先生等人力主，请王先生回来出任总经理。开始王先生再四推辞，后来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取消现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为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立即出国考察半年，回国后实行负责。没想到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这苛刻的条件，王先生在半年的时间里，访问了日、美、英、德、法、比、荷、瑞、意九国，参观了近百家企业工厂，咨询管理专家六十余人，阅读相关管理期刊无数。回国后向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方法计划，率先在商务印书馆推行。其间虽然遇到困难，但王先

12、生此举，已经奠定了他开创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先发地位。其代表作为论管理与论经济两部著作。其五是教育，王先生在岫庐八十自述后语中说，他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前已叙及，王先生早年即从事教育工作。到台湾之后，直到晚年，他在从政之余，还兼职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典籍研究、现代公务管理和中国行政问题研究等课程。曾指导硕士、博士论文三十余篇。台湾最早的五位法学博士周道济、雷飞龙等，都是他的学生；还有金耀基先生也是他的博士生，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本思想之史的发展。又由于王先生最早倡导中国设立博士学位，所以有“中国博士之父”的称号。说到博士学位，王先生八十二岁时，被韩国建国大学颁赠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风趣地说

13、：“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韩国学校提前来信要尺寸，为我订制博士服。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他们做的袍子顶合身，帽子太小，他们没想到这个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去韩国领取证书时，韩方同意资助他带一位秘书陪同。他不肯，坚持只身前往。他安全归来后，还与夫人开玩笑说：“古语说，七十岁以上的人出远门要带着棺材，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事业巨人王先生一生，一直在商政学之间游走。说到商业，人们一定会说到出版，一定会说到商务印书馆。这不奇怪，他十八岁正式就业，到九十岁工作七十余年，有四十余年都花费在出版上，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是创建最早、

14、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抗日战争之前曾为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徐有守语）。王先生自一九二二年由胡适先生举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六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九六四年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直至终年。王先生回顾往事，多次提到他曾经四度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危机，实现复兴。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击上海，重点攻击商务印书馆总馆、总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至全毁于火。时任总经理的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

15、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张先生还有言曰，高梦旦先生当年引云五先生入商务印书馆，卒成为商务书馆的救星。第二次危机是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沦陷区逐渐扩大，多数分馆先后陷敌，财产损失惨重。第三次危机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香港，使抗战四年间商务印书馆印刷重心之香港印刷厂陷敌，财产损失奇重。在此期间，王先生为之殚精竭虑，一次次拯救商务印书馆于水火之中。比如第三次危机后，王先生从香港来到重庆，当时商务印书馆重庆

16、分馆存款只有十三万法币；到五年后抗战胜利，现款已经达到四五亿法币，成就巨大。所以当王先生提出辞职时，张元济先生写信挽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已之计划也。”第四次危机是一九六四年王先生辞政后，不顾七十六岁高龄，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在他的主持下，一年后就使营业额增长了四倍，盈余增长了二十多倍，一年出书近三千种，而此前十六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总共出书才七百余种。就企业经营而言，王先生确实是一位奇才。另外他到台湾后，很看重基金会之类的社会活动，做了许多有影响的事情。略举几例：其一，一九六零年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投资一千万成立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董事长，第一届特殊贡献奖授予吴建雄博士。其二，一九六四年台湾为举行“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成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