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word论文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憧憬中国哲学专业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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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word论文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憧憬中国哲学专业论文

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憧憬

摘要：

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伟大变革。

牟宗三明确地认识到：

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大主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哲学地反省了以儒道释为主的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系与哲学家；认为中国哲学的重建必须哲学地建立，力倡中国哲学走一条自创系统，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坚信中国哲学所走的这条道路完全可以成为且代表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世界未来的哲学不应该由西方哲学来主宰，而应当是东西互放光亮，互相辉映，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

牟宗三中国哲学哲学地重建哲学系哲学家世界未来哲学

牟宗三提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具有双重的背景和意义。

一方面是相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的哲学传统来说的，另一方面则是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相比较，以近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而说的。

相对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说，中国哲学必须哲学地反省自身和哲学地重建，才会有进一步地发展；相对于近现代西方哲学来说，中国哲学必须哲学地建立起来，才能走向世界，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有未来的拓展。

因此，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伟大变革。

牟宗三明确地认识到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重大课题及其重大意义，他哲学地反省了中国哲学，以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地担负起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时代使命──牟视之为哲学家的“天职”。

（1）

一、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

牟宗三在他八十岁生日的宴庆上说：

“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

’”

（2）对牟宗三来说，反省中国的文化生命主要就是反省中国哲学。

反省中国哲学，必须以承认中国有哲学为前提。

在这一前提下，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哲学”，必须弄清中国哲学的问题，必须分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特质、重心及缺陷的区别，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哲学在未来的拓展寻找合理的根据与丰富的资源，因此必须重写中国哲学史。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反省，正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哲学的深入透辟地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他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的。

从1953年开始，牟宗三先后出版《荀学大略》（民国42/1953年，后编入《名家与荀子》），《王阳明致良知教》（民国43/1954年），《魏晋玄学》（民国51/1962年），《中国哲学的特质》（民国52/1963年），《心体与性体》（三册，民国57－58/1968－69年）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心体与性体》第4册，民国68/1979年），《佛性与般若》（上下册，民国66/1977年）、《名家与荀子》（民国68/1979年），《中国哲学十九讲》（民国72/1983年），以及发表相关的论文和讲演录多篇。

其中，尤以《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心体与性体》（共四册）、《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十九讲》五书为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3）在五书中，学界对前三大部著作有极高的评价，（4）同时也引起许多争议，但是即使对牟宗三的观点持严历批判态度以及不喜欢他的人，如像罗光、林毓生、方东美等人（5）也肯定了它们的学术价值。

在三大著作中，又尤以《心体与性体》的影响为最大，被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的伟构”（6），“里程碑”式的巨著。

（7）方克立先生指出，这部著作（包括《从陆象到刘蕺山》）“对宋明理学诸大家的分析研究确实是比较细密深邃，相对而言，唐君毅专门论述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在观念之清晰和理论之深度上都显然要逊色一些。

”（8）在这些著作中，牟先生本人最得意的却是《佛性与般若》，也是一部“令人为之叹为观止”的伟构（9）。

殊为特别的是，在五书中，唯一只有《中国哲学十九讲》是一部以哲学问题为对象的通论性著作，虽然是“讲录”，但却在牟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至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则主要是从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来阐示中国哲学的特质，揭示了中国儒学“即内在即超越”与“即宗教即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奠定了牟氏的“道德的形上学”──“无执的存有论”的内在的两大基本原则，在牟氏的哲学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这本书已译成两种外文（韩文、法文）出版，也说明了它的重要价值。

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史是胡适、冯友兰独领风骚的时代，那么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后三十年开始，在中国哲学史这个领域中，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以外来看，能够扮演主角，独领风骚的人物当首推牟宗三和唐君毅二先生。

刘述先先生说：

牟宗三先生“把传统里讲得糊里糊涂的东西赋予概念上的确定性与清晰性”，“他是把中国哲学由主观体验转变成为客观学问的关键性人物”。

（10）郭齐勇先生也指出：

牟先生“创造性地提扬、体认、检讨、转换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核心价值和主要问题”，“他深化并丰富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内涵，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牌。

”（11）这是从两个角度对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贡献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当不是溢美之辞。

牟宗三在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与在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历程中，树立了他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观，他分别为哲学下过不同的定义。

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他明确地为哲学下的定义为：

什么是哲学？

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

（12）

在《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民国79/1990年）中，他为哲学所立的定义是：

（哲学）从关连著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

（13）

前一个定义是从人性来看哲学的，可以说是内在于哲学而就哲学自身而说的，它说明了哲学在本质上是什么，有什么特征，大致是三层意思：

1、哲学是人性的活动以及人性活动之所及；

2、哲学是对人性的活动以及人性活动之所及的反省说明；

3、哲学的上述反省说明是理智与观念的反省说明。

这一定义与牟在《圆善论》中依据康德的有关论述，把哲学叫做“实践的智慧论（智慧学）”（14），也是完全相通的。

这是值得留意的！

后一个定义是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哲学的，是外在于哲学来说哲学的，旨在说明哲学在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与对文化的积极作用。

这一定义，实际上是阐明了哲学的功用──至大之用。

从前一个定义，牟宗三批驳了“中国无哲学”的谬论，肯定和论证了中国有哲学，而且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由后一个定义，牟氏解释和说明了人类世界具有不同的文化系统，表现形态和问题。

换言之，人类世界的文化系统，表现形态和问题的不同是它们的哲学的不同。

两个定义表明了牟宗三看哲学的两种视角与两种方法。

当然，对牟宗三而言，这两个定义是完全相通相融的。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牟宗三讲哲学，或牟宗三哲学，都不离人性与文化。

事实上，离开了人性与文化就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可讲。

也就是说，人性与文化是牟宗三哲学或牟宗三讲哲学的两个基本的要件与特色所在，这是理解牟宗三哲学的一条内在的重要线索。

然而，把牟宗三那种宽泛的哲学定义与今天处于变化中的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因为今天的哲学，不仅是它的对象、问题和研究方法被改变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哲学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哲学越来越专业化了，哲学研究成了一种特殊的学术对话。

如果说牟宗三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在当代发展的巅峰，那么在现在的哲学境况中，牟宗三哲学以及它所代表的当代新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就不能不受到挑战。

这是不可不察的！

牟宗三从他的哲学观出发，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哲学”，简言之，中国哲学就是中华民族对自己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作理智和观念的反省说明，而且厘清了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思想脉络，分判出中国哲学异同分合的义理系统，抉发了中国哲学所涵蕴的问题，疏导出中国哲学的基本旨趣及其价值，从而衡定与开辟了中西哲学与文化融摄会通的义理规模与道路。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思想脉络的疏释，是与他的“儒学三期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他认为“中国哲学包含很广。

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

”（15）但是，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

（16）对他来说，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勿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展开与表现的历史。

它有三度大开大合的发展，晚周诸子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而成的原始模型，其中，儒家居于正宗地位。

孔子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的生命领域，重建了“道之本统”，诸子百家兴起，这是第一度的“开”。

孟荀承续孔子，维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典型的铸造时期。

由秦至汉，形成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的格局，而有汉帝国的建立。

完成了第一度的“合”。

所以，从晚周诸子到两汉，为中国哲学第一度的开合。

这一度开合的原始模型涵盖笼罩了此后的中国哲学的发展。

这就是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三阶段。

牟氏有三大部哲学专史对这三阶段的哲学思想相应地作了表诠。

此期的特点是儒家德性生命委缩，情意生命泛滥。

然而，道家的玄智玄理得到高度弘扬，佛教思想正式进入中国的文化心灵，中国文化的生命得到了充实而大开。

于是有第二度的合，出现了宋明新儒学，复活了先秦儒家的精神和智慧，发扬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文化意识。

但是，这个“合”不够完善，偏重于内圣一面，缺乏逻辑与知识论，没有开出外王事功的精神，此即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

自晚明至当代的新儒学，为第三度的大开合。

这就是自民国以来，当代新儒家继承明末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大儒，接继宋明儒学的“合”而引出的“开”。

这个“开”是儒家本身的“开”，即由“内圣”开“外王”，在文化生命的发展方向上是正确的，但顾黄王承袭了先秦儒家的直开方式，所以开不出来。

当代新儒家要以“曲通”的方式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要有一个“合”。

牟宗三说：

“我们要求一个大综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脉来一个大综合，是要跟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的科学、哲学、以及西方由各种因缘而开出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综合”，“这个大综和不是一个大杂烩，不是一个拼盘，它是一个有机的组织。

所以，大综和要从哲学上讲，它就是一个哲学系统，这个哲学系统就是沈有鼎所说的‘彻底的唯心论’”。

（17）依牟氏所说，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使命和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中国哲学第三度的“大合”。

中国哲学的三度大开合，依次递进，恰好表现为正、反、合的过程。

显然，牟氏是以黑格尔论哲学史的方式，描述和论证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脉络与一般轨道，这是他哲学地疏导中国哲学的发展，哲学地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一种表现。

无疑，牟氏对中国哲学发展轨道和脉络的这种“三段论”的描绘，也直接受到了沈有鼎的文章的启发。

哲学的精义是通过哲学问题来展显的，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必须疏导和把握中国哲学的问题，但是这项工作的难度殊大。

蔡仁厚先生指出：

“对于哲学的省察，不但要有慧识，睿见，而且还要有学力（质的意义之学养）。

否则，他的省察便只是一些浮泛的意见而已。

”（18）这段话的确精彩，中肯而切要。

以往治中国哲学的人不是未能措意于此，就是无法深入其中，揭示其哲学义涵，而加以系统地甄别和厘清，更遑论与西方哲学进行对比和考量，而求中国哲学向未来推展。

1937年，张岱年先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初稿）一书，开中国哲学问题（范畴）史研究的先河，可惜此书迟至1957年才正式出版，而直到1982年出版修订本以后，影响才逐渐扩开。

近几十年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此贯注心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海内外影响最大和最有系统性的著作，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方法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以外，无疑当以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和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19）居首。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主要有儒、道、释三大支，千头万绪，纷呈复杂，里边究竟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哲学有些什么不同，与中国哲学的未来拓展有什么关系等等，正就是中国哲学的精义与向未来推展的资源和根据所在。

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以及一些讲录，重要的诸如《中国文化发展中义理开创的十大争辩》（1986）、《中国哲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