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重新认识儒家读罢此文读懂一半中国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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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重新认识儒家读罢此文读懂一半中国历史
秦晖：
重新认识儒家（读罢此文，读懂一半中国历史）
2018-03-03驱动评论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儒家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儒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要用很短的一个时间，涉及到儒家的原初、历史和现状，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今天的演讲，恐怕只能把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观点的形式直接讲出来，一些具体的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了。
但是这不要紧，我讲完之后，双向交流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质疑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互动。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今天原初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到底他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
进入到秦之后，儒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
我把它叫做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
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从“引西救儒”到“西儒对立”。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一个话题，儒家是不是可能获得兴盛？
第一个问题，原初儒家主张什么呢？
-儒家的宗师到底是谁？
儒家最早受到官方提倡的汉代，当时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儒学的宗师到底是谁？
现在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儒学的第一号宗师，可是孔子本人，乃至先秦时代的这些儒家，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圣人的，这个圣人是“周公”。
整个先秦儒学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他们的理想是三代，而所谓三代主要是西周。
西周那一套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周公奠定的。
因此，不管周公在历史上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详考了，我们不知道儒家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有哪些是由周公真正开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秦儒家表述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是挂在周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论述的。
因此，我们谈到儒家就不能不谈周制，尤其是在东汉，古文经学兴起，曾经有一度周公的地位更高，尤其是周礼成为三礼之首。
后来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抬高，很高，应该说已经到了宋明理学时代。
本来意义上的儒学，它是以宣传三代，或者是宣传西周那些理想作为主要的内容，而以这些理想，当时被认为是奠基者周公作为尊崇的对象。
我们知道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儒家不断在讲，说是周如何如何的伟大，大家知道孔子有一次讲先秦不好，其中就提到说他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其他儒家不断地讲，所谓的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古儒，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人。
“三代”为盛世，为圣治；周公为极盛，为至圣。
此后则求“小康”而不可得，而如今则是“礼崩乐坏”。
这是儒家主流的看法。
后世人认为这是体现了儒家的批判精神，先秦儒家是不怎么歌功颂德的，到了以后才学会了歌功颂德。
先秦时代的儒家精神可以说是非常不满于现状，那么这种不满于现状，褒奖它的人认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精神，贬低它的人认为儒家是历史倒退。
大家知道，改革前批儒一顶最大的帽子就是儒家主张历史倒退，说他们整天埋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五四的时候鲁迅先生创造了一个文学形象，叫做“九斤老太”，整天埋怨现在，什么都不如前。
当然鲁迅先生是以此来意指儒学的传统了。
不管说它这是历史倒退论也好，说它是社会批判精神也好，总之古儒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人，我这里说的是古儒。
孔子号称是“述而不作”，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不太准确，其实孔子当然是述了很多，他培养了很多学生，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但是孔子的文字贡献应该说也是相当大，不过他的贡献主要不是著作，而是整理周代的典籍。
在这里我要说，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确认为古儒的贡献就是发扬光大西周的文明，那个时候人们并不太重视孔子自己到底讲了一些什么。
刚才很多先生都问我最近非常火爆的于丹关于《论语》的解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其实我说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是不是准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论语》在儒家体系中是不是有那么高的地位。
在宋明理学兴起前，人们基本上提到的就是六经，当前传统的儒学当然认为孔子讲的话也很好，从司马迁的《儒林列传》中说到孔子的贡献，根本没有提到《论语》。
他说孔子的这些整理，其“辞微而指博”，也就是说孔子本人并不做什么论述，他是通过对西周典籍的整理，在字里行间体现他的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说古儒他追求什么呢？
我这里倒不是说《论语》这部书就没有它的价值，这部书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而且有很多，不管是什么家都是适用的，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但是作为古儒时代的特点，作为古儒那一套价值观与别人不同的，我这里要强调我们看任何一个学派，都主张要看它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是不是儒家的特点，恐怕就很难说了。
儒家它的古儒经典就是“六经”，现在六经看到的原本，不管和西周的东西有多大的距离，至少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孔子的原著，而是孔子整理的西周典籍。
因此古儒实际上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努力复兴西周价值的这样一个学派。
离开了对西周这一套的分析，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古儒的。
-西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以前我们的历史，对西周社会有很多争论，有人说它是奴隶社会，有人说它是封建社会，有人说它是氏族社会晚期，但是这些争论更多是以一种以论带史，将西周的事实往现成的理论里套，我就不想涉及这些东西。
西周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社会组织带有很浓的血亲的性质。
孟子有一句话，说理想的社会就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服从我们的家长，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好了。
《左传》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当时社会组织的一个概括，不管是诸侯国或者是其他的，那就是“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因此西周是带有很浓厚血亲色彩的族群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理论的需要，对这个族群有很多分类，什么氏族、宗族、大家族等等，但是我说这是一种血缘纽带的结合，这种宗族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陌生人社会亲情，同时又存在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长幼、嫡庶序列。
但是这种不平等，或者说这种尊卑，它不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熟人社会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不能离开血亲组织的亲情，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大的社会结构呢？
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周天子，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周天子和秦始皇是完全不同的。
周天子他下面不是官僚，秦以后有了官僚，但是在西周这个时代，周天子他直接控制的只是周族的这样一个势力，然后他把周族的一些子弟，乃至于周族结盟的一些，我们称之为友好的氏族的一些人，分封到各地，然后他们又按照这个原则继续进行分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这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放大。
这种等级关系，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家族，辈分、长幼、嫡庶系列，这个意义上周天子的确是受到尊崇，但是这种尊崇主要是伦理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科层组织上的最高首长，这跟秦以后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理解呢？
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子弟”是必须尊崇“家父”，不能摆脱家父的束缚，就这一点来讲，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这些观念，那个时候不适用。
但是家长对子弟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家长不能任意任免、解雇子弟，这一点跟现在的上下级关系不一样，现在我们的首长是可以任免下属，企业的老板可以雇佣或者辞退员工，但是父亲能解雇儿子吗？
这种纽带你摆脱不了，对双方来说都是摆脱不掉的。
也就是说，子弟就是子弟，他对于家父是有依附关系的，不是平等关系，但是他不是下属部门，更不是奴仆，这是一种亲缘关系。
-西周社会：
亲缘关系与小共同体
在亲缘之外，当时也有非亲缘的熟人圈，我们把这个圈子叫做“小共同体”。
所谓小共同体，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互相认识的，他们不是陌生人，他们都是熟人。
由于是熟人，由于他们长期要呆在一起，不断地打交道，因此就带有熟人社会的一些特征，我把它称之为“拟亲缘特征”，虽然他们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他们有一种拟亲缘的依附关系。
人们处得久了，会有情感纽带，这跟陌生人不一样，如果抛开情感因素，仅仅从经济人的理性关系来说，熟人关系跟陌生人关系也不一样。
在经济学上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信息对称，就是我们是熟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彼此都比较了解，而且我们要长期地打交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人一走茶就凉，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长期打交道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你当然就不能一锤子买卖。
这和社会扩大了以后不一样，社会扩大了以后我们不认识，都是陌生人，县太爷就不可能认识我，但是我的父母当然是认识我的，我的直接的小领主也是认识我的。
因此，那个时候除了家属、家族之间的关系外，还盛行一种恩主和门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具有直接交往的依附关系。
说的不好听一点，也就是主奴关系，但是这种主奴关系，因为它是一种长期的依附，所以它是带有某种情感纽带的，或者说是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很难像后世的官僚那样。
我们知道后世的官僚，官僚是腐败的，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而且有些官僚管辖很大，和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直接的认识，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誓为知己者死等，在陌生人层面是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但是当时的恩主和门客是有这样的依附关系，所以当时有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
那个时代，这种所谓的侠客伦理，什么叫做侠客伦理呢，就是你对我有恩，我就要报答，所谓知遇和报恩之间的伦理很发达。
我们知道这种伦理它只能建立在熟人社会，聂政、豫让、要离、专诸乃至荆轲，均为报恩主知遇而刺国家显贵。
大家都知道一个豫让的故事，这个人也被后世奉为有德者之一，他们往往都是为了报答小共同体中的恩主而去刺杀国家的显贵。
那么为什么要去刺杀呢？
原因就是据说这个恩主对他们的确有他们所理解的大恩。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豫让的故事，豫让付出极大的牺牲谋杀赵相子，有一次赵相子抓住了他，说你不是只有一个主人，这之前你还投奔过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都被智伯杀害了，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做呢？
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
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西周社会结构的三个特点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在熟人圈中的确容易形成，但是在陌生人中就比较难形成。
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我们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亲亲高于尊尊，也就是说熟人之间，小共同体内部的这种关系，高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孟子说“爱有差等”，他非常反感墨子的主张，孟子是主张爱有差等，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长，都有我们的亲人。
至于我们的家长，他自己又有家长，我们的主人又有主人，主人的主任的主人，一直到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和我没有关系，诸侯和我也没有关系，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人。
我们知道，这是封建社会的，我这里讲的封建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就是古汉语中的封建，欧洲中世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状况。
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有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还有一句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周天子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诸侯要尊重周天子，诸侯也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卿大夫要尊重诸侯。
后世很难理解孔子说的“尊王”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孔子是非常不满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可是后来有人说孔子的“尊王”是假的，为什么呢？
明治维新时期，很多日本学者曾经骂孔子，说孔子不忠，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们说你看，孔子周游列国，他就没有忠于那一个国家，他不忠于诸侯嘛，谁愿意用他，他就到哪里去。
那么，他忠不忠于周天子呢？
那些人也说他不忠于周天子，他周游列国，到了离周天子很近的地方，为什么就不去朝见周天子，而去见诸侯？
其实，我觉得你要了解当时所谓“尊王”是什么意思，就会知道孔子这样做是很自然的。
孔子当时主张的就是诸侯不尊王，陪臣不尊重诸侯，乃至一般的老百姓不尊他们自己的家长，至于你不是诸侯，实际上你是没有尊王的义务，孔子本人不是诸侯，甚至也不是卿大夫，所以用不着去朝拜周天子。
但是诸侯不朝拜周天子，受到他的强烈批评，陪臣不尊诸侯，也受到他的强烈批评，但是他自己不是陪臣，所以他自己可以没有诸侯这样的义务。
因此孔子的“尊王”，和我们后世秦以后讲的忠君爱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这样，所以先秦的这些儒者，他们都有很多言论，说孝比忠更重要，我可以为父亲而得罪皇上，绝不能因为皇上而得罪父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齐国的国王曾经问一个儒者，说皇上和父亲哪一个更重要，这个儒者回答父亲更重要。
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子，我如果战死了，就没有人对我父亲尽孝了，所以我不能为国战死。
孔子说这个人道德高尚，然后他向鲁君推荐，说你看这么道德高尚的人不重用，你重用谁啊？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小共同体的本位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方面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大家知道伍子胥的父亲被国王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报父仇，甚至可以引进敌国的军队，把自己的祖国给灭掉，楚平王已经死了，还挖出来掘墓鞭尸。
但是伍子胥在那个年代被公认是贤人，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应该，而且很多儒者把伍子胥当做是有德者。
像这样的现象，在当时那个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这种价值，也的确可以维系当时的社会。
我不尊重周天子，只要诸侯尊重周天子，这没有什么关系，周天子他也指挥不动我，周天子也不可能任免诸侯，大家知道诸侯要尊重周天子，但是诸侯并不是官僚，诸侯并不是周天子能够任免的，诸侯是世袭的，这就相当于父亲不能任免儿子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传统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
关于性善论，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有无数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老实说根本不是一个从逻辑和经验上能够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举例子，这个社会上性善、性恶的人都有，比如有人说有雷锋同志，那性恶论是错的，还有人说有王宝森，那性善论也是错的。
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社会一定有性善的也有性恶的，但是把古儒的性善论，放在那个小共同体血缘亲情中理解，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人是不是与人为善呢？
陌生人很难说，但是亲人中间，甚至你不能说是一种人性，连动物都是这样，虎毒不食子嘛，这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所以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谈性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既然你假定是性善，那么你当然就会相信教化的重要，人都是会学好的，相信伦理的重要，相信我可以推荐好人，所谓荐贤制。
而且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小共同体中的评价，也就是说你所在的熟人社会对你的评价，这就是儒家经常讲的乡举里选。
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你在村子里，在你所在的这个熟人圈子里有没有德望，有没有人缘，是不是德高望重，这一点很重要。
后世就不一样，比如说科举考试，完全就不考虑这些，那就只要是文章写得好就行，至于你在当地是不是德高望重，乡举里选已经没有了。
在一个大国家内，我们说凭道德取人很难，但是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
因此，性善论、教化论、乡举里选等，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它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第三，那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应。
这里我要说儒家没有平等的观念，但是儒家说的那种上下、尊卑是和责任对应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儿子要尊重父亲，但是父亲一般来说对儿子都是有责任的，有养育之恩。
老实说，即使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
那么这种权责对应，我们知道在陌生人社会中，它是很难仅仅靠道德来维持的。
但是在熟人社会中，尤其是在亲人中，往往血缘亲情就可以保证权责对应，而不需要特别设置制度约束。
比如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国家需要民主？
为什么国家需要宪政？
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无法保证统治者滥用权力，无法保证统治者不负责任。
但是，我要说，即使是盛行宪政民主理念的西方，大概也没有谁会主张在一个家庭内部，父亲要靠民主选举产生，或者在家里要搞三权分立，西方也是没有的。
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如果共同体足够小，亲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大了就不行，陌生人社会那就不行。
可是在小共同体中，不需要制度约束，这个亲情、伦理可以解决问题。
-儒家所设想和捍卫的社会秩序
儒家所设想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父权负责的统一体，父亲有权利，但是也有责任，就是我说的父亲不能开除儿子，父亲就是要养儿子，你对子弟负有责任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儒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
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是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权责对应原则中，可以推出来那就是你不尽责，你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说得简单一点，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我前面说的豫让那句话，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
那个时候人们说尊君，尊重自己的主人，是以主人尽责任为前提，如果你不尽责任，我没有什么理由要尊重你。
因此古儒就有我们所谓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但是有没有坏父亲呢？
当然有，但是毕竟比较少，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爱子女的，把子女当做奴隶来买卖的，这种有，但是的确比较少。
可是到了陌生人社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儒家反反复复的说，君要向父亲学习，臣要向儿子学习，君臣应该向父子学习，但是这只是应该而已。
儒家自己也知道这往往是做不到的，做不到怎么办？
他们当时没有设想出一种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做法，但是他们设想就是做不到我就不承认你。
不过如果这种做法真要实行，这个社会不容易稳定，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不停的造反嘛，出现一个坏皇帝，我们就造一次反，这个社会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后来的民主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安排，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制度的约束，建立权责对应。
我们可以说儒家从周，孔子述而不作，毕生精力用以整理周籍，这体现了儒家与周制的密切关系。
但是在西周并没有儒家，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价值、一种规则普遍的被认为是常识时，人们不需要为它进行论证和辩护，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讨论人为什么要吃饭，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有神经病，这根本不用讲，谁都知道人是要吃饭的。
在族群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人们都习以为常，没有产生儒家的必要。
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讲得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不和谐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已经非常和谐了，老实说那个时候的人们大概就不讲和谐社会了，更没有所谓建设和谐社会的说法了。
讲和谐社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儒家也是一样，在西周没有儒家，因为那一套东西，当时是习以为常，没有必要把它理论化。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已经不行了。
小共同体本位那一套东西已经处在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那个时候捍卫古制的人，就需要把古制理想化、理论化，以求“兴灭继绝”，因此就产生了儒家。
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儒，是在族群社会崩解的时候，当时人们为了把一部分，维护族群时代的价值观念的人，把当时的理念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学派。
这个学派出现时，这一套制度已经不行了，两个因素。
一个是铁器牛耕的出现，小共同体内部出现了个体性，个体耕作、个体经济开始成为可能。
另外一个方面，在外部，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是一个兼并时期，兼并战争就要求国家集中人力、物力，一切为了战争，那个时代是一个所谓军国时代。
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成为贬义词，但是在清末到五四时期，军国社会是一个褒义词，晚清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要富强，要建设军国社会，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军国社会，军国社会国家要集中人力、物力，要强化它的权力，这让小共同体的自治就显得不可能。
于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用伪个人主义来解构小共同体，那个时候的君主就很喜欢强调你要忠于我，而不能忠于你的父亲，就是强调忠高于孝，而不是孝排第一。
那个时候的法家骂儒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儒家影响下会造成一种现象，人们勇于思斗、怯于思战，为自己的家族、小共同体而斗，大家知道伍子胥就是勇于思斗，因为他要为父亲报仇，还有刚才提到的豫让、荆轲等等，所谓思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说为了小共同体。
那么人人都为小共同体，这个国家就无法统和，因此他们说儒家造成的后果是勇于思斗、怯于思战，所谓思战，就是要让这些人为国家、为君主打仗。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就产生了。
我们说儒家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孔孟和他的那些弟子，好多都不是贵族，孔子本身他的祖先是宋人，他的祖先是从宋移居过来，他的早年相当的落魄，而且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也有做商人的，比如说颜回，他最欣赏的学生，据说是居住在陋巷，肯定是一个穷人。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平民自认为当时的贵族已经堕落了，而复兴贵族精神的使命寄托在他们这帮平民的身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力图挽救贵族传统的平民先知。
当时的古儒是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的，当时法家要想统一，儒家是认为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且认为应该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八百诸侯的小共同体时代。
孟子说“国虽百里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搞那么大？
他们以一种王道，所谓王道，就是我前面讲的长者政治，父权和父责相对应，他们以王道反对霸道，霸道是强者政治，以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
现在有些人说儒家主张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儒家有很早的民主精神，比如说民贵君轻。
其实在我看来，我这里说的是古儒，儒家他们的理想，应该说不是专制帝制，秦始皇那样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民主的理想，他们理想的政治就是贵族政治，所谓周制，就是一种贵族政治，用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
在传统时代，其实贵族政治本身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而且贵族政治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往往可以成为宪政和民主产生的土壤。
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英国的所谓大宪章，大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贵族政治，贵族限制了王权，就产生了大宪章。
所谓如果要说贵族政治，它对限制君权有一定的政治作用，乃至在一定的适当时期，对产生民主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主张民主，这完全是不同的。
-从儒家的反对看儒家的主张
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儒家反对什么，当时的儒家反对过很多，但是他们最激烈反对的，在孟子那个时代，就是杨墨两家。
孟子激烈地批判，认为他们就是禽兽，认为杨墨两家是禽兽也，为什么杨墨两家令他那么愤怒呢？
原因是杨子鼓吹个人主义，墨子鼓吹普适主义，这两者都对小共同体构成威胁。
孟子在批杨墨的时候，提到一句话，“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这句话后来有人叫做“杨进墨远”，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
按照后人的解读，人们往往认为墨家是过分的理想主义，号称是为了天下我可以舍身往死，孟子为什么会认为杨子比墨子的错误还小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从孔孟那个时代，儒者的小共同体本位立场看，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所谓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实际在当时讲的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应该不应该，而是指谁有权利，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好事嘛，谁认为不应该呢？
其实杨朱也不认为不应该。
但是关键在于，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这个权利归谁，谁有权利拔我一毛又是一回事。
老实说，如果我愿意何止拔一毛，为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前提是我愿意。
你能不能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呢？
如果可以那是什么道理？
那是因为一毛很小、天下很大是吗？
如果这个理论能成立，我同样可以为天下折你一臂，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你一头，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掉十万个人、一百万人，因为跟天下相比，他们都是少数，我甚至可以以利51%的人为由，杀掉49%的人，那还得了吗？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
谁有权利为呢？
杨子说我有权利，我的一毛我来作主，你们谁都不能以什么理由来剥夺我的权利。
我如果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我的事，但是你不能说以大理想，就将我的权利剥夺掉。
墨子说不行，为了天下你就是应该做出牺牲。
孟子认为这两者都不合适。
赵歧有一个解释，他说虽然杨朱为己爱身，这不太符合儒家说的我们要以小共同体为本，但是他说杨朱尚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
在孟子看来，你的一毛不属于你，这是他不同意杨朱的，但是也不是属于国王，也不属于国家，你的一毛属于谁呢？
属于你的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如果没有父母的同意，你没有权利去拔或者不拔你的一毛。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是不该为，而是不敢为，在孟子看来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个人，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小共同体。
所以墨子没有父母，在孟子看来大逆不道。
杨子他爱护自己的一毛，如果是基于父母的意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意愿，那当然就不行。
因此在这个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是邪说。
当时的儒家的一个特点，在小共同体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国家主义，一方面是伪个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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