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仕女图》再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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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花仕女图》再探索

《簪花仕女图》再探索

　　《簪花仕女图》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上的一幅杰作,但关于其成画年代,目前的研究多有争论。

本文试图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的基础上,对其时代风格进行考辨。

　　关键词:

《簪花仕女图》　时代风格服饰

　　《簪花仕女图》以下简称《簪花》,绢本设色,纵46公分,横180公分,传为唐代周?

P画。

全卷描绘女子后庭采花、漫步和戏犬的情形。

　　清代安岐于《墨缘汇观》中记载此图作者为周畴。

　　周?

P,中唐画家,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擅长人物画,尤工仕女题材。

其画主要表现贵族生活,《宣和画谱》载其作品有《游春仕女图》、《杨妃出浴图》等,所画仕女“初效张萱,后则小异,颇及风姿”、“以丰厚为体”、“衣裳简劲,彩色柔丽。

”…

　　从题材和画风来看,《簪花》的确有和画史记载相合之处,但定名周?

P,疑问甚多。

《簪花》并无作者款识,《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对周?

P仕女画画风记述甚少,不能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现存传为其作品还有《挥扇仕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调琴啜茗图》（辽宁博物馆藏）,此二卷与《簪花》画风相异。

另此卷南宋前收藏流传过程未见诸记载,《宣和画谱》与《宋中兴馆阁储藏图书记》都记载周?

P仕女图,但其中没有内容叙述,不能确认此幅即是其中之一。

　　现存归属于周?

P名下的三件作品中,《簪花》艺术水平最高,如果它与周?

P有关的话,则可大大加深今人对唐代绘画的了解。

从1960年起,不断有学者就此进行讨论。

关于《簪花》的年代归属,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唐代说,二是五代南唐说,三是北宋说,且学者多倾向于前二者。

　　关于《簪花》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特殊的人物造型呈现的年代特征上。

笔者对《簪花》中仕女服饰典章进行梳理后,发现图中人物的衣饰整体上是唐制,但局部细节又显现出宋代特征。

可以说《簪花》一图融会了唐宋两代的文化因素,应属据唐底稿增饰的宋代摹本。

此外笔者据出土实物和历史记载,认为底稿产生年代仍应在中唐时期。

现分析如下:

　　一、仕女首饰

　　对于《簪花》的仕女造型,笔者首先想谈谈画中人所戴首饰。

五代南唐说学者提出《簪花》中仕女所戴的头饰和套钏都接近较晚的形制,其实不然。

五代南唐承唐制,因此两者的饰品风格非常接近,虽然较易混淆,但还是可以从细节之处加以区分。

（一）南唐“金镶玉步摇”与《簪花》仕女的头饰

　　1956年,安徽合肥西郊南唐墓出土步摇两件。

孙机先生认为这两件步摇（图1）和《簪花》图中仕女高髻上的有许多组垂饰的大花钗（图2）有一致的时代特点。

　　安徽合肥出土的这件金镶玉步摇下垂的菱形银片确实和《簪花》图中的垂饰有相似之处,但《簪花》中仕女发髻上所戴头饰金花银片层层叠叠,是一组头饰而不是单独的一件大步摇,两者对比性很小。

这组头饰最上层是两只凤鸟,口衔垂坠,插在发髻顶部,风鸟下部的头发左右两边各缀有一金花,金花下还缀有垂着珠子的金叶子,这三层头饰通过细金丝连为一体,几乎将前额的立发盖满,很容易被看成一只大步摇。

上层的两只凤钗,一钗悬一组垂饰,是唐代常见的步摇形制,唐段成式诗曰:

“金为钿鸟簇钗梁”,与之正相符,这种步摇在唐代墓葬石刻和墓葬壁画中也比较多见,如陕西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和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

　　风鸟下的金叶和金花也是唐代很流行的“花钿”。

花钿在晋代即出现,唐代的花钿大多以金制成,所以又名“金钿”,如唐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

“美人红妆色正鲜,侧重高髻插金钿。

”。

花钿分大小两种,《簪花》中仕女的花钿应属小型花钿,和大花钿形式接近,张萱《捣练图》（宋摹本）中所绘一名女子,头上即缀满这样的小花钿。

另《簪花》图中步摇和花钿下所垂的菱形小片,也并不仅有南唐金镶玉步摇与之类似,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的鸳鸯玉头饰（图3）和其形式也很近似。

（二）“缠臂金”与“金跳脱”

　　《簪花》图中左起第一名和右起第二名仕女手腕上均戴有金质的套钏（图4）,孙机先生认为这种首饰是五代时才见于记载的“缠臂金”,其实例在唐代遗物中未获,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簪花》中饰品不具唐代风格。

　　《簪花》图中仕女所戴套钏确为“缠臂金”,其名最早现于《新五代史》。

但这种金条盘旋数圈的首饰出现很早,名称很多,“缠臂金”不过为其中之一,且出现较晚。

汉以前,这种饰品称之为“跳脱”,也作“条脱”。

唐代诗文中常见“跳脱”之名,如李商隐《中元作》:

“羊权虽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

”等。

这时跳脱的形制,从绘画和陶塑中也可见,1956年湖北武昌周家大湾隋墓出土一批女陶俑,手腕部均戴有跳脱（图5）。

初唐阎立本《步辇图》（故宫博物院藏）中宫女,也都戴有跳脱（图6）,此二者与《簪花》中的金跳脱很接近,说明了当时的习俗,也证明了《簪花》图中的这种首饰唐初即已流行,并非出现于五代之后。

　　（三）金发钗

　　除去前两种饰品外,笔者认为《簪花》中五名仕女头上所插的金钗尤其值得注意。

唐代高髻盛行,中唐以后,为适应高髻的需要,流行过一种固定发髻的极长发钗,钗头不饰花样,钗梁上刻有简单花纹。

这种类型的发钗在陕西西安、浙江长兴以及江苏丹徒的唐代遗址中均有出土。

江苏丹徒的唐代遗址中出土760件长发钗（图7）,长度基本在30厘米以上。

《簪花》图中仕女的金钗没入发中,长度较难看出,但固定如此高大的发髻,金钗的长度应该接近于中唐出现的长发钗。

　　（四）金项圈

　　与前三种饰品明显的唐代风格不同的是,图中贵族妇女所戴的云纹金项圈（图8）具有宋代的造型特征。

陕西省耀县柳林唐代窖藏曾出土过一个银质项圈,但式样简单且无任何花纹。

《簪花》图中项圈式样目前在唐代绘画和唐代出土文物中未有见到,但相同的式样的项圈（图9）曾在浙江宁波天封塔宋代地宫出土过一件。

另从敦煌唐代壁画和榆林窟五代壁画所绘妇女来看,唐妇女戴珠串于衣裹贴身部分,五代妇女多戴项链于颈部（图10）,未有扁项圈贴于衣上。

这种戴法多见于宋代实物如河南焦作金墓出土的女俑（图11）、邯郸峰峰矿区金代崔仙奴墓出土的红绿彩婴儿俑（图12）。

另图中仕女插戴的大花也具有宋代的服饰风格,因这种饰品和发髻结合紧密,笔者会在发式部分对其详细论述。

　　二、仕女服装与发型

　　陆游《南唐书》载李煜的大周后“创为高髻纤裳首翘鬓朵之妆”,五代南唐说学者常引此条记载与图《簪花》中仕女的高髻簪花和透明纱衫相印证。

这也是五代南唐说的支点之一。

但这条论据并不充足,笔者认为《簪花》中人物无论从服装还是发型都具有中唐风格。

　　其一,关于“纤裳”

　　“纤裳”汉代早已有之。

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一号墓出土过一件内衣,薄如蝉翼,仅重数克。

唐代纺织工艺较汉代更为发达,唐初各州贡赋的丝绸名目繁多,花式新颖。

及至中唐更甚,贞元时期,仅越州就进贡吴朱纱、花鼓歇纱等数十种纤纱。

中唐诗人白居易《杨柳枝十三韵》吟:

“罗薄透凝脂”,王建《宫词》“嫌罗不著爱轻容。

”贴切地形容了从中唐起纱罗等轻薄的织物盛行一时的情况。

《簪花》图中仕女所着绛色、白色纱衣的材质应为当时流行的轻容纱,《齐东野语》云:

“纱之至轻者日轻容轻容,无花薄纱。

”,轻容纱为丝绸贡品,《元丰九域志》“越州岁贡轻容纱五匹是也。

”这种纱也出土有实物,如1974年新疆吐鲁蕃出土的唐代“绛色轻容纱”,“天青地敷彩轻容纱”,跟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相比,更为轻柔精巧。

　　除了材质,《簪花》中大袖纱衫的式样也值得探究。

图中妇女纱衫袖长及地,十分广博。

唐初女装衣衫襟袖狭窄,从盛唐后式样开始宽大,《历代名画记》卷九述盛唐画家谈皎笔下仕女“大髻宽衣”,记载了这种流行趋势。

中唐后,女装更加肥大。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

“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

”白居易《和梦游春一百韵》云“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

反映了中唐时期贵族妇女追求宽大服饰的风气。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文宗曾传旨公主“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着短窄衣服。

”而开成四年（839年）,下诏禁广服,“以四方车服借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衣曳地不过二寸,袖不过一尺三寸。

”十年之间,妇女常服尺度达到须朝廷下诏有所限制的程度,可见其尺度增加之广,《簪花》中的大袖纱衫极有可能出现在这一浪潮中。

这种服饰风格随着开成年间唐文宗的服饰禁令和时装风气的改变很快就消失了。

　　其二,关于“高髻”

　　“高髻”之名,从汉代开始已有,其后历代文献都有关于高髻的记载,

　　《南唐书》未对大周后的高髻有详细的描述,因此难以和图中高髻比附。

　　《簪花》中的女子,基本上有两种发髻,贵族妇女五人属于一种,为前抛发的大髻,鬓角蓬松,整体高耸,似陡峭山峰（图13）。

孙机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这种发型“和南唐二陵出土的女俑发型（图14）完全相同,其‘云尖巧额’也几乎全无二致。

”此言差矣,将画中的仕女发式和南唐女俑相比,两者有近似之处,但也明显存在不同:

南唐女俑高髻没有鬓角,两耳的鬓环实际上是发髻顶部垂下来的装饰品,而且女俑发髻比《簪花》中要高,像一顶冠子一样扣在头上。

　　笔者认为《簪花》中仕女所梳大髻形似峨髻。

对这种发型中唐诗歌中多有描写。

唐李贺《十二月辞》:

“金翅峨髻暮云”,元稹《李娃行》:

“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

”对于这种发髻的实际描绘,在敦煌盛唐壁画《引路菩萨图》中可以看到十分近似的发型。

对于《引路图》贵族妇女的髻式（图15）,孙机先生曾做过考辨,认为它是唐代常见的髻式,似为“倭堕髻”和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鸟毛立女屏风》（图16）、西安鲜于庭诲墓女俑（图17）及长安县南里王村墓壁画中妇女发式相同。

　　孙机先生的考辨似有疑问,《引路菩萨图》中妇女所梳绝不是“倭堕髻”。

“倭堕髻”由两汉流行的“堕马髻”演变而来,晋崔豹《古今注?

杂注》载:

“堕马髻今无复作者。

倭堕辔,一云堕马之余形也。

”从这条文献上看,“倭堕髻”保留了“堕马髻”的基本特点,应是一种低垂、倾斜、侧在一边的发式。

这种发式在唐代诗文的描述中仍然是一种低髻,如温庭筠《南歌子》:

“倭堕低梳髻,连娟扫细眉”和《引路图》中妇女的高髻截然不同。

　　孙机先生对“倭堕髻”的描述混淆了唐代流行的“乌蛮髻”和“倭堕髻”,这是一种少数民族的发髻,清?

方亨咸《苗俗纪闻》:

“妇人髻高一尺,婀娜及额,类叠而锐,倘所谓乌蛮耶。

”唐代妇女梳此髻时对其进行了改造,形式如前孙先生所述。

“婀娜及额”这种形式在西安鲜于庭诲墓女俑,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鸟毛立女屏风》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和《引路图》中妇女的高髻不同,《引路图》中妇女虽然额前有小髻,但小髻随着左右两鬓的头发梳向头顶,并不是低垂向前。

而且头后部头发也是高高绾起,和《簪花》中妇女发式在整体造型上都是高耸呈立壁状。

两者鬓角相同,两鬓和脑后高梳的发式相同,虽然二者前额式样不完全一样,但《引路图》却提供了一个证明,即在盛唐时候,头发高梳如山壁的高髻已经存在了。

这种高大的发髻常常需要插发钗或发簪加以固定,敦煌盛唐绢画《引路菩萨图》中的高髻仕女逐鬓斜插三支金簪。

《簪花》中金钗也是这种插法,两者所插位置也基本相同。

　　另与《簪花》发型近似的并不仅仅只有南唐二陵出土的女俑。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

“的浮雕仕女图中仕女高髻（图18）和《簪花》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孙机先生将《簪花》中所绘妇女的发型称为“南唐式的高髻”,并不妥当。

而比较《引路图》和王处直墓浮雕中的仕女发式,两者不仅发式形同,连额发的装饰也很近似,都在接近顶部处插有小梳,

　　《簪花》图中仕女的发型和王处直墓仕女的发型应都是《引路图》中这种盛唐发式的变形。

　　南唐二陵女俑的高髻应是假髻。

盛唐以后,较为常见。

《杨太真外传》所称:

“妃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日:

“义髻拖河里,黄裙逐水流。

”当然,《簪花》中仕女也有可能佩戴假髻,但接近图中式样的假髻在唐代妇女的义髻实物中也有发现,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一件纸胎涂漆描花的假髻（19）,其造型与峨髻相近,额尖形状和南唐二陵女俑的发髻也十分吻合,该墓年代为盛唐,从另一面证明《簪花》中仕女所梳为盛唐后的流行发型。

　　其三,关于“首翘鬓朵之妆”

　　《南唐书》中寥寥数语,“朵”是否为花朵,不得而知。

但高髻插花这种形式早在南唐之前早已出现,如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即绘插戴花黄的女子（图20）。

开元诗人李白《宫中行乐词》;“山花插宝髻””,唐谢偃《踏歌词》;“风带舒还卷,簪花举复低。

”都描绘了唐代妇女髻上插花的习俗。

　　仔细探究仕女所插之花,笔者发现其与《簪花》一图整个画面很不协调。

　　第一,它和人物整体服饰风格相冲突。

《簪花》图中五名妇女全部高髻插大花,所插之花从图中来看应为真花,以大朵鲜花为饰品更接近宋代风格。

虽然簪鲜花在唐代已有,但唐代妇女头上的花饰鲜花较少见,流行的是花钿和和罗帛

　　制成的花冠,花钿出土实物多,花冠则可从《宫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摹本）、《调琴啜茗图》中看到,这种花冠一直流行宋代,但唐代的花冠形制较大,满罩在头上。

相反,妇女头上簪真牡丹、芍药在宋代极其流行。

王观《芍药谱》所载之花以冠子、楼子命名的有十多种,显然和簪戴联系在一起。

宋代不仅妇女喜戴花,男子也簪花。

重大节日和国有大事照制度大臣和帝王一同戴花,如《东京梦华录》:

“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狱观,……亲从皆顶毽头大帽,簪花。

”《武林旧事》中有诗描写宋代正月元日群臣的装扮:

“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

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宋史》、《梦梁录》还记载了礼仪簪花的官阶等级。

　　单从诗歌描述中很难推断唐代妇女所簪之花的大小,但从壁画中看,笔者认为唐代妇女所插之花较小。

如敦煌130窟壁画中的都督夫人王氏之女头上插有多朵小花,手中还执有相同的鲜花（图21）。

五代妇女所插之花依然较小,如麦积山五代石窟壁画中的一名年轻女子高髻插满白色小花。

及至宋代,所簪之花开始变大,宋代绘画中人物和出土陶俑头上多插大花。

如河南焦作新李村宋墓出土多件男陶俑（图22）,均在帽顶簪一朵大花。

另宋代杂剧百戏妇女头上也簪花,且形制很大,如宋砖刻杂剧人物丁都赛头插大簇花叶（图23）,又如宋代绢画《宋杂剧图》（图24）中妇女所戴的牡丹和《簪花》明显风格近似。

　　第二,它和人物衣着、背景花木在时令上相冲突。

图中仕女各簪牡丹、芍药两种春花,但身上均穿透明纱衫,一派盛夏炎暑景状,图中还有三名贵妇头上分别簪绣球花、荷花和海棠花,头插荷花的贵妇人手中执有一朵牵牛花,正准备用金钗插在头上。

这四种花全是夏花,和背景中的春花辛夷及两名贵妇发髻上插牡丹和芍药在开放时令上也有明显的矛盾。

如果将头上所簪之花略去,画面会变得比较协调。

　　关于画面的协调,这里不得不另外讨论背景中辛夷花的问题。

谢稚柳先生认为辛夷花和纱衣反映了江南早暖的物候。

但依笔者看来,江南气候即使较北方温暖,在春季穿纱衣仍很勉强。

辛夷先花后叶,而图中的辛夷花却花叶同茂,明显违反了这种植物的自然习性。

所以,

　　《簪花》中的辛夷花仅仅是作为装饰点缀画面而已,诚如徐邦达先生所言:

“本来在画家笔下是可以不完全按照客观对象一模一样描写的,王维画雪里芭蕉早己传为美谈,纱衣和辛夷花并见于一时,又有什么一定是地区之分呢?

”

　　回到仕女所簪之花,《引路菩萨图》和王处直墓浮雕中的仕女是不簪大花的。

而唐五代壁画中的妇女也是头插较小的花朵,为何独《簪花》图中妇女高髻插大花?

　　笔者推测唐代的底稿中妇女是不插花朵的,宋代临摹者依唐诗关于高髻插花的记载添饰发髻。

但宋代画家不似今日临摹者有考古的形象资料,便依当时的风俗添绘了各种大朵的时兴鲜花。

左起第二名仕女身上所戴金项圈应也是如此增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