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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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袁伟时

要了解新文化运动，最好的办法是读一读《新青年》，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更非读不可。

一篇是该刊的发刊词：

《敬告青年》（1915年9月）另一篇是三年后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

1、 “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

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

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把中国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量。

于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有沉痛的民族自省和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猛烈鞭笞。

最危险的是民情主义的煽情：

“以夷变华，国将不国”，“中国可以说不”，“后殖民”，“文化霸权”……“国情特别”，至少要在文化领域把大门关上！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它只能在自由交流，自由的选择中各所需，淘汰那该淘汰的东西。

在急需扩大开放，认真学习别国先进文化的今天，说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应在“超越”的名义下否定，不管用心多么善良，只能助长形形色色的文化锁国论者的势焰。

2、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他们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孙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教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从1915至1918年底的三年多里，它的基本口号是“科学与人权”，一般读者恐怕不甚了了。

两者是一致的。

陈独秀这里说的民主，主要是与“旧政治（特权人治）”对立的概念。

这就是《新青年》（《青年》）从创刊之日起就孜孜以求的法治的宪政。

在创刊号上，除了尖锐批驳筹安会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所谓理由外，还一再论证“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

“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

”（高一涵：

《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

不过，陈独秀笔下的民主是广义的。

因此，摆脱中世纪宗法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实现自由、平等和个性伸张等人权的内容，都在涵盖之列。

3、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姐，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中间环节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

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任何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必然伴随着一场思想革命，其基本内容都是推动人的解放，让中世纪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

早已有人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人的觉醒是真“民国”的思想基础；否则，法治、宪政都会化为一句空话。

新文化运动呼唤：

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成为自主、自由的人。

它首先是公民的人权诉求：

要有“自谋温饱”的经济自由：

“自陈好恶”的言论自由：

“自崇所信”的思想自由……。

与此同时，它又是现代道德的诉求:

“以自身为本位”，确立“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

为什么要如此猛烈、持久地批判以三纲为中;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

不摆脱它的束缚，就不会有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权，“以自身为本位”的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更不可能有民主一一法治和宪政。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

“立德立功，首当辩此”。

4、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丹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兴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网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忘作之风息焉。

”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举起科学大旗，主要作用有二：

一是公仅对流行已久的各式各样的迷信。

平民成姓对鬼神和“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根深柢固，知识阶层也不特别高明，沉溺其中者亦大有人在。

二是“一遵理性”的思维方法变革。

近年海内外一些学者把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说成是所谓“科学主义”,对伐不遗余力。

这些朋友忘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提倡科学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思想，学术自由，把科学与人权或民主看作不可分割的两翼。

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与论证宿命论的科学主义混为一谈。

韦伯一再指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

走出中世纪，思维方法必须实现“一遵理性”的变革。

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不过是忠实履行着它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看看百年中国，注视近50年的现实，“最高指示”和“经典”吞没理性的恶果历历在目，“官大学问大”仍是一些人奉行不渝的信条，科学一一理性的呼唤难道过时了吗？

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让中国人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

人权（自由、平等、以自身为本位独立人格），民主（法治、宪政），科学（理性）。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1999年4月14日原载《羊城晚报》1999年5月1日

（十）多元文化的自由论难

编者的话：

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袁伟时

历史己可确凿无误地写上：

新文化运动期间是否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得以自由论难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内部是多元的：

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其中且有多种复杂的排列组合。

反对阵营也是多元的：

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救世派，其化文化民族主义者，同善社及其他鬼神迷信组织……。

两极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与调和论。

他们凭藉各自的阵地尖锐，自由地辩驳。

个个自以为是，信心十足。

没有什么人或什么派自甘堕落，卑鄙告密，勾引，煽动权势者去消灭对方。

唯一的裁判是读者的自由选择。

鬼怪云集的《灵学丛志》（中华书局出版）是因门庭冷落，香火不继而不得不自行关门的。

它与《新青年》的读者群有很大差别。

后者对它的猛列批判究竟有没有或起了多大作用，恐怕很难说清。

凭吊当年硝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不是无是无非的混战。

反对白话为书面交往和文学创作主要言的诸公肯定错了。

言文合一，利国便民，为大众交往，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

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促成这一伟业，合当永志青史。

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尽管所持理由不一，就反对白话文而言，无疑都错了。

至今莫衷一是的似是两大历久不衰的追求。

一是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翻检当年献，触目皆是对社会不公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死亡军人约850万，平民纺一千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作为富强典范的欧洲百孙千疮，武装革命和平示威风起云涌。

从现象疑及制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

在西方“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都面临着转型期的混乱和痛苦。

军阀混战，工厂盛行着资本主义初兴期的残酷压榨，贫苦民游民化 。

面对如斯局面，中国人何以自处”？

这些世界性的难题，难为了剪下辫子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

“劳工神圣诞树！

”（蔡之培）、“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梁启超），“今后救亡之第一闻当从事于社会革命”（许德玲），“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俄国式的革命一一社会革命一一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

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识界菁英，异口同声争说“劳工神圣”、“社会革命”！

各人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是正义冲动推动下对世界“新思潮”的追逐。

他们期望的是在另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

他们大都是人文学者，笔力甚健；但通常对政治学，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和苏俄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深切的了解；加上当时虽有政党却没有健康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大体处于介绍输入阶段；于是，除了一些激进者走上与国民党合作动刀动枪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控讨或“第三种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义。

昔日辉煌与今日贫弱的反差一直困着19、20世纪的中国人。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突出地表现在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兴起。

开先河的是辜鸿铭。

早在1901年，他就毫不含糊地给东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

“……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

②辜鸿铭：

《尊王篇》、《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83页。

在辜老先生笔下，东西文化之争，是先进的东方与落后的奉行中世纪文明的欧洲之争；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与现代文明没有矛盾，而且蕴含着现代性的精髓。

他写道：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义定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一一率性之谓道。

”③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更气壮同河地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

中华民族一直是人民主的民族。

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

”④

尽管此老的这些外文著作在国内影响不大，在海外却颇有一些读者。

更重要的是他首创一个记录：

中国人以所学西学为工具，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性”。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仅就历史事实来说，毋庸讳言：

时贤孜孜 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研究，

不过是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

同时，辜鸿铭不是孤立的，各个时期都有同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而呼应者更大有人在，而就东方文化救④辜鸿铭：

《呐喊》，同上书第544页。

世论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梁启超和梁溟。

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立论：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家化的诚意。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这负四分之一的责任。

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进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

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⑤

两个都是世界性的难题。

实质是如何外理现代化与社会公正、现代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

时代变了，即使是东方文化救世界论的鼓吹者也多半吃过洋面包，西装革履，风度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