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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农民问题

法德农民问题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感到非常惊奇。

其实,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

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鲁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

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注:

德文原文是wird《gelegt》。

Bauernlegen〔驱逐农民〕是德国历史上放逐、剥夺农民的叫法。

(弗?

伊?

列宁在他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上加的注。

)],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

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

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

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像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

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记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东西都已改变了。

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亡和衰落。

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以廉价的粮食充塞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

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

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进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他们是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已成长起来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更加广阔而深刻了,它们已变成了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

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

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

社会党是以明确理解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而与其他政党不同,因此它早就揭露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

——这样一个政党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把注定灭亡的农民留在他们的伪保护者手中,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呢,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正如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着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

在巴伐利亚的某些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按地区而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使这种手工业有可能保持不然就会低得不能想像的低微工资,以保证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

在所有的农民当中,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并且一般说来不仅对于西欧是如此。

不,对于整个问题说来,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

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

因此,这个小农,也如小手工业者一样,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所以,这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

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罕有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属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是有三方面不同的。

第一,法国革命已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他保证了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

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古老公社土地的权利。

公社的土地一部分被他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用欺诈手段从他手中掠夺去了,从而现代的小农便丧失了不购买饲料而喂养耕畜的

可能。

而在经济方面,丧失公社土地使用权的意义,要比废除封建地租重大得多;无法喂养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地增长起来。

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

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

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他们所获得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他的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所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作为交换物的生产品或作为互助的换工。

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

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

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种情况结束了。

而如果说公社土地是农民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那末工业副业则是第二个基本条件。

于是农民每况愈下。

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愈来愈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

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

他为了保持他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说应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

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与这种成见作斗争呢,在不改变自己原来立场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提出些什么建议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予以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

[503]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

实行由工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工资最低限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其款项用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佃农也在内)提出的要求是:

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000法郎的土地,废除在土地转手时征的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Codecovil〔民法典〕第二一?

二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时了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

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

佃农调解法庭正在明显地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

农民合作社在莱茵河地区已经存在。

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

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别损害就可实现的。

我们说这一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决不是要责难它,——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越吃胃口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

当然,他们同时也感觉到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怎么可以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而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预防这种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财产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以及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绪论是这样开始的: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如果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那末,——至少在现代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estfatalementappeléàdisparaî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就会使无产者化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游手好闲的私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集体的或公有的形式——大地产,那末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所有者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的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个“绪论”。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一论点之后,应该添上一段,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

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愈来愈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所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

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

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都从未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形式存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个人占有本来就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

如果要引证纲领,那末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

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全然绝迹,起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

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

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获得一天安逸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

即使把民法典第二一?

二条删掉,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

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

在现代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的个人财产;社会主义的任务并非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是在于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

——上面已经指出过,说得如此笼统的后面这点,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

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错误想法,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私有者,把满身债务的私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私有者。

自然,社会主义是要设法使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的,但不是用这种方法。

无论如何,事情已弄到在纲领的绪论部分竟率直地宣称,仿佛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宣布社会主义的职责是在于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绪论委托社会主义“保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断言这一所有制“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

国库、高利贷者、新起的大土地占有者——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简单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者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所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小农的所有权。

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有时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站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去了。

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

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保护那些有时“剥削短工”——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呀~——的法国佃农。

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既已踏上了斜坡路,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来见法国社会党人,请求他们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张罗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方面加以保护,借口是说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收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方面的“剥削”,——那末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输入事项转交国家管理的建议)也派到他们那里去,借口说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并不像别人可能觉得的那样怀有什么恶意。

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

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的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农民必须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栽种甜菜:

他们得向一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得购买一定的种子,使用一定数量的严格规定的肥料,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无情的欺诈。

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是很熟悉的。

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率和明确地说出来。

这一段以它现在这种极为笼统的提法,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词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被用来做出不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末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歪曲的解释。

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

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

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

这里同样没有人们可能想像的那种坏意思;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只是没有考虑到罢了;但是可惜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上了当;要是有人在字眼上挑他们的毛病,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的补充。

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词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取得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

第一,市镇为此目的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交给小农支配。

这个进一步

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3000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许多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这一类的要求。

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真正意义被理解得多么不够。

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

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000万英镑。

其中有1350万至1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600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总合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

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

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

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000万英镑。

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000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吞没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作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大概自己也意识到,农民必得长久地等待这种税收改革,因此“暂且”(enattendant)向他们提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田;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有利的。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做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是颇得人心的,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

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给每个农民一年之内用一天以上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

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末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的法律制裁的。

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在特别需要贷款

时难于获得贷款。

“公费治疗并按成本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应召预备役士兵在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减低肥料、农业机器和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绪论的后面,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希望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的。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接近农民时,杠杆没有使对。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他们只有凭借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寻找根据,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诊断。

如果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

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维护一种自己宣布为注定要灭亡的事物);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共同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最后,或者对于小农只有很小的意义;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本身便改正了错误的引言,并把绪论中那些表面上令人生畏的响亮词句化为事实上极其无伤大体的措施。

老实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的教育和隔绝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支持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诺言,才能立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这就是说:

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

把佃农变成自由的私有者,而对于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私有者即解除其债务。

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

我们就没有解放农民,而只是把他们灭亡的时间延缓了一下。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

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

这种人应有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

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经济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所奏的是些什么样的调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

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是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寻找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

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末他们未必会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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