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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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
苏联改革的两面性：
从改革走向崩溃
M·坎加斯普罗
2013-1-1213:
51:
28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
【内容提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苏联突然解体了。
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带入了一场典型的革命性进程之中。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非常谨慎，随后逐步扩大到政治层面，并升级为激进的政治诉求和改革，进而持续升温成为一场革命性的大动荡。
旨在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苏联版“热月政变”由此出现。
实际上，前苏联的这场改革并不像当下一些政客抑或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所讲述的那样，是一场有计划的、有组织性的，旨在实现民主化、西方式的民主社会类型和市场经济的改革。
苏联的解体也并非因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苏联的经济早已是一潭死水。
苏联之所以会走向解体，主要在于其一系列旨在解决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改革准备既不充分，信息也不全面。
历史上不乏各种经意和不经意的结果，这场改革将苏联整个社会推入了政治经济不断沉沦的漩涡，引起权贵阶层尤其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执政者的不安。
这反过来又催生了一股压力，要求迅速纠正这些意料之外的结果。
从本质上说，苏联解体是这场自上而下改革的结果，这场改革的开始是由于部分苏联精英利用了苏联上层社会对激进改革以及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的诉求，然而却以整个社会体系的改变而告终。
【关键词】苏联改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6-0029-（17）
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这场革命，其演变的先决条件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已出现，理解这一点十分必要。
苏联精英十分清楚，持续十年的经济低速增长，使得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日益明显。
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美国，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落后感促使其精英乐于接受由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即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所提议的第一次改良。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契尔年科保守地接受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意愿，接着是安德罗波夫中意的继任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继任。
安德罗波夫的温和改革和契尔年科的保守表现使得人们不禁联想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
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已准备好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革的时机成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从安德罗波夫温和的改良走向激进的、有更多社会阶层参与的改革。
部分知识分子、政治经济权贵阶层，以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更为深远的改革。
这些改革最终导致了1990年8月的、类似于“热月政变”的短命的尝试。
“八一九事件”的发生成为鲍里斯·叶利钦于1991年12月给予苏联最后一击的主要推力。
叶利钦在其担任总统期间，希望通过“休克疗法”促使俄罗斯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从而可以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结果，新的社会体系催生出寡头治下的新兴政治精英阶层、和新的财团。
部分前苏联的权贵阶层华丽转身为俄罗斯的“新贵”。
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当选总统，开启其“热月复辟”时代。
在可与16世纪末期俄罗斯“混乱时代”相提并论的叶利钦时代结束后，普京的两届总统任期具有明显的、加强中央权力的半威权主义特征。
在苏联历史上，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世人所看待的那般非同寻常。
改革只是因应成熟的社会条件、政治进程而发生的，它这为那些能够抓住机遇、利用机会实现自身社会抱负的人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都具备这些特质，他们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执政，从而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第一种解释
苏联解体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极世界从此变为一极独霸，冷战也就此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曾写过一篇关于历史终结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讨论欧盟一体化和欧盟扩大的进程，尽管如今这一进程陷入了困境[1]，但在当时它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势发展着。
毫无疑问，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发了学术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他们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苏联政治社会进程、经济的作用、里根政府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戈尔巴乔夫的新型外交政策以及其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所奉行的新思维均在其中。
[2]
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发生的这一切，有一种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
由于经济停滞以及对美军备竞赛所导致的经济恶化，使得苏联解体在所难免。
然而，过去十年间，人们对这种将经济恶化及里根政策作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的说法进行了重新考量，人们得出了一些多元视角的、有关整个事态发展前因后果的分析和结论。
然而，关于改革的原因、新思维以及苏联解体，争议之处颇多[3]。
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仍据有一席之地。
安德斯·阿斯朗德（Andersslund）于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中他分析问题并得出与1991年时同样的结论。
当时，他强调1991年苏联经济的不健康因素，并得出结论，认为苏联难以为继。
“时势造英雄，叶利钦就是那个英雄。
他知晓苏联即将覆亡，但他得找到一条能让俄罗斯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结束它。
”[3]阿奇·布朗（ArchieBrown）以及稍后笔者将提到的一些学者，他们都相当重视政治代理人的政治选择以及制度的推动力，这些制度关注诸如共产党及其不同政治派别的不同机构的利益。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矛盾的定位及其不一致的政策、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情绪所发挥的作用、新制度的出现（比如，国家主席和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策公开等问题也是这些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角色和意图。
这又要回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意识形态、政治、魅力型领袖、反对意见的作用和力量，苏维埃各机构内部相互矛盾的利益的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
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是在哪些历史转折点，社会各阶层如何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的抉择。
他们的决定将会带来预期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结果，并为他们自己创造新生活。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情况即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什拉片托赫（VladimirShlapentokh）曾断言，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之前，苏联确实“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大部分的难题并没有危及政体的存亡。
”什拉片托赫认为，苏联在很多方面可以算作“正常的极权主义国家”。
与其说苏联的解体是苏联体制中的“顽疾”（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停滞）所致，不如说是改革时期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政治选择。
[4]
戈尔巴乔夫本人曾明确表示，他是基于国内因素而决定进行改革，但同时核战争的危险“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5]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也包括文化及道德领域的更深层次的变革，这些变革致使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所改变。
文化尤其是文学在苏俄社会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知识分子在界定俄罗斯人关于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是否平等正义，是否存在剥削关系等的世界观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改革与开放促使人们得以对之前批评苏联体制、对苏联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作品进行公开讨论，同时，政治及艺术领域的跨国交流也得以可能。
这种文化改变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政治、社会活动家均受益匪浅。
改革不仅仅是横贯整个东欧，出现意外后果（如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过程。
改革与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及苏联及其他地区。
大家普遍认为，至少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和波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波兰在八十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是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和新思维的前奏。
安德斯·阿斯朗德声称，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团结工会反对运动之时，社会主义已丧失了生命力[6]。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即从1975年开始的赫尔辛基进程）也为东欧国家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使他们的内政较少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从而为其与西方的关系腾出空间[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尚未向统一的目标发展。
很多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Sakharov）、伊戈尔·沙法列维奇（IgorShafarevich）[8]、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Solzhenitsyn）均对政体表示不满。
然而，什拉片托赫认为，总体而言，反对运动并没有对当时的苏联产生太大的影响。
反对运动甚至可以被完全忽略，撇开其自身的弱点，它还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路线，完全不能组织相互之间更广泛的合作[9]。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Perestroika）、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公开性”（Glasnost），这两个政策不仅对苏联社会，而且对整个东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冷战史学家低估了东欧小国对苏联发展及改革和开放的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过程中，双方是互动的。
苏联越开放，其受西欧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就越深。
此外，之前的思想、价值观（如地下出版物）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并开始取代苏联的观念。
显而易见，当今俄罗斯的很多结构性、体制性方案以及政治文化，都回到了苏联时代，或者说倒退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总统叶利钦与议会之间进行权力斗争的时期。
二、改革的根源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并非进行改革或者开放。
面对苏联经济的衰退，他希望能通过“加速”计划（uskorenie,ускорение）[10]促进经济的快速繁荣，并引入新技术。
这些改革都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
打着“重回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旗号，在反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寻找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其中也包括尼古拉布哈林的著作以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
这也引起了关于苏联历史转折点、斯大林政治及二战前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的广泛讨论。
人们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实际情况和种种可能与苏联早期及新经济政策时期做比较。
其实，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即1985年，改革（perestroika）的概念甚至无人使用。
经济加速增长才是1985至1986年间的主导思想。
尽管经济的放缓甚至停滞都具有警示作用，但却并没有给苏联体制带来巨大的灾难。
苏联历史上曾经历过几次更严重的危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全盘集体化以及1937-1938年间的大清洗运动。
更有甚者，苏联领导人不用直接对其人民负责，也不用依靠人民的支持。
就苏联政体而言，人们的被动同意即已足够。
此外，苏联还有对其政党绝对忠诚的镇压工具，比如军队和克格勃。
另一方面，苏联的反对者和反对运动也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不能组织任何群众运动，根本不能与波兰的团结运动相媲美。
因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其经济的停滞（尽管经济停滞并未危及重要的社会活动），苏联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
经济停滞之所以被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主要是因为这使得苏联在与美争霸的两极体系中处于弱势。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是实力不断衰退的挑战者，因此苏联对任何不利于它与美国抗衡的苗头都十分敏感。
此外，苏联在1975-1980年间经济增长率下降一半，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苏联焦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技术的落后，尤其是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事技术的落后。
[11]苏联领导人深知，苏联作为一个整体很脆弱，而非仅仅限于经济领域。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由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所引发的美苏军备竞赛，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苏联解体的要素之一。
然而，以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Grachev）为代表的其他人则认为，苏联与西方的军事对抗以及经济的停滞本身并非苏联解体的充分条件。
他表示，尽管根据官方统计，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远高于美国军费开支（6%）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但苏联在防御方面的开支并未将其经济推向国家难以承担的境地。
格拉乔夫指出，苏联领导人为其经济状况忧心忡忡，却并未对其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表现出足够的担忧；他们不会削弱战略野心，亦不会削减军费开支。
格拉乔夫声称，意识形态上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潜在侵略性的恐慌，尤其是考虑到苏维埃军事工业联合企业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对于政治局和外交部的决策者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苏联继续在与美国的角逐中寻求战略平衡[12]。
如果不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强化和发展苏联的科学和工程能力的尝试，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1982-1984年[13]的任期内，他面对经济衰退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始“经[14]济加速”政策。
契尔年科1984-1985年短暂的执政之后，相对苏联往届领导人而言十分年轻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
他延续了安德罗波夫的“经济加速”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
经济毫无起色，于是他认为苏联需要进行更为深远的结构性改革。
1985年4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必须调整旧的经济结构。
安德烈·兹德拉沃米斯洛夫（A.G.Zdravomyslov）认为，正是在这次全体大会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概念第一次被摒弃，并且没有从理论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进行任何的讨论。
苏共领导人关注于每天所要面临的众多挑战。
决定是对假想的挑战做出的反应，而非依据任何认真的分析总结。
苏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被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人的著作基础之上提炼出民主的概念。
[15]这是朝着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两年之后发展出新思维和普遍的自由价值观，成为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不过，改革背后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理论支撑。
关键问题在于，带有些许修饰的开放使得旧的中央权力政治结构完全暴露于新型分裂势力的挑战面前。
1985年4月的全体会议是第一个信号，苏共领导层意识到，要想确保成效，就必须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种社会危机的观念为戈尔巴乔夫的论证注入了新的元素。
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十七届党代会上所做的演讲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开放”的概念。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重点仍然是经济以及为1987年的国有企业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做准备工作，但开放和民主的概念1987年仍被涵括在“改革”的概念之中。
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推出其著作《改革与新思维》。
这是苏联外交政策上的新篇章，同时，对于国内的保守强硬派来说也是一次沉重打击。
朱卡·佩耶提兰尼（JukkaPietilinen）已经注意到在开放的过程中，大众传媒逐步得到发展并扮演了相对独立的角色。
改革初期，大众传媒被认为是将苏共政治运动合法化并推向深入的工具，打击腐败以及官僚主义，继续贯彻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指出甚至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开放运动。
从这一点说，改革和开放起初只是温和的尝试，并没有时下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激进。
在第二阶段，大众传媒开始批评并揭露苏联的缺陷及罪行。
媒体甚至夸大缺点，误导民众以为这些缺点无法弥补[16]。
由于戈尔巴乔夫寻求自由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通过揭露丑闻诸如斯大林时期的罪行以及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来攻击党内保守派。
这一切导致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
然而，根据有关评估，《国有企业法》和《合作社法》等法律的出台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这一新兴社会阶层事实上推动了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前苏联的权贵阶层也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与共青团的领袖以及私人合作伙伴开始将新的西方观念带入苏联。
这些观念包括：
创业、中产阶级、消费主义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规范。
在马克斯·韦伯对此现象的分析中，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改革使得苏联的“管理”阶层进入人们视野，并且得以从苏共的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限制中解脱出来。
学界一直对这个议题争论不休，即：
在绝境中开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是否为时已晚，布拉格之春是否是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
当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待过去时，总会发现那个时代所难以超越的危险始终存在。
马丁·丹泽菲尔德（MartinDangerfield）声称，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已对改革前景表现出万分的怀疑。
他们强调一个根本的困难：
如何既能让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发生真正的改变，又能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
即使是在匈牙利那样不甚相同的体制下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17]。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仍为旧思想所左右，而这些思想早已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抛弃。
一些学者一直强调一个事实，即：
在苏联80年代进行改革之前的数年，匈牙利即已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卡塔林·米克罗西（KatalinMiklossy）指出，从东欧的视角来看，苏联改革并非新鲜事，相反正是依靠赫鲁晓夫的试验阶段才有机会建设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对赫鲁晓夫的解冻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改革进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18]。
丹泽菲尔德强调，匈牙利的改革有其历史渊源。
早在1968年，匈牙利就开始了最初的向着市场型经济转变的实验，即新经济机制。
在这次改革中，他们取消了指令计划，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
[19]
值此之际，苏联也开始推行改革。
阿列克谢·柯西金于1956年-1968年间在经济领域进行了温和的改革。
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了民意支持度不高的安东宁·诺沃提尼成为党的领导人。
杜布切克即刻开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大的改革。
随着布拉格之春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到来，改革戛然而止。
丹泽菲尔德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匈牙利经济学家开始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猛烈的抨击，他们呼吁全面地、综合地运用市场力量。
他总结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在匈牙利道路的鼓动下开始改革，然而当时匈牙利的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决策者已开始怀疑市场力量和社会主义是否契合。
[20]
最终，无论是之前的匈牙利激进的改革派还是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达成共识，认为经互会并非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
他们都力图超越社会主义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从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中寻找启示。
其中既有结构上的也有政治上的缘由。
三、1988-1989年新变革及无法解决的问题
实行新思维政策之后，苏联的党纲、阶级观以及世界观不再是其外交政策的根基。
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新型价值观与欧洲的、普世的价值观无异。
这使得苏联不再与欧洲、西方划清界限而是向他们靠拢。
英格力斯强调说“新思维是建立在基本的信仰和价值观基础之上、历时一代人的转型过程，在这之后则是为期十年的对内公开、对外开放的过程。
”他总结说，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振臂一呼，改革就随即展开了。
几十年思想的沉积，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和开放奠定了基础。
[21]
1987年，当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人类共同价值观和新思维时，它的第二个主题便是政治改革。
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苏联政府的政治权力必须由苏共移交给苏维埃人民。
这一说法提出的根据是，人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
因此，已经没有阶级之分的苏联，完全可以放弃以阶级为基础的纲领。
就宪法而言，从原则上讲，其逻辑是严密的，苏联被界定为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社会。
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新思维者摒弃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独立于西方、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
他们认为，倘若苏联不接受普遍的人权和民主观念，冷战就不会终结，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东方也适用于西方。
“政策”的定义在苏联的实际政治中产生了效应：
戈尔巴乔夫同意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性武器、从阿富汗撤军，并承诺苏联将“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普通一员”。
[22]
新路线毫无疑问地激起了党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强烈的反对，并引发了对新政策的激烈讨论。
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政府的执政地位摇摇欲坠，苏共分裂为两派。
传统主义者即所谓的“右派”，于1988年3月在安德烈耶娃的信中表达了其纲领性批判。
[23]她的声明公然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
僵局是显而易见的，4月的“真理报”公开指责这封信[23]。
苏共领导人决定召开会议，要求大家专注于政治发展和改革进程。
该次会议上，最具决定性的决议被提出，即苏共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
苏共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均势被重组，天平开始倒向人民这一边。
1998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制度改革。
通过这次改革，政治权力由苏共移交到政府机构手中。
苏共不再是政治领导力量，而仅仅作为没有实权的思想组织而存在。
戈尔巴乔夫努力使这些试图剥夺党的权力的决议得以通过，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走上政治舞台。
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励了自由主义改革派和追随戈尔巴乔夫的同志，同时也削弱了党政机关的权力。
改革的本质是一次新的力量制衡。
宪法修正案最终确立了机构改革，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职位。
曾削弱党的绝对权力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当选为这一新型政治机构的主席，实权在握。
1990年，这场“革命性的改革”以在宪法中删去“党的领导地位”（第六条）而告终。
安德烈·德拉沃米斯洛夫认为，三个基本决策导致这场改革出现分水岭：
首先是开放的决定；其次是对政府和经济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后是通过削弱苏共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来促进社会的民主化。
实质上，这些举措试图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将党的权力转移到苏联人民手中[24]。
这种对改革和开放的新诠释促使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
民主运动将苏联的本质界定为绝对的统治，认为苏联需要新的宪法，并在广泛范围内发起对苏联历史、斯大林罪行，尤其是十月革命的本质的讨论。
尤塔·谢勒（JuttaScherrer）在她的文章中指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那些被斯大林打压的杰出领导人和重要科学家平反昭雪，这些人包括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皮达可夫以及孔德拉季耶维奇等等。
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公开的平反相比，这次公开平反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其是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真相被揭露，苏联的合法性基础以及苏共在道义上的正当性受到质疑[25]。
1988年6月，由于对苏联历史尤其是其种种镇压罪行的揭露，所有学校取消了苏联历史课的考试。
这种情形与人们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反应相类似。
谢勒强调指出，取消考试这一举措反映出苏联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陷入混乱。
在历史课上，媒体和文学取代了教科书，被解密的一切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然而，谢勒认为，仅仅通过新闻路径来理解“斯大林”，是不会得出任何结构性解释的，历史学家更公正的分析显得尤其必要[26]。
就这一点而言，1990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尘封已久的档案被公之于众，一场前所未有的、基于新档案材料的学术讨论得以开展。
一场有关苏联历史、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看法和描述的革命性讨论从此开始。
这场讨论中，对1917年革命的解释与之前的理解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
对苏联官方历史构成挑战性的解释更是不计其数。
有人认为，1917年俄国有一个更开放的选择，即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还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传统的苏联人则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战时俄国唯一的、历史的选择。
绝大多数观点都否认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它只不过是一场政变。
这些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意识到除了苏联政权，俄罗斯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认为，十月革命使得罪恶的社会得以稳固，但这个社会却最终因作为支柱的党的瓦解而崩溃[27]。
作为一位民主先驱和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的表态被视为其对抗苏联体制和苏共的公开宣言。
雅科夫列夫退党导致其与戈尔巴乔夫等激进改革派走向彻底决裂，他与戈尔巴乔夫私人关系也最终破裂。
在社会上充斥着应“社会需求”而重新编写的“伪历史”的出版物。
谢勒撰文指出，姑且不谈这些出版物的科学价值，这股风潮的显著贡献在于其有助于“范式改变”。
如果没有媒体发挥作用，可能历史学家研究几十年的前苏联历史都不会引起这样的社会讨论。
作为一个新范式的后果，很多社会团体也被重新评估。
包括标志历史延续性的罗曼诺夫崇拜，旧日承载着俄罗斯伦理规范道德基础的贵族已俨然成为历史记忆。
根据民意调查，革命前的政治家，例如维特和斯托雷平[28]，名列历史人物排行榜前茅。
人们认为他们代表着“有用的”或“积极的”过去。
现在他们被视为俄罗斯现代化建设的倡导者。
1988年，随着俄罗斯东正教千年庆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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