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若干思考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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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若干思考讲解

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若干思考

――兼评刘国光和高尚全同志的改革新论

乔梁乔均1

《经济观察报》刊登了高尚全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一文2（以下简称“评改”,“评改”主要是针对刘国光同志《经济研究》“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3（以下简称“问题”一文的,刘国光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感到忧虑,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原因,对意识形态领域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作了论述,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

“评改”认为,批判“市场经济”的争论由来以久,实质上是反对改革,并提出我们“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

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

笔者认为,由于争论的内容既涉及到意识领域又涉及到经济改革路径的选择,所以有必要展开讨论和澄清是非。

一、计划与市场问题

“评改”认为这次争论的焦点实质是一些人认为搞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于是再次强调“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

但传统观点却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

笔者认为这次争论的实质并不是“评改”指出的这个表象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指向如何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问题。

“问题”一文并没有否定市场,也没有否定市场和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仅仅是反对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

为明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梳理和澄清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一些理论问题。

过去很长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我国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人假设。

认为自私自利是人不变的本性;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

1乔梁,男,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乔均,男,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南京210003

2高尚全:

“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

3刘国光:

“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个流派,许多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它是主流学派。

直到“十六大”以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在此之后由于一些“权威经济学家”的倡导,尤其是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突然在我国升为了“主流经济学”,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将国有企业改革同私有化改造结合起来,一些地方甚至将私有化进程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业绩指标之一。

国有企业改革同私有化改造问题曾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如“顾郎之争”,2004。

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仅仅在于卖掉了几个国有企业,争论的实质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适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能否解决中国的公平和效率等问题?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带来的负面效应已越来越大,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如的。

首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片面的,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情不符。

对人性问题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

但是,将人性一概视为自私的,显然理论上失之偏颇。

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张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城乡和行业收入差距较大,人均资源匮乏,失去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不利于和谐社会发展。

另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调不符。

尤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简单地将私有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手段,并以为如此便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显然失之偏颇。

以江苏企业发展为例1,从就业角度看,2003年江苏国有独资大型、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的就业人数高据榜首,其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臃员高达49.1%、化学纤维制造业臃员高达58.46%、普通机械制造业臃员高达55.05%、专用设备制造业臃员高达55.58%、纺织业臃员高达59.8%、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臃员高达70.13%、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臃员高达56.16%、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臃员高达32.31%等。

从税收角度看,2003年国有企业上缴税收最高,达129.34亿元,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达94.9亿元,外商投

1《2004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资企业仅排第三。

国有企业无论在就业方面还是在税收方面贡献率都比较突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评改”一文避开理论争论的实质,大谈计划与市场问题,其作者以计划与市场设计师自居,例举了1987年3月20日他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并认为该报告影响了中央领导、影响了“十三大”,才使得“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理论上有所突破1。

“评改”一文非常反感“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的意见,并对《经济观察报》采访他的记者指出“你对看,反对改革的声音多么大,舆论的压力多么大”。

暂且不讨论“评改”作者是否影响了中央领导、影响了“十三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应该讲不是“评改”作者的独家专利。

“评改”一文也承认“计划与市场”讨论了多年,既然讨论了多年,讨论达到的理论共识就不应该是那一个人的成果。

我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中国人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

今天我们再次讨论计划与市场问题,不是为了反对改革,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改革开放,降低改革成本和风险,稳定地推进改革进程。

有人指责“问题”一文将不提计划的人视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而称之为“文革遗风”,同样“评改”一文将主张加强国家宏观控制的人视为反对改革开放不也是“文革遗风”吗!

争论应该理性化,应该少一些棍子,多一些思辨。

一些反对加强计划的人,实质上是赞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计

1高尚全:

“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

划与市场在我国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理论上必须正本清源。

计划与市场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只要计划不要市场和只要市场不要计划同样都是错误的。

二、国营与民营问题

国营和民营问题的研究世界各国都存在。

在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西方成熟市场国家,对公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是没有疑义的。

公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产出和社会投资总额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例如,80年代初,法国密特朗政府实行公有化改革,公有企业总数达4000多家,占法国经济产出的17%和社会投资总额的1/3。

英国在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后,公有企业占GDP的比重有11%,在固定资产形成中占1/5。

德国公有企业在产值和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12%和15%,并保持了长期相对稳定。

公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包括公有化和私有化（或民营化两方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有企业比重多大是合理的,而在于政府对公有企业的管理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干预是否适度而有力,公有企业经营方式是否合乎市场经济以竞争为核心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公有企业既能具有平均的社会效率又能发挥协调总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是西方国家保留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近年来“民营化”在中国争议很大。

根源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一些人坚持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把民营的比重作为了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

甚至将反对“民营化”等同于反对改革开放。

这中极端化的做法遭到了学界和公众的反对。

“顾郎之争”让一个香港学者在大陆内地的公众支持率达到第一,足以看到公众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的基本态度。

陈岱荪、刘国光等同志自身都是学西方经济学的,他们并不反对民营,但是“民营”同“民营化”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大家讨论的是“民营化”问题。

什么是“民营化”?

左大培同志将“民营化”视为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个比喻比较恰当。

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为俄罗斯改革设计了著名的“休克疗法”,疗法的结果是俄罗斯的改革步入私有化。

对“民营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所有制法明确规定,就是“把国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业、财产综合体、房屋、设施和财政转让,变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1。

对于私有

1王正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

化改革的步骤,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主编的《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一书说:

“俄罗斯的私有化从1992年开始实施,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是指商业、服务业企业及小型工业和运输业的私有化,已于1993年基本完成。

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其途径基本上是实行企业股份化。

大私有化的实施又分为证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和个案私有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1992年7月到1998年底先后也已基本完成。

”这就是说,国有企业70%已经私有化,“自1997年以来,俄罗斯的私营部门创造了不下于70%的国内生产总值”1。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也为这个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清晰化”使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在“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侯经济”以“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

这种方案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主流学者”垄断话语权,使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声音难以发出来。

一些“主流学者”常常偷换概念,对反对“民营化”的观点一概扣以“反对改革”、“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确立的改革开放”的帽子。

民营是中国过渡经济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只重要力量。

民营不同于民营化,民营化就是要私有化。

在中国实施私有化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是老百姓不能接受的。

中国改革的设计者邓小平同志也是坚决反对私有化的,认为私有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他多次指出要认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苏东剧变得出的一条有特殊重要性的结论。

只有认清这一点,狠抓治本,才能真正解决“一手硬、一手软”这个“老大难”问题。

在经济领域,这种倾向导致了只把私有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贯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甚至有人公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宣传私有化,大讲“应鲜明地提出民营经济主导论”3;“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4等。

他们公然否定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宣传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大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没有缺点,但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而应当搬过来（李锐,《民主中国》序言。

这样

1[美]安德鲁·库钦,《俄罗斯在崛起吗?

》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3页

3张寒松,《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26日

4樊刚,,《强国论坛》2004年10月14日

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违犯党章、宪法。

这些年竟然吹捧西方列强"是富强和引路的先生"1；竟然宣扬"现代化就是美国化"2。

高尚全同志今年2月8日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大讲：

"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

说得最露骨的，当属李慎之的名言：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3。

可见“主流学者们”已成为"洋奴哲学"的中国代言人了。

三、公平与效率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是中国历史上贫富差距空前大的时期。

目前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距太大。

很多不合理、不合法和不规范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都是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初次分配的混乱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

在当今中国，单靠再分配中的财税手段来解决公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我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革政策的设计和选择。

因此，“问题”一文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著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来兼顾，当前已不符合形势的要求，也和新一届领导集体建立和谐社会的宗旨不兼容，应逐渐淡出并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效率与公平优化结合”。

但是，“评改”一文反对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

“有人说，过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两极分化，所以现在应该颠倒过来，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这是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和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

搞市场经济就要有竞争，要讲究效率，不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容易搞成平均主义”。

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是一个现象，本质源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举措。

的确市场要讲求效率，政府要强调公平。

一个是有效地更好地创造财富，一个是更好地实现公平，使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优先或者公平优先的问题。

笔者认为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123袁伟时，《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页茅于轼，《悼念慎之：

改变我命运的人》，孤独书斋，第124页李慎之，《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

老百姓最不满的就是权钱交易，发横财的，暴富的。

所以，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

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如19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19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

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着力推进改革，尤其要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

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评改”一文一点都没有针对性，虽然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很大的词。

但是，作者的思路还完全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计划”与“市场”争论时代。

笔者赞同“问题”一文的观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一种改革手段不是静止不变的，随着改革阶段的不同，调整举措适应环境是必须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问题已经涉及到社会安定团结和和谐发展，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已刻不容缓。

四、引进与创新问题引进和创新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另一个发展道路选择问题。

是独立自主，还是完全依赖外部资源。

创新的理论源于弗克斯尔（Foxall,1984）,他率先提出了企业创新概念，企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

以后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1997）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2，他系统地从产业创新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等。

波特（Porter,1998）在《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中进一步完善了该学说。

今天，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引进和创新问题自然成为了经济发展取舍的热点问题。

今天，一些人以成本比较为理由，以创新投入风险大、成功率低为理由，甚至以所谓全球价值链整合为理由，主张“拿来主义”，创新问题在我国实践中被淡化，引进成为了急功近利的主要手段。

导致中国制造业发展出现畸形，成为了西方重要的制造业加工基地。

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ＧＤＰ有了显著提高，而ＧＮＰ并没有得到改进。

121Foxall,GordonR.CorporateInnovation:

MarketingandStrategy.London:

CroomHELMLtd,1984,26.Freeman，Chris.andLucSoete.1997.theEconomicOfIndustrialInnovtion（ThirdEdition.London:

Pinter.

另外，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现实所深为痛心疾首的是中国本土企业在自己的国家被歧视，而外资企业却享受超国民待遇。

在“引进外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口号的误导下，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银行业可能面临被外资垄断的前景。

以江苏省为例，2003年以来，外资企业无论在产品销售上还是在利润上都超过了江苏本土企业，但是，税收上外资企业不仅低于国有企业，也低于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有阶段性，现阶段我们对“过度开放”进行反思时，对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本性进行再认识时，一些人不是从经济发展规律出发，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是“以反对外资力量进行改革倒逼倒退”等。

轻视创新，片面追求ＧＤＰ是一种庸俗的发展观。

其重要特征就是不顾所有制、不顾公平性、不顾环境污染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片面、单纯地强调经济总量发展，把经济指标甚至把GDP当作唯一目标和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

如此强调GDP，对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巨大伤害。

首先，GDP它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状况。

由于GDP计算的是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国内所有产值，所以单纯追求这一指标，对于自1995年之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低于GDP近两个百分点，每年2000亿元左右的剩余价值以外资利润等形式流向海外。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打工型经济"。

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度关注，产业创新作为发展战略已经列入我国各级政府“十一五”的发展规划。

其次，它容易忽略社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多种多样的。

就拿环境污染来说，据中科院课题组的计算，“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

我国万元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多。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高成本经济”。

因此，如何降低能耗、控制环境污染，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它难以顾及效益质量。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生产率的增长在1995至2001年期间仅占GDP增长总量的6%，而且增速大幅下滑，由1995年之前的3.3%至4.6%，降至1995至2001年的0.3%至2.3%。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益，1985年是20%以上，2001年只有17%。

总资产贡献率则由23年前的24%降为2001年的8.9%。

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低效益经济”。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才能解决低效益问题。

第四，它容易导致对投资的依赖。

我国的这在全世界都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

GDP增加额中，在投资率多年高达40%左右，

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以上。

这当中，外资占的比例相当大。

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依赖型经济"。

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我国许多地方政府目前不是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作为主要政绩指标和基本职能，而是将招商引资作为主要工作目标，甚至将招商引资指标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领导人身上，负面效应发人深省。

第五，它容易导致产生经济泡沫。

由于房地产经济拉动GDP最快，2002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过热现象日益严重。

例如，2002年我国商品房空置率连续多年平均增长15%以上，而房地产投资仍增长1/3。

“泡沫经济”逐渐形成，迫使国家加强调控，收缩银根。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发展目标、动力、标准的全面性，即把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统一的目标、动力和检验标准，实行目标、动力、标准的整体性，反对片面、单纯甚至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动力、标准的错误倾向；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发展的协调性，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向前发展。

我们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持续性，使国家长治久安，使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到保证。

概括起来，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破除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动力、标准的“单边发展观”。

五、结束语总之，我们认为这次关于市场和计划问题的争论，不是表象地体现在手段论上，而是深层次地反省近十年的改革开放指导的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带来的负面效应已越来越大，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如的。

再次讨论计划与市场问题，不是为了反对改革，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改革开放，降低改革成本和风险，稳定地推进改革进程。

一些反对加强计划的人，实质上是赞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计划与市场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只要计划不要市场和只要市场不要计划同样都是错误的。

中国的改革无现成道路可循，改革允许发挥主观能动性，允许尝试和失误，但是，改革必须不断反思和总结，通过理性思辨选择更适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历来倡导以人为本，坚持发展目标、动力、标准的全面性，反对片面，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动力、标准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