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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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

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

孙　逊

　　《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来探讨得最多、同时也是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或谓爱情主题，或云政治主题，或说反封建主题，或曰衰亡史主题，数说各执一是，都可谓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

正是由于这种胶着状态，使很多研究者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古典文学名著的主题问题的讨论已感觉厌烦，怀疑这样的探讨究竟有多少价值。

现在看来，对于作品主题的探讨依然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问题是，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一套老的狭隘的观照和理解模式。

即如对《红楼梦》的主题，以上所作的单一化的、排它性的归纳各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都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它不可能圆满解决有关《红楼梦》主题的争论。

事实上，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就如同那些丰富复杂的交响乐一样，完全有可能有两个以上而不是单一的主题。

本文拟就《红楼梦》的三重主题作一粗浅的分析和探索。

一、答案还得从作品本身去寻找

　　《红楼梦》是我国最能体现文人经运匠心和作家独特个性的长篇小说。

有关作品的寓意和作家的底蕴都被曹雪芹巧妙地隐伏在作品的情节之中。

其中特别是前五回，在《红楼梦》全书的结构中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引线，也不仅是全书悲剧的一个缩影，而且是作者全部旨义的集中体现，可以说《红楼梦》的主题全都埋伏在这五回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五回是解开《红楼梦》主题之谜的一把钥匙，是一部书的总纲之所在。

　　但是，由于前五回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准确地把握住小说的主题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一个时期内，视第四回为总纲的说法曾风行一时，具体说，就是这回“护官符”上写的四句“俗谚口碑”乃是小说总纲之所在。

在这前后，又有过第五回或第一回为小说总纲之说，即：

或谓第五回从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为小说之总纲，或谓第一回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为小说之总纲。

这期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或推崇此一说，或贬斥彼一说，彼此之间似乎是水火不相容，一定要否定掉谁，而只能选择和肯定其中的一说，并且往往把这种选择赋予某种政治色彩。

在“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总纲”之说独尊的年代里，不用说，其它各种有关总纲的说法只能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第四回总纲法则又被作为红学帮八股遭到人们的揶揄和驳诘。

真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对于许多红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所写下的包括探讨《红楼梦》主题在内的许多研究文字也都化作了一把辛酸泪。

　　其实，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深入思索一番，就会发现：

过去那些相左即我们人为地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不过都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们既各有其合理性，又各有其片面性，这种合理性和片面性的错杂正是造成目前研究呈胶着和僵持状态的重要原因。

不改变一下观照的角度和思维的模式，僵局永远不可能打开。

今天，如果我们抛弃掉那种单一化的、排它性的理解和归纳方式，答案正存在于这些表面相左而实质相互补充的几种说法之中。

　　要而言之，《红楼梦》的主题由三重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文学审美层次，它主要通过小说的形象体系，通过那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来体现，其内涵是青春、爱情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

第五回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即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

第二层次为政治历史层次，它主要通过穿插于小说之中的一些重要的情节插曲和部刊？

形象的爱情婚姻悲剧及青春命运悲剧来体现，所反映的是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

第四回“护官符”上的四句俗谚口碑就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

第三层次则为哲学最高层次，它由小说全部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底蕴所体现，其核心是对人生和社会经过深沉思考而得到的启示和彻悟。

第一回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便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

《红楼梦》的三重主题，就这样分别隐伏在作者精心结撰的前五回里。

所以我们提出三重主题说，并不是对以前各种主题说的一种折衷调和，不是评论者的标新立异和主观臆测，而是作者创作意图的自我表白和客观体现。

证之于《红楼梦》本身，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二、关于文学审美层次主题的思考

　　毫无疑义，《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一部文学作品，构成其基本主题的，只能是由文学的特质和机制所显现出来的主要思想，而不是别的什么倾向。

过去，一味强调《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强调它的政治主题，并以此取代小说的文学基本主题，这显然是片面和错误的，是不符合文学的特点和作品的实际的。

曾遭受过厄运而一直顽强生存着的爱情主题说比政治主题说更接近《红楼梦》的基本主题，但仅这样概括恐怕也是不全面的，或者说它仅仅是接触到了小说主题的一个方面。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首先从构成文学（小说）的主要特质和机制──《红楼梦》的形象体系特别是这一体系中的主要艺术形象说起。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为我们塑造了四百多个可以称得上形象的人物，其中主要的人物形象也要以数十计。

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多绪，但基本上又是排列组合，大致有序。

过去我们通常习惯于按正反面人物分类和阶级分类把他们加以疏理排列，但这样一方面解释不了作品中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未必符合作者的本意。

例如按正反面人物分类，《红楼梦》里就有许多人物难以找到归宿，你说宝钗、湘云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

按阶级分类，一来曹雪芹在二百多年前还不可能具备阶级观点，二来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贵族阶级女子和副册、又副册中的平民阶级女子都同是作者讴歌的对象，这又该作何解释？

因此，这样的分类作为现代人的观念意识也许有其可取之处，但它与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实际相去甚远。

　　《红楼梦》写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之家。

在这里，作者按照他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创造了一个主要由封建家长和贵族家庭青年男女组成的形象体系，这个体系内的众多人物大都是依据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排列组合的，它大致有两个行列式组成：

一是年轻的、充实的、纯洁的生命，它以宝玉和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十二个贵族女子为中心，包括副册、又副册以及三副、四副等在内的众多的青年女子；一是萎顿的、空虚的、腐朽的生命，它以贾府的封建主义家长为核心，包括那些“垮了的一代”的纨绔子弟、与之交往的各级官吏和帮闲篾片，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二主子、半主子以至老婆子（当然，这只是就总体而言，并不是说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规范进去）。

这两个系列的形象密切关系，互相映照，构成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画廓里独特别致的“生命”体系。

《红楼梦》的这种独特的生命排列和组合，是和曹雪芹对于人生与生命的独特理解分不开的。

小说第二回借冷子兴之口转述了宝玉的一段话：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又同一回借贾雨村之口评述甄家的一段话：

“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

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

”还有小说第四十九回宝玉见了宝琴、李纹、李绮之后笑叹的一段话：

“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子，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这里，女儿被看作是天地间的灵气所钟，是生命的精华，而男子则被视作是人世间的浊物，是生命的糟粕。

此外，小说第七十七回，通过宝玉和婆子的一般对话进一步指出：

“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女子“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这又对女子作了一分为二：

年轻的女儿是可爱的生命，而年老的女人则是可憎的生命。

这种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虽不无偏颇之处，但它却是只属于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

所以在《红楼梦》的生命体系里，除了宝玉这样极个别尊重女性的男子，绝大部分男性和年长的女性都是属于萎顿的、空虚的、腐朽的生命，而宝玉和所有青年女子（不管她们的阶级出身如何，也不管她们的思想性格有多少差异）都是属于年轻的、充实的、纯洁的生命。

十二钗之一的王熙凤算得上是一个心狠手毒、两面三刀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了，但在《红楼梦》的生命体系里她无疑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因为她的生命是那样充溢，精力是那样弥满，才干又是那样卓著，《红楼梦》里没有再比她更精明的“女强人”了，她和那些行尸走肉的萎顿生命恰成鲜明的对比。

十二钗的妙玉、惜春和李纨的生命也许黯淡了一点，但她们一样是属于年轻、纯洁可爱的生命行列。

同样，宝钗、湘云虽然沾染了较多的禄蠹气，但谁能把她们排斥在年轻、可爱、充实的生命之外？

作者自云：

他创作《红楼梦》是为了“使闺阁昭传”，所谓“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为“闺阁”作传，即为女儿作传，亦即为年轻的、充实的、纯洁的生命作传。

表现这一类美的生命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这正是《红楼梦》文学审美层次的主题之所在。

爱情婚姻问题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作者在《红楼梦》里倾注了炽热的感情，以浓重的笔墨，就爱情婚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描写。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在这片古老而充满了生机的文学天地里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

围绕了这个中心，元、迎两姐妹的婚姻悲剧，湘云的爱情婚姻悲剧，李纨的婚姻悲剧，香菱的婚姻悲剧，司棋的爱情悲剧，龄官的爱情悲剧，尤氏两姐妹的爱情婚姻悲剧，袭人的婚姻悲喜剧，以及作者未及写完的小红的爱情和平儿的婚姻悲剧……它们犹如众星拱月，构成了一幅色彩绚烂、笔墨酣畅的爱情婚姻风情画。

画中的青年男女虽然身分教养有别，性格风采迥异，他们所经历的爱情婚姻的内涵也各自不同，但他们都是以生命在追求，在抗争，最后以生命而殉情。

其中特别是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它们所表达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以及那沥血滴髓、缠绵细腻的情感描写，两百多年来，曾经是那样深深地激动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使他们为其所感动，所陶醉。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在爱情婚姻描写上有着如此永久的动人心魄的魅力！

　　《红楼梦》不仅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婚姻故事，而且在表现这一传统题材时，突破了前人的窠臼，使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率先提出了以思想性格的一致作为爱情和婚姻基础的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性爱观。

恩栊？

斯曾经指出：

“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缔姻的男女双方都难有真正美满的夫妇之爱；特别是妇女，更往往成为买卖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尤其是女子为了反抗这种婚姻，便走上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道路，即背着父母或丈夫，妻子和情人偷情私通的道路。

虽然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在历史上起着瓦解和破坏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进步作用，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低级形式的“爱情”，离开真正的爱情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如恩格斯所说，“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同上）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通俗文学中，大量描写的就是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

《水浒传》里潘金莲和武大郎的婚姻，以及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爱情”也许就是这类作品中流传及最广的故事。

此外，在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中，还大量讴歌着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才子佳人式的爱情。

这种爱情虽然同封建礼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且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一般地说，它仅仅是由于男女双方相互“怜才爱色”而不是因为共同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性格才发生的。

因而这种爱情不仅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往往容易通过“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模式而向封建势力取得妥协。

即便是《西厢记》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未能免俗。

张生和莺莺之间的爱情开始就是因为莺莺的美貌和张生的多才而发生的，而最后作为他们缔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张生必定要先中了状元，所谓“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实际上是通过向封建势力妥协而最终获得大团圆的结局。

这种仅仅是建筑在“怜才爱色”基础上的爱情，虽然比那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前进了一步，但它充其量只是“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的初级形态。

《红楼梦》则不然，它所描写的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宝玉之所以最终选择黛玉而非宝钗，并不是因为貌美（按黛玉和宝钗一如纤柳，一如姣花，各尽其美），更不是因为门第（按黛玉虽也出身官宦之家，但已式微，远不如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富贵显赫），也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脾气性格（按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好弄小性儿，说话尖利，行动好恼人，也不如宝钗随分从时，藏愚守拙），而仅仅只是因为黛玉从来不说“仕途经济”一类“混帐话”，是宝玉唯一可引为“知己”的具有叛逆思想和性格的女性。

正是因为宝黛爱情是建筑在共同的叛逆的思想性格基础之上，而且这种叛逆不只是局限于封建礼教的范畴，还包括了封建科举制度和人生道路等其它带根本性的方面，所以这一爱情才为封建家族统治者所不容，最终惨遭被扼杀和毁灭的厄运。

这里，不仅涉及到“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爱情须有共同的思想性格作为基础，这比超传统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爱观的特质。

从没有爱情的婚姻，到“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再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又从“怜才爱色”这种初级的爱情形态，到建筑在共同思想性格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爱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芿？

程。

《红楼梦》以它在这方面的空前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除去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还写了众多年轻生命的另一类悲剧──青春和命运的悲剧。

在这一方面，王熙凤的命运悲剧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

其它如探春、惜春两姐妹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妙玉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巧姐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可卿的命运悲剧，晴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鸳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金钏的命运悲剧，芳官等一批美优伶的命运悲剧，……它们同样以成功的艺术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并在小说中占去了相当的比重。

很显然，仅仅概括为“爱情主题”是不能包括上述内容的，因为以上生命的悲剧大都和爱情婚姻无关或甚少关系。

他们的悲剧的造因，或者是因为他们生于末世，或者是因为他们与世不合，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美貌年轻。

他们的悲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生命的失落和被摧残。

　　在这类悲剧中，王熙凤和探春的悲剧比较相近。

虽然王熙凤劣迹多端，但她和探春都属于大观园内有才干的“女强人”。

凤姐的协理宁府和探春的理家充分显示了他俩的这种管理才能。

但是正如他俩的判词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由于他俩“生于末世”，因而最终落了个“哭向金陵事更哀”和“千里东风一梦遥”的可悲结局。

惜春和妙玉的悲剧也比较相近，他俩因为与世俗不合，因而“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但“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最终两人也分别沦落到“风尘肮脏”和“缁衣乞食”的地步。

巧姐的命运悲剧则是和她家族的败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一个贵族小姐一度也“流落在烟花巷”。

秦可卿的命运悲剧比较特殊，仅仅是因为她“擅风情，秉月貌”，便落了个“悬梁自缢”的结局，她其实是那个荒淫家族的无辜牺牲品。

晴雯和鸳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是这类悲剧中写得最有光彩的，他们的愤怒而微弱的呼喊，有力而无力的抗争，写下了生命乐章中最可歌可泣的一页。

金钏和芳官等一批女奴的青春和生命同样是被生生葬送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活得是这么短暂，但他们对之已深感绝望，无所留恋，一个“情烈而死，一个“斩情”为尼。

总之，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属于“薄命司”的人物，虽然他们也曾有过希望和憧憬，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悲切，他们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所加于他们的命运。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都只为风月情浓。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

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

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多情的公子，怀春的少女，可爱的生命，都无情地毁灭；《红楼梦》正是以它独特的“生命”体系，表现了其文学本体层次的主题。

这是一个包括了爱情悲剧、婚姻悲剧、青春悲剧和命运悲剧在内的家庭悲剧、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

谈《红楼梦》主题而不涉及这一层次，那就失去了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的价值和意义。

三、对政治历史层次主题的反思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流行《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

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一提法又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诘难。

其实，如果我们剔去“四人帮”横行时期掺杂芿？

的阴谋红学、影射红学、帮八股红学等非红学的成分，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一提法不仅作为一家之说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它还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目光：

他看到了文学审美层次之外的政治历史层次的主题，并对之作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和说明。

　　注意到《红楼梦》的政治性寓意，这从旧红学就开始了，鲁迅所说的“革命家看见排满”即是。

但那完全是一种猜谜式的索隐，谜底与小说本意相去甚远。

而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无非是说《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勾结和倾轧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内容，可以把它当作历史来读。

只要我们不把这一提法和文学审美层次主题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那么我们很难说它一定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主此说者率先强调了第四回“护官符”上的四句俗谚口碑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认为此四句话即是全书之总纲。

平心而论，强调第四回和“护官符”上的四句俗谚口碑在《红楼梦》全书中的重要地位，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无数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它起码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

不能完全把《红楼梦》当作一部言情小说来读，它还有着比爱情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第四回写的是“金陵一霸”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而被贾雨村“就中维持”一事；由此引出了一纸“护官符”，提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

小说通过门子之口介绍和解释说：

“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

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

”“凡作地方官者”“皆有”，“各省皆然”，这说明问题的普遍性；“触犯了”“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如小说中所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

”可见这是怎样一张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封建关系网！

它张得是那样大，结得又是如此深，这种网下的封建吏治又如何能清正呢？

果然，开始听了还怒呼“岂有这样放屁的事！

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贾雨村，最终“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

”“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

”（戚本回首诗批）一纸“护官符”，它所揭示的正是封建吏治的黑暗和腐朽！

　　无庸讳言，《红楼梦》政治历史层次的主题有不少是通过穿插于小说之中的一些重要情节插曲来表现的，即如第四回的“乱判”一案，毕竟也只是一个插曲，它并不涉及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在这方面它只是为出宝钗这个主要人物服务的）。

其它如写乌进孝进租，它同样不属于小说的主要情节，甚至和主要情节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还有那常讲的几十条人命，其中有些只是顺带叙事（如金哥、石呆子等）；但作者之所以要不时穿插进这些情节，显然反映了作者企望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再现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意图。

一纸“护官符”所揭示的封建吏治的本质，一张交租单所反映的封建剥削关系，以及那几十条人命所反映的封建专制和压迫，这一切，都构成了《红楼梦》文学本体层次之外厚厚的政治外延层次。

其中特别是对奴的种种欺压和凌辱，成为这一层次中最重要的部分。

　　除去社会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红楼梦》还有涉及当时政治斗争的描写。

在《红楼梦》研究中，“政治斗争”包含了独特的含义，它主要是指清代康、雍、乾三朝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和倾轧。

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写政治斗争的书，这无疑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

但完全否认《红楼梦》有政治斗争的投影，同样不合作品的实际。

因为曹雪芹所属的家族，确是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中败落下来的，而且正是从这样的经历中，曹雪芹看到了他所属的贵族阶级的种种罪恶和腐朽，看到了他们除去灭亡，没有也不配再有更好的命运。

因此他在奋起如椽大笔创作“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红楼梦》时，无疑会把他自身的经历和所属家族的遭遇熔铸进小说的艺术描写之中。

　　《红楼梦》涉及当时政治斗争当然不可能用明笔、直笔，而只能是用隐笔、曲笔，但若专从字缝中去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字法”，索隐被作者隐去的政治斗争真事，这种方法于研究文学作品是不可取的。

重要的还是从情节和场面本身自然流露出来的倾向。

小说中有许多描写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投影。

如第十三回秦氏死后贾珍恣意奢华，寻了一付“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棺板，原封在薛家木店里无人“出价敢买”，贾珍却“喜之不尽，即命人抬来”。

贾政因劝道：

“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

”但此时贾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这话如何肯听。

在清代，和“坏了事”（即在政治斗争中获罪革职以至致死者）的亲王老千岁搭上了这层关系和纠葛，这也是可以获罪的口实；当年的曹俯就因曾替“塞思黑”（雍正皇帝胤祯的弟弟兼政敌胤禟，释为“讨厌”之意）寄顿镀金狮子，而被人指控。

此镀金狮子系塞思黑于康熙年间遣人在江宁铸就，“后因铸得不好，交与曹俯，寄顿庙中”，后这位亲王“坏了事”，曹俯仍“藏贮遗迹”，故被人查出后当然要“奏闻请旨”（详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江宁织造隋赫德奏查织造衙门左侧庙内寄顿镀金狮子情形摺”）。

象小说中所写薛家木店里寄封“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的棺板以及贾珍为秦氏丧动用这付棺板，这在当时也是非同小可之事，故贾政才说了那段有深意的话。

又如第十六回元春晋妃时正值贾政生辰，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来报“有六宫都太尉夏老爷来降旨”，“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旨意只是“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这里“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

”从这一片惊弓之鸟的气氛中，我们不难窥见笼罩在当时官员及其家属心灵上的政治阴云。

　　最突出的当然莫如有关抄家的描写。

历史上雍正皇帝为穷治政敌，好以抄家治人罪，他曾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供称并下令：

“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朕好抄没人之家产者，……近闻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称‘抄家湖’者，讥刺朝政，甚属可恶！

……似此奸恶之徒，一经被获，律在必诛！

”（《永宪录》卷四“禁造流言非议朝政”条）由此可见当时抄家之风的盛行和最高统治者的讳莫如深。

曹雪芹家族及其舅祖李煦家族便正是在雍正朝被抄家治罪的。

当时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称“抄家湖”者尚“律在必诛”，更何况议论并用笔墨写及抄家者！

而曹雪芹却在《红楼梦》中偏偏几次讲到抄家，写到抄家，前八十回两次议论到甄家的抄家，七十四回探春讲的一次是“内抄”：

“你们今日早起？

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七十五回尤氏和王夫人讲的一次是“外抄”：

“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

”“贾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等语。

”小说第七十四回又写了贾府的一次“内抄”：

“惑奸谗抄捡大观园”；续书第一百零五回则写了贾府的一次“外抄”：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根据脂批的透露，雪芹原稿后半部尚有“抄没”、“狱神庙”诸事，其对朝政的讥刺抨击可能要比现在续书尖锐激烈得多！

从曹雪芹在小说中几次讲到并写及抄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而且也确证小说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斗争。

《红楼梦》的政治历史层次主题有些则是和文学审美层次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那些众多的爱情婚姻悲剧和青春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