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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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

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

【摘要】鸿都本为东汉藏书之所，汉灵帝即位后在鸿都门设待诏，以辞赋、书画等技艺相招。

后出于校订经书的需要，遂置鸿都门学。

灵帝不通过东汉官吏选任机制，开卖官鬻爵之路，直接敕命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出任地方高官，此为后世称为鸿都门榜。

蔡邕、杨赐、阳球等人上书反对的是鸿都门榜，而非鸿都、鸿都门学本身，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历史误读。

【关键词】鸿都门学；藏书；写经；鸿都门榜

对鸿都门学的讨论，往往以光禄大夫杨赐、尚书令阳球和议郎蔡邕的奏疏作为资料，对其文化作用进行辨析，涉及到鸿都门学设置的政治背景、文化意图以及文学功能等。

[孙明君：

《第三种势力：

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5期；曾维华、孙刚华：

《东汉“鸿都门学”设置原由探析》，《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陈君：

《鸿都门学之兴衰及其历史启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王永平：

《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从反对者的视角来看鸿都门学的性质，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先入为主地审查鸿都门学的弊端，将三人的反对意见作为证据，论点自然带有倾向性。

假如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从制度渊源来考察鸿都门学设置的历史动因，才可能对鸿都门学的性质进行客观的分析，[（北宋）司马光曾言：

“熹平中，诏引诸生能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

蔡邕力争，以为辞赋小才，无益于治，不如经术。

自魏、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

下至隋、唐，虽设明经、进士两科，进士日隆，而明经日替矣。

”参见《司马温公文集》卷8《起请科场札子》，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

]就会发现后世对鸿都门的文化功能并不否定，而反对的是鸿都门选，即汉灵帝直接敕命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出任高官，彻底冲毁了东汉选官制度，因而引起广泛的非议。

我们有必要还原鸿都的性质、鸿都门学的功能和鸿都门选的实质，才能更加客观地审视鸿都门学的文化属性、历史作用及其被误读的原因。

本文试论之。

一、鸿都藏书职能考辨

 通过历史资料的比对，我们大致可以确定：

东汉鸿都的基本职能是藏书。

按照范晔的记述，鸿都是与兰台、石室、东观等并立的藏书之所：

 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

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后汉书》卷79《儒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8页。

] 在范晔看来，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一样，是两汉“藏典策文章”之所。

我们知道，东观、兰台、石室乃是皇室秘藏图书的场所。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

“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

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

”（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5页）《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辟雍实谓太学，蔡邕曾言：

“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

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

取其尊崇矣，则曰太室。

取其堂向明，则曰明堂。

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

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

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

”[《后汉书·祭祀中》引蔡邕《明堂论》，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78页。

]辟雍代指太学的藏书之所。

宣明殿也是东汉藏书、校书之所。

当年汉明帝请侍中桓郁“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反复乃行，受章录事，不离左右。

明帝自制五行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中”，[（西晋）华峤：

《后汉书》卷2《桓荣传》，引自周天游辑注：

《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页。

]实际是皇帝的书房，集读书、校书和写书为一体。

隋朝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隋文帝开献书之路时，言及东汉藏书：

“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

……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

”[《隋书》卷49《牛弘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8页。

]认为自汉章帝、和帝时期，鸿都就与兰台、石室、东观并列，作为东汉的藏书、校书、写书之所。

范晔、牛弘对东汉书籍聚散的描述，都提及鸿都。

不同的是，范晔叙述的是全部典籍的流散，太学所藏之书乃颁行天下之作，宣明本是皇帝读书著书之所，朝臣常于此讨论政务，非专门的藏书之处。

故牛弘言及的“秘牒”，只有兰台、石室、鸿都、东观四处。

鸿都所藏，资料阙如。

其既与三处并列，其作用亦如之，多藏秘不示人之书。

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曾说：

“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

”以能观秘藏之书为荣。

而班固“徵诣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史，卒前所续史记也”，[（唐）徐坚：

《初学记》卷21《史传第二》，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页。

]入兰台方得以官方史料撰成《汉书》。

黄香之所以名闻天下，在于“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后汉书》卷80《文苑列传·黄香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4页。

]所未见之书，乃皇宫之外不能见到之书，黄香得以阅读秘藏之书，学识自然超群。

记述这两则史料的是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其中，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卷69《范晔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0页。

]翻检资料，比勘记录，其言必有据；牛弘主撰《四部目录》，对隋前藏书之流传，言必有序，故二人对于鸿都性质的确定，绝非道听途说，必有史实依据，方才确定鸿都乃东汉藏书之所，[（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序》亦言：

“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

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

”（参见穆克宏点校：

《玉台新咏笺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页）后世遂以鸿都代指藏书机构。

]又称鸿都府。

《太平御览》卷880引《后汉书》言：

“灵帝时，地震，海水溢，又震鸿都府门。

”此文今本不见，既称为“鸿都府”，其规模可以想知。

东汉秘藏之书非常丰富，且不轻易示人。

李固在《对策后复对》曾提醒汉顺帝：

“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得失，指擿变象，以求天意。

”[（清）严可均辑：

《全后汉文》卷48，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4页。

]黄琼也曾在《灾异上疏荐黄错任棠》时说：

“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

”[（清）严可均辑：

《全后汉文》卷42，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5页。

]二人所谓的“开石室”，实际是恳求皇室能够将秘藏之书示人，让群臣得以明白灾异的成因究竟为何，以便于行政参考。

这些秘藏之书一直存于皇宫之中，后曾随献帝迁徙。

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关中，司徒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

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

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

”[《后汉书》卷66《王允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74页。

]直到汉末，依然密存，并且不计代价地随皇室迁徙，范晔认为鸿都所藏之书，与其他秘藏书籍一样，在献帝迁徙途中，大多散失，故后世多无睹。

我们要考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鸿都门位于什么地方？

依李贤注，鸿都门为东汉洛阳城之内门，即皇宫之门。

《汉宫殿名》亦记载：

“洛阳有太夏门、阊阖门、西华门、万春门、苍龙门、长秋门、景福门、永巷门、丙舍门、鸿都门、金牙门、不老门、章台门、濯龙门、定鼎门。

”[（宋）李昉：

《太平御览》卷183《门下》引，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9页。

]但具体位置尚存争议：

《太平寰宇志》认为其为洛阳北宫之门，[（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一》：

“鸿都门，洛阳北宫门也”。

]但顾祖禹却认为“南宫正门即端门，旁有鸿都、盛德、九龙及金商、青琐诸门。

其正殿曰崇德殿，旁为嘉德殿、崇德殿，西则曰金商门也。

”[（清）顾祖禹，贺决君、施金和点校：

《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34页。

]此与《河南志》所载相同，且《后汉书》记载汉安帝时期，诸多大臣为了证明太子无过，“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其中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后汉书》卷15《来历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1-592页。

]汉制以阙为正门，东汉洛阳宫城坐北朝南，故鸿都门当为洛阳南宫正南门端门之侧门。

[参见杨继刚：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暨南学报》，2014年第2期；张军威：

《鸿都门学探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

第三个问题是，光和元年（178），灵帝“始置鸿都门学生”是别出心裁还是制度需要？

按照李贤注：

“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

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

”鸿都是为藏书之所，鸿都门学则是灵帝为鸿都藏书而设置的机构，位于鸿都门内，故名。

两汉藏书、校书、写书多在藏书机构之中，灵帝下令各州、郡以及三公推举所能为尺牍、辞赋、精通书法者，恰是西汉藏书、校书、写书之官的必备技能。

尺牍，《说文解字》言：

“牍，书版也。

”尺牍为两汉公文通用格式，颜师古注言：

“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

今俗言尺书，或言尺牍，盖其遗语耳。

”[《汉书》卷34《韩信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72页。

]能为尺牍者，实乃擅长公文写作且深通公文格式者。

工书法，更是两汉史官考核的必备技能。

依汉制，“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韦昭注：

“若今尚书兰台令史也。

”[《汉书》卷30《艺文志》注引，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2页。

]便认为尚书兰台令史亦出于此类史官。

在这其中，学童所考的“六体”，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皆为校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字体。

缪篆，清桂馥《缪篆分韵》认为是汉魏印采用的多体篆文之统称，“工书鸟篆者”实乃要求参加课试者精通各种形体的篆文，其中就包括秦视为“八体”的鸟篆，[容庚：

《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是带有装饰意味的古文字，至王莽合为六体，[（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

时有六书：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

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

四曰左书，即秦隶书。

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由此看来，灵帝下诏选用的能为尺牍、工书鸟篆者，实乃源自西汉选举史官的必备技能。

至于能为辞赋者，实出于灵帝的爱好，西汉诸帝皆曾以其所好而令士人待诏金马门，如汉武帝时公孙弘、东方朔、主父偃、严安、徐乐，宣帝时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郑朋，元帝时贾捐之，成帝时冯商、哀帝时的夏侯良等都曾待诏金马门，或以容貌秀丽，或以能调笑，或以能辞赋，或以能撰述，其备为皇帝顾问，随时可以入于禁中参与议论、起草诏令。

东汉光武时的策士马援、名士桓谭等、章帝时制作四分历的张盛、京房、鲍业、杨岑等，和帝时的相工苏大等都曾待诏公车，待诏作为皇帝考察、选用士人的一个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术，这些士人“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汉书》卷11《哀帝纪》注引，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页。

]其根据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由皇帝量才使用，一般多以郎官入仕，担任百石左右的低级职务。

灵帝好辞赋篇章，其招能为辞赋者至鸿都门参加考试，蔡邕也承认“其本以经术相招”，是以待诏身份进行选举，合乎两汉的待诏传统。

[参见《文献通考》卷54《职官考》：

“盖以言语文字被顾问，以翰墨技艺侍中、侍诏，则汉武帝所以处邹、枚、严、徐，灵帝所以招鸿都文学之类是也。

至于出入禁闼，特被亲遇，参谋军国，号称内相，则汉、魏以来侍中、领尚书事、秘书监、中书监之类是也。

若代言典诰之任，则武帝所以命司马相如，历代所以置中书舍人是也。

”]

由此来看，鸿都为皇宫的藏书之所，灵帝所选用的能尺牍、善辞赋、工书法者，乃藏书、校书和写书的需要，且招用、选用这些士人，是符合两汉待诏传统的。

也就是说，光和元年（178）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做法并无不妥之处。

二、鸿都门学与熹平石经的刊刻

 在鸿都门学设置之前，灵帝已经下诏令诸儒正定五经，鸿都门学与在此期间刊定的熹平石经有无关系呢？

我们有必要鸿都门学熹平石经刊刻的内在关联，才能确认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意图。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灵帝熟知经学。

范晔言灵帝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6页。

]一度喜欢经书，渐而喜欢文章。

又言：

“灵帝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后汉书》卷25《刘宽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7页。

]对经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但此时的经学，既无家法之守，亦无师法之专，已经“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汉）桓谭《新论》：

“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之所以如此，一在于顺帝之后，博士弟子、如博士弟子扩招，自然鱼龙混杂，学门不能清静，好利之徒自然云集，学问不精者，必附庸风雅而信口开河，使得章句之学变为议论之所。

二在于“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卷8《灵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0-331页。

]学无大儒，遂使庸才成名。

自古好利之徒多竞进，庸俗之才好卖弄，其假经术为路径，必然有哓哓之争，若即学问而论之，则存敬畏之心。

然其非学问之士，妄作辩论，不能说服对方者，遂私自改定经书而为证。

熟知经学的灵帝知此弊端，遂下诏一统经学。

其次，刊订熹平石经反映了灵帝试图一统经学的努力。

对于熹平石经刊定的推动者，《后汉书》有着不同的叙述，《后汉书·儒林传》言为：

 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是从经书紊乱、经学混乱的角度言之，是为刊定石经的大背景。

《后汉书·宦者列传》则说：

 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邱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枯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

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言告，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

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

 由宦官李巡将太学中博士及博士弟子的弊端报告给灵帝。

《后汉书·蔡邕传》记述为：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

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蔡邕提出了解决办法，主张刊定经书文字，灵帝遂召集诸儒共同校订。

其中所提到的蔡邕等人“正其文字”的工作，便是前文提到的“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使得讹误多出、歧义日显的经书得以统一。

卢植《始立太学石经上书》，言当时正定经书的基本作法：

 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

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

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

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

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后汉书》卷64《卢植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16页。

] 他也意识到《礼记》中颇多讹误，应该比较不同的版本加以勘定，但他又觉得独自一人难以完成，希望能够寻找两个善书的助手，一起到东观核对典籍，考察相关文献的得失，比对文字，确定最后的文字，刻为碑文。

可以看出，熹平石经的正定，不仅需要儒生去校雠经义，而且需要精通书法者对经书的古文、奇字、缪篆、虫书进行核定，才能刊定正文，最后由擅长古文、篆文、隶书三种书法者，对刊定的经文进行书写，交付刻工刻成。

卢植“就官财粮”的说法，也表明一经的刊刻，绝非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更何况有五经之多。

学界一般认为，熹平石经从熹平四年（175）灵帝下诏正定《五经》，到光和六年（131）“凡历九年而始告成”，[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此巨大之工作，起于熹平四年，讫于光和六年（《水经注》言光和六年，当有所据，疑是刻成之年载在碑文者），凡历九年而始告成。

”引自《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版。

]参与者人数众多，是灵帝时期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杨九诠：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文史哲》，2000年第1期。

]

熹平四年（175）灵帝下令刊刻石经，卢植上书要求参与《礼记》的刊刻；熹平六年（177），亲自视察太学，体现出这段时期灵帝对正定五经工作的重视。

光和元年（178），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其最初用意正在提倡经学。

《后汉书·蔡邕传》明确说：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

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

 又载为：

 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范晔认为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最初目的，是出于经学考量（“本颇以经学相招”），并在学内由画工刘旦、杨鲁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表明鸿都门学的宗旨在于尊儒校经。

尽管范晔在《后汉书》记载诸多反对鸿都门选的奏疏，但皆未否认鸿都门学校订经书的功用。

再次，鸿都门学为熹平石经选拔了书写者，为书写者提供了书法训练。

据唐张彦远所辑录《法书要录》记载，鸿都门学内集聚了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

其中，师宜官被认为是鸿都门学中书法成就最高者：

“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

大则一字径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8，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关于八分书，卫恒《四体书势》言：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汉因用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

隶书者，篆之捷也。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

”[（清）严可均辑：

《全晋文》卷30，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6页。

]是隶书的前身，在灵帝时习者最广。

其弟子梁鹄，“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

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8，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这些知名的书法家云集一堂，相互切磋，为熹平石经的书丹做了技术上的滋养。

作为熹平石经的撰写者，蔡邕正是得力于鸿都门学的训练，才得以卓然自立。

《笔阵图》言：

“昔秦承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

”[（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1，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依《后汉书·窦宪传》注：

“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

”蔡邕入鸿都观碑百余日，可见鸿都所藏碑碣之丰富。

蔡邕在鸿都门中见识了当时一流的书法作品，成为其撰写石经的参照。

后魏江式《论书》言：

“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

”[（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2，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页。

]可知当时鸿都珍藏了许多前代书刻，蔡邕才能够博采众长，形成独特的楷法，作为熹平石经的字体。

泽被后世深远的飞白，正是得益于蔡邕在鸿都门学的揣摩：

“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卷8，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这一字体经蔡邕之手，成为后世书家常用的技巧。

最后，熹平石经书写于鸿都门学之中。

熹平石经最后树立于太学，此无异议。

然自古却有“鸿都石经”的说法，按照宋娄机《汉盘字源·序》的理解，将“熹平石经”说成“鸿都石经”，“误始于唐张怀瓘《书断》，而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晁公武《石经考异》等书因之”，并由此得出结论：

“蔡邕以刻鸿都学生被谴，尤不可以邕正字书丹之碑归之鸿都”，[（清）永瑢、纪昀：

《四库全书考证》，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9页。

]后代研究者多由此认为“鸿都石经”为“熹平石经”的误读。

[杨继刚：

《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暨南学报》，2014年第2期。

]此乃就经学史言之，看的是石经树立的最终位置在太学。

假如我们从工程史的角度来思考：

历时九年而完成的熹平石经，其文字刊定工作在东观、兰台等地进行，其书写和刻碑当在何地进行？

前文所引资料鸿都门学本是为校订经书而设置，集中了灵帝时期最好的书法家、画工的鸿都，有理由成为书丹、刻碑的工作场所。

后世书法史论者，多称将石经称为“鸿都石经”，当是着眼于石经的书丹之所。

《太平广记》卷209《书四·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

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认为洛阳出土的石经，乃出自蔡邕在鸿都门学所书。

后董逌《广川书跋·蔡邕石经》仍之，陶宗仪《书史会要》、顾炎武《石经考》、朱彝尊《西岳华山庙碑跋》、倪涛《六艺之一录》等皆以“鸿都石经”称之，正出于认定石经刊刻之于鸿都而名之。

由此来看，鸿都门学是灵帝为刊刻石经而设置的训练书法的场所，承担着文字校订、书法训练和书碑撰写的功能，蔡邕、师宜官、梁鹄等人对隶书、楷书的改造，得益于鸿都门学对书法技巧的训练，大量云集的书法家相互切磋，提升了书法的技巧，[（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3认为：

“魏晋以来，楷书日盛，皆鸿都门学之余，习正书，遂为后世不刊之法，与李斯之篆、程邈之隶同科。

]其所培训的书工，协助勘定五经文字，其所滋养的书法家蔡邕，最终书丹刻石而成为熹平石经。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郑玄言：

“按石经之学，始于蔡邕。

始也，秦火之后，经籍初出，诸家所藏，传写或异；笺传之儒，皆凭所见，更不论文字之讹谬。

邕校书东观，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乃自为书，而刻石于太学门外。

后儒晚学，咸以取正。

”] 

三、鸿都门选对东汉选官制度的冲击

 现存对鸿都门激烈批评的三篇奏疏，分别出自光禄大夫杨赐、尚书令阳球和议郎蔡邕，如果我们对其综合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反对鸿都门生的辞赋、书画创作，甚至不反对鸿都门学，而是反对灵帝对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的超拔而形成的鸿都门榜，彻底扰乱了东汉的选官制度。

蔡邕《上封事》谏阻的理由很明确，是灵帝选拔鸿都门待诏至于高官，不符合传统：

 ……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

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

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

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

[《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6页。

] 蔡邕看到诏鸿都门者，非以经学入仕，而以小艺加官，认为此种做法极不合适。

他强调汉武帝时以射策选拔，文学之士的选拔，本重策论；汉明帝审之以明经为甲乙科考，文学的选拔更尚经学。

范晔为了证明蔡邕此文的一针见血，还专门记载灵帝用待诏鸿都门者：

“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

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1-1992页。

]本想招致经学之士，但由于灵帝好文辞、喜技艺，此类人士转相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