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docx

1、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鸿都门学的文化功能与历史误读【摘要】鸿都本为东汉藏书之所，汉灵帝即位后在鸿都门设待诏，以辞赋、书画等技艺相招。后出于校订经书的需要，遂置鸿都门学。灵帝不通过东汉官吏选任机制，开卖官鬻爵之路，直接敕命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出任地方高官，此为后世称为鸿都门榜。蔡邕、杨赐、阳球等人上书反对的是鸿都门榜，而非鸿都、鸿都门学本身，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历史误读。【关键词】鸿都门学；藏书；写经；鸿都门榜对鸿都门学的讨论，往往以光禄大夫杨赐、尚书令阳球和议郎蔡邕的奏疏作为资料，对其文化作用进行辨析，涉及到鸿都门学设置的政治背景、文化意图以及文学功能等。 孙明君：第三种势力：政治视角中的

2、鸿都门学，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5期；曾维华、孙刚华：东汉“鸿都门学”设置原由探析，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陈君：鸿都门学之兴衰及其历史启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王永平：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从反对者的视角来看鸿都门学的性质，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先入为主地审查鸿都门学的弊端，将三人的反对意见作为证据，论点自然带有倾向性。假如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从制度渊源来考察鸿都门学设置的历史动因，才可能对鸿都门学的性质进行客观的分析， （北宋）司马光曾言：“熹平中，诏引诸生能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蔡邕力争，以为辞赋小才，无益于治，不如经术。自魏

3、、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下至隋、唐，虽设明经、进士两科，进士日隆，而明经日替矣。”参见司马温公文集卷8起请科场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页。就会发现后世对鸿都门的文化功能并不否定，而反对的是鸿都门选，即汉灵帝直接敕命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出任高官，彻底冲毁了东汉选官制度，因而引起广泛的非议。我们有必要还原鸿都的性质、鸿都门学的功能和鸿都门选的实质，才能更加客观地审视鸿都门学的文化属性、历史作用及其被误读的原因。本文试论之。一、鸿都藏书职能考辨通过历史资料的比对，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东汉鸿都的基本职能是藏书。按照范晔的记述，鸿都是与兰台、石室、东观等

4、并立的藏书之所：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后汉书卷79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8页。在范晔看来，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一样，是两汉“藏典策文章”之所。我们知道，东观、兰台、石室乃是皇室秘藏图书的场所。 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5页）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周道废，秦拨去古文，

5、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辟雍实谓太学，蔡邕曾言：“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矣，则曰太室。取其堂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 后汉书祭祀中引蔡邕明堂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78页。辟雍代指太学的藏书之所。宣明殿也是东汉藏书、校书之所。当年汉明帝请侍中桓郁“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反复乃行，受章录事，不离左右。明帝自制五行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中”， （西晋）华峤：后汉书卷2桓荣传，引自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

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页。实际是皇帝的书房，集读书、校书和写书为一体。隋朝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隋文帝开献书之路时，言及东汉藏书：“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 隋书卷49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8页。认为自汉章帝、和帝时期，鸿都就与兰台、石室、东观并列，作为东汉的藏书、校书、写书之所。范晔、牛弘对东汉书籍聚散的描述，都提及鸿都。不同的是，范晔叙述的是全部典籍的流散，太学所藏之书乃颁行天下之作，宣明本是皇帝读书著书之所，朝臣常于此讨论政务，非专门的藏书之处。故牛弘

7、言及的“秘牒”，只有兰台、石室、鸿都、东观四处。鸿都所藏，资料阙如。其既与三处并列，其作用亦如之，多藏秘不示人之书。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曾说：“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以能观秘藏之书为荣。而班固“徵诣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史，卒前所续史记也”， （唐）徐坚：初学记卷21史传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页。入兰台方得以官方史料撰成汉书。黄香之所以名闻天下，在于“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 后汉书卷80文苑列传黄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4页。所未见之书，乃皇宫之外不能见到之书，黄香得以阅读秘藏之书，学识自然超群。记述这两则史

8、料的是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其中，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宋书卷69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0页。翻检资料，比勘记录，其言必有据；牛弘主撰四部目录，对隋前藏书之流传，言必有序，故二人对于鸿都性质的确定，绝非道听途说，必有史实依据，方才确定鸿都乃东汉藏书之所， （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序亦言：“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参见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页）后世遂以鸿都代指藏书机构。又称鸿都府。太平御览卷880引后汉书言：“灵帝时，地震，海水溢，又震鸿都

9、府门。”此文今本不见，既称为“鸿都府”，其规模可以想知。东汉秘藏之书非常丰富，且不轻易示人。李固在对策后复对曾提醒汉顺帝：“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得失，指擿变象，以求天意。” （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4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4页。黄琼也曾在灾异上疏荐黄错任棠时说：“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 （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42，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5页。二人所谓的“开石室”，实际是恳求皇室能够将秘藏之书示人，让群臣得以明白灾异的成因究竟为何，以便于行政参考。这些秘藏之书一直存于皇宫

10、之中，后曾随献帝迁徙。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关中，司徒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 后汉书卷66王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74页。直到汉末，依然密存，并且不计代价地随皇室迁徙，范晔认为鸿都所藏之书，与其他秘藏书籍一样，在献帝迁徙途中，大多散失，故后世多无睹。我们要考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鸿都门位于什么地方？依李贤注，鸿都门为东汉洛阳城之内门，即皇宫之门。汉宫殿名亦记载：“洛阳有太夏门、阊阖门、西华门、万春门、苍龙门、长秋门、景福门、永巷门、丙舍门、鸿都门、金牙门、不老门、章台门、濯龙门、定鼎门。” （宋

11、）李昉：太平御览卷183门下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9页。但具体位置尚存争议：太平寰宇志认为其为洛阳北宫之门，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道三河南府一：“鸿都门，洛阳北宫门也”。但顾祖禹却认为“南宫正门即端门，旁有鸿都、盛德、九龙及金商、青琐诸门。其正殿曰崇德殿，旁为嘉德殿、崇德殿，西则曰金商门也。” （清）顾祖禹，贺决君、施金和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34页。此与河南志所载相同，且后汉书记载汉安帝时期，诸多大臣为了证明太子无过，“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其中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 后汉书卷15来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

12、5年版，第591-592页。汉制以阙为正门，东汉洛阳宫城坐北朝南，故鸿都门当为洛阳南宫正南门端门之侧门。 参见杨继刚：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暨南学报，2014年第2期；张军威：鸿都门学探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三个问题是，光和元年（178），灵帝“始置鸿都门学生”是别出心裁还是制度需要？按照李贤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鸿都是为藏书之所，鸿都门学则是灵帝为鸿都藏书而设置的机构，位于鸿都门内，故名。两汉藏书、校书、写书多在藏书机构之中，灵帝下令各州、郡以及三公推举所能为尺牍、辞赋、精通

13、书法者，恰是西汉藏书、校书、写书之官的必备技能。尺牍，说文解字言：“牍，书版也。”尺牍为两汉公文通用格式，颜师古注言：“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今俗言尺书，或言尺牍，盖其遗语耳。” 汉书卷34韩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72页。能为尺牍者，实乃擅长公文写作且深通公文格式者。工书法，更是两汉史官考核的必备技能。依汉制，“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韦昭注：“若今尚书兰台令史也。” 汉书卷30艺文志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

14、2页。便认为尚书兰台令史亦出于此类史官。在这其中，学童所考的“六体”，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皆为校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字体。缪篆，清桂馥缪篆分韵认为是汉魏印采用的多体篆文之统称，“工书鸟篆者”实乃要求参加课试者精通各种形体的篆文，其中就包括秦视为“八体”的鸟篆， 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是带有装饰意味的古文字，至王莽合为六体，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

15、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由此看来，灵帝下诏选用的能为尺牍、工书鸟篆者，实乃源自西汉选举史官的必备技能。至于能为辞赋者，实出于灵帝的爱好，西汉诸帝皆曾以其所好而令士人待诏金马门，如汉武帝时公孙弘、东方朔、主父偃、严安、徐乐，宣帝时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郑朋，元帝时贾捐之，成帝时冯商、哀帝时的夏侯良等都曾待诏金马门，或以容貌秀丽，或以能调笑，或以能辞赋，或以能撰述，其备为皇帝顾问，随时可以入于禁中参与议论、起草诏令。东汉光武时的策士马援、名士桓谭等、章帝时制作四分历的张盛、京房、

16、鲍业、杨岑等，和帝时的相工苏大等都曾待诏公车，待诏作为皇帝考察、选用士人的一个方式，并不局限于经术，这些士人“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 汉书卷11哀帝纪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页。其根据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由皇帝量才使用，一般多以郎官入仕，担任百石左右的低级职务。灵帝好辞赋篇章，其招能为辞赋者至鸿都门参加考试，蔡邕也承认“其本以经术相招”，是以待诏身份进行选举，合乎两汉的待诏传统。 参见文献通考卷54职官考：“盖以言语文字被顾问，以翰墨技艺侍中、侍诏，则汉武帝所以处邹、枚、严、徐，灵帝所以招鸿都文学之类是也。至于出入禁闼，特被亲遇，参谋军国，号称内相，则汉、魏以来

17、侍中、领尚书事、秘书监、中书监之类是也。若代言典诰之任，则武帝所以命司马相如，历代所以置中书舍人是也。”由此来看，鸿都为皇宫的藏书之所，灵帝所选用的能尺牍、善辞赋、工书法者，乃藏书、校书和写书的需要，且招用、选用这些士人，是符合两汉待诏传统的。也就是说，光和元年（178）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做法并无不妥之处。二、鸿都门学与熹平石经的刊刻在鸿都门学设置之前，灵帝已经下诏令诸儒正定五经，鸿都门学与在此期间刊定的熹平石经有无关系呢？我们有必要鸿都门学熹平石经刊刻的内在关联，才能确认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意图。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灵帝熟知经学。范晔言灵帝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 后汉书卷6

18、0蔡邕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6页。一度喜欢经书，渐而喜欢文章。又言：“灵帝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 后汉书卷25刘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7页。对经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此时的经学，既无家法之守，亦无师法之专，已经“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汉）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之所以如此，一在于顺帝之后，博士弟子、如博士弟子扩招，自然鱼龙混杂，学门不能清静，好利之徒自然云集，学问不精者，必附庸风雅而信口开河，使得章句之学变为议论之所。二在于“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 后汉书卷

19、8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0-331页。学无大儒，遂使庸才成名。自古好利之徒多竞进，庸俗之才好卖弄，其假经术为路径，必然有哓哓之争，若即学问而论之，则存敬畏之心。然其非学问之士，妄作辩论，不能说服对方者，遂私自改定经书而为证。熟知经学的灵帝知此弊端，遂下诏一统经学。其次，刊订熹平石经反映了灵帝试图一统经学的努力。对于熹平石经刊定的推动者，后汉书有着不同的叙述，后汉书儒林传言为：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 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是从

20、经书紊乱、经学混乱的角度言之，是为刊定石经的大背景。后汉书宦者列传则说：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邱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枯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言告，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由宦官李巡将太学中博士及博士弟子的弊端报告给灵帝。后汉书蔡邕传记述为：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蔡邕提出了解决办法，主张刊定经书文字，灵帝遂召集诸儒共同校

21、订。其中所提到的蔡邕等人“正其文字”的工作，便是前文提到的“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使得讹误多出、歧义日显的经书得以统一。卢植始立太学石经上书，言当时正定经书的基本作法：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后汉书卷64卢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16页。他也意识到礼记中颇多讹误，应该比较不同的版本加

22、以勘定，但他又觉得独自一人难以完成，希望能够寻找两个善书的助手，一起到东观核对典籍，考察相关文献的得失，比对文字，确定最后的文字，刻为碑文。可以看出，熹平石经的正定，不仅需要儒生去校雠经义，而且需要精通书法者对经书的古文、奇字、缪篆、虫书进行核定，才能刊定正文，最后由擅长古文、篆文、隶书三种书法者，对刊定的经文进行书写，交付刻工刻成。卢植“就官财粮”的说法，也表明一经的刊刻，绝非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更何况有五经之多。学界一般认为，熹平石经从熹平四年（175）灵帝下诏正定五经，到光和六年（131）“凡历九年而始告成”， 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此巨大之工作，起于熹平四年，讫于光和六年（水经

23、注言光和六年，当有所据，疑是刻成之年载在碑文者），凡历九年而始告成。”引自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版。参与者人数众多，是灵帝时期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杨九诠：东汉熹平石经平议，文史哲，2000年第1期。熹平四年（175）灵帝下令刊刻石经，卢植上书要求参与礼记的刊刻；熹平六年（177），亲自视察太学，体现出这段时期灵帝对正定五经工作的重视。光和元年（178），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其最初用意正在提倡经学。后汉书蔡邕传明确说：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又载为：光和元年，遂置鸿

24、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范晔认为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的最初目的，是出于经学考量（“本颇以经学相招”），并在学内由画工刘旦、杨鲁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表明鸿都门学的宗旨在于尊儒校经。尽管范晔在后汉书记载诸多反对鸿都门选的奏疏，但皆未否认鸿都门学校订经书的功用。再次，鸿都门学为熹平石经选拔了书写者，为书写者提供了书法训练。据唐张彦远所辑录法书要录记载，鸿都门学内集聚了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其中，师宜官被认为是鸿都门学中书法成就最高者：“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

25、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关于八分书，卫恒四体书势言：“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 （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30，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6页。是隶书的前身，在灵帝时习者最广。其弟子梁鹄，“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这些知名的书法家云集一堂，相互切磋，为熹平石经

26、的书丹做了技术上的滋养。作为熹平石经的撰写者，蔡邕正是得力于鸿都门学的训练，才得以卓然自立。笔阵图言：“昔秦承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 （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依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蔡邕入鸿都观碑百余日，可见鸿都所藏碑碣之丰富。蔡邕在鸿都门中见识了当时一流的书法作品，成为其撰写石经的参照。后魏江式论书言：“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 （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卷2，上海：上

27、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页。可知当时鸿都珍藏了许多前代书刻，蔡邕才能够博采众长，形成独特的楷法，作为熹平石经的字体。泽被后世深远的飞白，正是得益于蔡邕在鸿都门学的揣摩：“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 （唐）张怀瓘书断，引自（唐）张彦远辑录，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这一字体经蔡邕之手，成为后世书家常用的技巧。最后，熹平石经书写于鸿都门学之中。熹平石经最后树立于太学，此无异议。然自古却有“鸿都石经”的说法，按照宋娄机汉盘字源序的理解，将“熹平石经”说成“鸿都石经”，“误始于唐张怀瓘书断

28、，而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晁公武石经考异等书因之”，并由此得出结论：“蔡邕以刻鸿都学生被谴，尤不可以邕正字书丹之碑归之鸿都”，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考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9页。后代研究者多由此认为“鸿都石经”为“熹平石经”的误读。 杨继刚：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暨南学报，2014年第2期。此乃就经学史言之，看的是石经树立的最终位置在太学。假如我们从工程史的角度来思考：历时九年而完成的熹平石经，其文字刊定工作在东观、兰台等地进行，其书写和刻碑当在何地进行？前文所引资料鸿都门学本是为校订经书而设置，集中了灵帝时期最好的书法家、画工的鸿都，有理由成为书丹、刻碑

29、的工作场所。后世书法史论者，多称将石经称为“鸿都石经”，当是着眼于石经的书丹之所。太平广记卷209书四潞州卢：“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认为洛阳出土的石经，乃出自蔡邕在鸿都门学所书。后董逌广川书跋蔡邕石经仍之，陶宗仪书史会要、顾炎武石经考、朱彝尊西岳华山庙碑跋、倪涛六艺之一录等皆以“鸿都石经”称之，正出于认定石经刊刻之于鸿都而名之。由此来看，鸿都门学是灵帝为刊刻石经而设置的训练书法的场所，承担着文字校订、书法训练和书碑撰写的功能，蔡邕、师宜官、梁鹄等人对隶书、楷书的改造，得益于鸿都门学对书法技巧的训练，大量云集的书法家相互切磋，提升了书法的技巧， （

30、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3认为：“魏晋以来，楷书日盛，皆鸿都门学之余，习正书，遂为后世不刊之法，与李斯之篆、程邈之隶同科。其所培训的书工，协助勘定五经文字，其所滋养的书法家蔡邕，最终书丹刻石而成为熹平石经。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郑玄言：“按石经之学，始于蔡邕。始也，秦火之后，经籍初出，诸家所藏，传写或异；笺传之儒，皆凭所见，更不论文字之讹谬。邕校书东观，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乃自为书，而刻石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以取正。”三、鸿都门选对东汉选官制度的冲击现存对鸿都门激烈批评的三篇奏疏，分别出自光禄大夫杨赐、尚书令阳球和议郎蔡邕，如果我们对其综合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反对鸿都门生的辞赋、

31、书画创作，甚至不反对鸿都门学，而是反对灵帝对鸿都门待诏、鸿都门生的超拔而形成的鸿都门榜，彻底扰乱了东汉的选官制度。蔡邕上封事谏阻的理由很明确，是灵帝选拔鸿都门待诏至于高官，不符合传统：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 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6页。蔡邕看到诏鸿都门者，非以经学入仕，而以小艺加官，认为此种做法极不合适。他强调汉武帝时以射策选拔，文学之士的选拔，本重策论；汉明帝审之以明经为甲乙科考，文学的选拔更尚经学。范晔为了证明蔡邕此文的一针见血，还专门记载灵帝用待诏鸿都门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后汉书卷60蔡邕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1-1992页。本想招致经学之士，但由于灵帝好文辞、喜技艺，此类人士转相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