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蚀毛泽东是如何能整治不法资本家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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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蚀毛泽东是如何能整治不法资本家地

反腐蚀：

毛泽东是如何整治不法资本家的

1951年冬，东北局在开展“三反”运动中，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群众揭发贪官的材料中，发现官员腐化堕落的共同特点是不法资本家与其相互勾结，共同盗骗国家财产。

由政治领域反贪污，引出经济领域的反腐蚀，打击对象也由政府官员转变为企业人员。

东北人民政府医政处处长李廷琳就与私商光明药行的经理丛志丰相互勾结，在抗美援朝过程中，从政府手中低价买入药品，然后再通过李廷琳的关系，高价转卖给人民政府，通过伪造发票、报假账等方式，偷税、漏税，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个共同的表示特征都是官商的不法勾结。

几年前，光明药行还是一个小店铺，自从老板巴结上李廷琳之后，一跃成为当时东北地区的重要药品批发商铺，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开设分店。

丛志丰的手段主要包括，宴请李廷琳吃饭，奉承巴结，送礼送钱，找舞女陪玩，听说李廷琳对公家食堂的饭不满意，专门雇佣一名特级厨师给李廷琳做饭，满足其口腹之欲，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姨太太陪李廷琳跳舞（嗯，应该只是跳舞而已）。

这么多年过去了，勾结手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当时东北另一大铁矿城市本溪，在群众的举报材料中发现不法奸商通过请客、行贿等方式，拉我工作人员上钩，而后以告发相威胁与其共同勾结盗窃国家财产。

可以说，不法资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这也说明我们对干部的管理制度仍然很不严密。

毛泽东分析说，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后来对展颜资产阶级实行的是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就是团结他们和我们一同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必须防止他们对我们干部的腐蚀，所以必须配合斗争，让他们不敢行贿、不能腐蚀我们。

革命胜利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落后，决定了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保留资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由竞争的关系，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在国家掌握资源的情况下，为了利益，他们会铤而走险，通过侵蚀我们的党的干部的方式来获取不法利益。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他们也越来越猖狂，普遍存在着违法犯罪、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题。

在治理淮水工程中，承包商不顾工程质量，用旧料充当新料，次料充当好料，从中赚取不法之财。

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中，不法厂商贩卖变质罐头、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等，造成大批战士致病、致残，甚至送了生命（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国家不会忘记他们的，就像抗战成功后对汉奸分子的清理审判活动一样）。

他们拉拢、收买了我们的部分干部，给干薪、干股、回扣、佣金，从而充当他们的坐探、代理，同他们合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1950年8月，北京天津糖价暴涨，1951年9月北京碱价波动，就是不法资本家从他们安插在我们机关内部的探子那里窃取到经济情报后，有意制造的市场物价波动，从中谋取不义之财。

不法资本家损人利己的恶劣手段令人发指，现在情况与过去（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及抗美援朝）不同了，不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打击是不行的。

嗯，别看过去闹得欢，今天让他拉清单。

这些不法商人的问题，令党政机关高度警惕，人民群众义愤填膺。

于是，党中央决定在政府机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同时，在经济领域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如果说“三反”属于党政机关内部的打虎运动的话，那“五反”则是将打虎工作从机关转向经济领域。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把反贪污和反行贿结合起来，形成斗争的两条战线，特别是在大中城市（“五反”运动的主战场），用大力发动一场斗争，给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各级党委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

“五反”运动的方针及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资产阶级及市民，向违法资产阶级斗争，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贪污斗争。

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以前我们需要团结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反对资产阶级），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直到抗美援朝，我们更需要国内团结一致；后来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

他们虽然挨过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又嚣张了起来，特别是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受到了优待，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是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

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毛主席还表示说，现在有一个种很严重的情况，我们挽救一部分干部，接着就有另一部分干部又被人家拉出去，……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为此，国家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制定了“五反”运动的任务及目的，共8条：

一是彻查私营工商业情况，以利于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二是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官僚主义，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的代理人；三是改组工商联合会，把丧失威信的干部清除出去，把优秀的同志吸收进来；四是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增加优秀人员，使它能够成为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对于资本家秘密结社，予以解散；五是消灭投机行为，使资产阶级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尽量发展私营工业，缩小私营商业，重新划定私营利润额，既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又要使其无法暴利；六是使资本家实行经济公开，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七是通过补偿、退赃、罚款、没收中，追回国家大部分经济损失；八是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从这些部署，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并不仅是把“五反”运动当作一场经济斗争，更是把它看作是一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

毛主席强调说，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

“违法不违法，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标准。

”我们当前的目的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消弱资产阶级。

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而不是一直打下去，更不是把它们都打垮。

对于主席的意图，当时中央机关还有的同志并没有好好领会，在中宣部主管的《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资产阶级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主张消灭）。

毛主席发现后，批评得相当严厉，中宣部为此还专门作过检讨。

中央对“五反”运动作出了部署，地方自然要紧跟执行。

但在“三反”运动（针对贪污腐化的官员）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发动“五反”运动，当时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一些经济部门的工作几乎停顿，国营企业的业务受到冲击，资产阶级惊恐不安，用歇业、停工的手段要挟我们，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导致基本建设项目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障碍。

许多地区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增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计。

这时候，小平同志从西南给主席发了一封电报，提到了上述情况，并表示税收减少一半，很多税局垮了，私营企业无事可做，有意用不发工资或要公家贷款维持的办法抵抗，工商业停滞造成工人失业，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甚至有部分城市贫民对政策表示不满；国民党特务乘机兴风作浪。

小平同时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加工订单，启动市场，减少失业，疑人勿用城市贫民困难。

毛主席电复表示同意，并要求各中央局注意解决小平同志电报中提出的同样问题。

同时，党中央和毛主席适时调整“五反”运动的部署，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缩短持续的时间，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暂不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五反”运动推迟到春耕之后，中等城市尚未开展的视情况进行安排。

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五反”运动，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

上海是我们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城市，从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五毒横行”相当严重，因此上海的“五反”运动搞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一运动乃至全国经济工作全局。

中央安排专人到上海了解情况，到了之后发现“五反”运动已经开始，火力极为猛烈。

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当即决定，集中力量搞好“三反”工作，把“五反”运动暂时停下来。

对抓起来的人分别情况加以处理，或取保释放，以缓和紧张局面。

经了解情况，发现上海工人阶级的检举材料达24万件，问题是部分干部和工人对“五反”运动的政策界限不清楚，有过激行为，甚至党内个别老同志也存在“左”的情绪，想乘机消灭私人资本，抓紧实行社会主义，以致闹出一些乱子。

比如当时有一位支持乱斗资本家的市总工会负责人，不管什么违法不违法，一律反，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对资本家的腐化生活，等等。

到上海几家大的私营企业考察，其中一家是梅林罐头厂（有一种叫上海梅林600073的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具体股权性质，大家可自行查找），在斗争资本家时，出现了戴高帽子和体罚的现象，致使少数资本家受害。

将这些问题反映给毛主席后，主席确定了应予保护和着重打击的名单，指出“五反”运动必须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保证不出乱子。

对于工商户的处理，要掌握“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多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的原则。

并将私营工商户的类型划分为：

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前3种类型约占95%），严重违法，完全违法（后2种类型约占5%）。

经过重新准备，上海的“五反”运动通过举行全市动员大会正式开始，陈毅作为市长讲话时着重强调要防止过火现象，全面交待了党的政策，资本家受害的现象很快消除了。

上海的“五反”运动到尾声时，在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中，提了四点意见：

一是处罚违法资本家退财补税问题。

由于确定的退补金额达10万亿元（旧币），还不包括罚没的，而这么大的数目资本家无法如何一下子拿不出来，建议采取现款偿补20%+退而不缴但转为公股20%+分期偿还60%的方式。

二是上层资本家应有一批划为完全守法户，适当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过去的贡献等因素。

三是加强工人监督，应先重点试验，后再全推广。

四是妥善解决“三反”和“五反”的联系问题，三反过程中搜集的资料只能作为五反的参考，不能作为依据；否则机关“老虎”乱咬资本家，资本家也乱咬干部，对社会没好处。

报告经中央批准后，转发各中央局和分局参照执行。

在“五反”运动之后，如何再次团结资本家，让他们重新靠拢我们，是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次运动痛整了资本家，也带来了“后遗症”，工人失业、商品积压、物价下跌；资本家惶惶不安，感到退补负担重，对今后如何经营无所适从；而工人多希望公私合营，多数干部思想观念没转过来，也希望多退多算多补，多搞公私合营。

中央经研究确定，资本家退补的数额以三分之一为宜，退补时间可以放宽，数额多的可以多年退补，一部分还可以转为公股；罚款的只能是极少数，判刑尤其要少。

毛主席也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运动，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随后，中央下发文件指出，为了结束这场斗争，必须反对两种倾向：

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误解从宽处理，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以致引起群众不满，致使不法资本家再次嚣张。

一种是只顾眼前利益，不肯将违法数额过高的资本家数目，合理的降下来，存在着多罚多补、多稿公私合营的错误想法，而不顾实际经济情况，造成工人失业。

文件宣布为在“五反”运动结束后能及时调整经济生活，集中力量恢复生产营业和发展城乡交流，所有未进行“五反”运动的中小城市和集镇，不得再开始“五反”运动。

这个文件事实上宣布“五反”运动的结束，随后转入定案处理和工商业调整工作。

在定案中，由于各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法，而且允许资本家申诉和进行复查，工作做得比较稳妥，资本家也比较满意。

据统计当时涉及“五反”运动工商户共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仅占总数的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缓的仅19人。

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有些同志担心市场恢复不过来，担心“五反”运动中躺枪的资本家不会再爬起来，但事后的粮食收成、油料产量和国家税收的数据，证实资本家并没有因为“五反”运动而见钱不赚，反而开始增加资金，增添工人，恢复发展营业。

总的看来，这次“五反”运动不仅体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对不法资本家的处理上，也体现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而且还体现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所以这次运动是进行得比较健康和成功的。

经过“五反”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五反”运动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步骤。

由于微信在整治歪曲国史党史等违规内容，本文不敢窃功标识“原创”，文中内容均以正规出版物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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