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后感六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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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读后感六篇

《南渡北归》读后感六篇

【篇一】

遇到好书，就像遇到一见钟情的恋人。

近日整理书架，翻到自己三年前遇到的一本爱不释手的好书，与君分享。

待产期间，参加完专业考试，便无所适从。

心灵和脚步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一位老师推荐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给我，与此书结缘。

半年的时间里，连读三遍，意犹未尽。

，经典之处，提笔抄写，待到去医院生产的那天中午，记满完了整个32开100页的笔记本。

清洗钢笔，合卷，孩子次日出生。

作者岳南先生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独特研究，其耗时8年创作《南渡北归》三部曲（分别为南渡、北归、离别），出版后得到海峡两岸读书界的高度评价，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随着抗战的全面掀起，北平、天津各高校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大迁徙，由北平到长沙再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前方战火纷纷，后方的中国知识界在抗争中维持着国家的科研、考古、文学创作之路。

为中国原子能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大撤退中冒着生命危险，从清华园实验室抢回五十克放射性镭，乔装乞丐一路逃到长沙，校长梅贻琦看到这一幕，泪水夺眶而出。

这批知识分子可谓大师云集，其中有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刘文典、有数学天才华罗庚、有一代“学阀”傅斯年、有建筑学家梁思成，不胜枚举。

物质匮乏、战乱四起，每日在“跑警报”中维持学术研究的教授们依然能做出令世界为之侧目的科研成果，依然培养出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为代表的这一批青年栋梁。

童第周在四川南溪李庄的茅草屋中完成青蛙卵细胞剥除手术，震惊欧洲生物界；华罗庚在昆明陈家营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推垒素数论》这部数学领域丰碑式的巨著。

这是一个艰苦的战乱时代，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知识分子在优美学风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孕育下，硕果累累。

对于学者们当时艰难的生活状况，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感慨道：

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

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了。

读这部书，可零距离接触大师感受战争年代中国学者的治学精神，可开阔眼界，可从侧面了解抗战那段历史。

限于本人才疏学浅，虽书读三遍，犹不能表达作者之意万分之一。

【篇二】

最近，终于把《南渡北归》这本书看完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从买来到看完，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个人觉得，看《南渡北归》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写作风格，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

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南渡北归》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渡北归》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

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

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

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

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

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

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

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

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

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

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

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

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

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

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

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

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

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

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

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

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

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

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

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

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

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

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

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

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

我想：

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

我真诚地期待：

《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篇三】

阅读《南渡北归》，缘起于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让我对大师满怀崇敬，但那种崇敬原本仅限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人文情怀。

直到在感慨与唏嘘中读完《南渡北归》这部鸿篇巨著后，才发现震撼人心的不只是个人的学术研究和人文情怀，还懂得了为什么有些人已去、有些事已毕，但大师风范却长留人间。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大时代，可谓悲壮又悲怆，还有无尽的悲愤、悲凉与悲伤。

那是一个大师云集、学人荟聚的时代，才子佳人尽演风华绝代。

那更是一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从北方到南方，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军事到文化、学术，从国家兴亡到民族荣辱，从定国安邦到教书育人，从民族大义到个人节操，有悲情哀叹又可歌可泣，让人荡气回肠又扼腕唏嘘。

其中最让人感慨的是，在那些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责任与担当从未因烽火连天的战乱而被抛诸脑后，对文化科技的研究热情，从未因物资的匮乏等艰难困苦而有片刻偏离和松懈。

在硝烟弥漫中，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考古人员依旧在田野间进行发掘工作，其发掘规模之浩大和发掘所得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贡献令举世震惊。

在撤往西南的长途跋涉中，教师们借机开展实际教学，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对风土人情进行写生。

在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时时在空中盘旋，轰炸越来越密集的日子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边“跑警报”一边继续上课，硬是在战火纷飞中安下了一张书桌。

期间，蒋梦麟在地下防空洞中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陈寅恪拖着病体，借着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完成了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济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查清川南一带流行的疾病“麻脚瘟”的病源并降服病魔；童第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撰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在简陋不堪的实验室里创造佳绩；梁思成、林徽因在经济窘迫、病困交加中完成《中国建筑史》；梅贻琦在偏僻乡村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胡适、傅斯年、金岳霖、夏鼐、陶孟和……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学术成就，这些在坎坷动荡中始终执着于学术事业，致力于文化传承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操，都让人由衷地敬佩。

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那一幕幕动人的历史时刻，早已走进历史深处，如今我们只有在书卷中回味往昔，一如追忆昨夜长风。

尽管当年的人已去，尽管当时的事已毕，但他们的风范长存，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同时，应该感恩今日和平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衣食无忧的我们在岁月静好、窗明几净的舒适环境里，更要珍惜时光，勤奋精进。

我们不仅要追溯大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风采，更要秉承大师们为国为民的胸襟和情怀。

【篇四】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在军阀们的混战中，在倭寇的飞机炮弹下，从东北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到西南的彭山汉代崖墓发掘。

中国的考古界建立了不朽功绩。

昂昂溪原始文化的发掘考古，从源头上证实了中国东北本属于中国领土，驳斥了当时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理论。

彭山汉代崖墓的考古发掘，更是彻底推翻了西人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由汉代崖墓考证了“四处汉代崖墓确系本土文化的产物，与所谓的古波斯崖墓没有任何内在联系”。

且不说安阳殷墟文化遗址与龙山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给中国乃至世界考古文化的贡献有多大。

只是看看下面这段考古资料就足以让人感动了。

“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段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

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

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网的发掘，有五个最多，即：

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

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

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85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

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

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

”此次发掘的收获，除了甲骨之外，仅从后来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

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

三次大规模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呈现，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善坑、车马坑等祭祀坑。

所发掘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睦目，举世震惊。

在1928年到1937年的9年间，对殷墟进行了15次的发掘。

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

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而这一切功绩的取得，是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是在倭寇入侵之时。

可见，即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中国文化人也依然信念坚定忍辱前行。

他们固守着中国文化，又创新着中国文化。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是竭尽努力支持着中国文化建设。

无论是当时的文化学者，还是国民政府，都必须为之叫好点赞！

【篇五】

那一段纷杂的过往，掩盖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尘埃和粉红桃色的暧昧与蠢蠢欲动中，那是中国近代最混乱最黑暗的黎明时刻，也是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历史成就的盛世。

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