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奖就是举旗聚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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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奖就是举旗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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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奖就是举旗聚众
一、运用奖励机制，凝聚作家队伍，繁荣文学创作
采访者：
作为在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作家和领导者，请您谈谈凝聚文学队伍、推动全省文学创作可持续繁荣发展的经验好吗？
刘兆林：
实践使我积累了这样一条值得坚持的经验：
一个地区某项事业繁荣兴旺与否，一定与相应的奖励机制有重大关系，文学事业更是如此。
辽宁文学的全面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是坚持科学设奖、严肃评奖、认真颁奖，并形成奖励机制持之以恒的结果。
我省文学奖项创设完善至今，保留固定下来的有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辽宁儿童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包含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辽河散文奖、诗歌奖、报告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文学翻译奖等八个子项奖）。
这些奖项和一系列评奖的制度性规则已形成良性奖励机制，这在全国也是值得一提的。
这是坚持多年、逐渐完善的结果。
这一符合规律的奖励机制促使辽宁文学全面发展到今天，仍可持续地发展。
我体会，奖项就是旗帜。
设奖就是举旗聚众、壮大队伍、发展事业、催生精品，既有引领方向激励热情的目的，又有凝聚人才、提升水平的作用。
有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常设文学奖励机制，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改革完善，对事业发展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事倍功半。
采访者：
请您谈谈这一体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刘兆林：
这是从我由专业作家副主席转任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并成为党组成员后开始的;改任党组书记兼主席后，才越加深刻认识，并持之以恒。
根据国家和省委要求，省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和团结全省作家及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职责是按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大力繁荣文学创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教育人、团结人，同心同德为辽宁的振兴发展而奋斗。
但是，刚到作协工作时，正值改革开放高潮期，文学战线几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松。
机关干部辞职下海办皮包公司的，文学工作者停薪留职跑国外求发展的，留下来不走的也不少身在曹营心在汉，思谋“炒股”“对缝”赚外快，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看似文学事业空前宽松活跃了，实则作协的凝聚力弱了，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心思有些散了，文学新人和精品力作一时难以得到及时催生和扶持了。
那时正好经东北三省（包括沈阳军区所属整个东北部队，号称“三省四方”）协商设立的东北文学奖首届评奖结束已有段时间，却没一个省承接颁奖会。
一些获奖作家朋友便不断打电话向我询问并殷切建议：
“这么大个奖，评完就无声无息，拉倒了，以后谁还积极写作？
作家不写作，还要作家协会干啥？
作协千万别冷了弟兄们的心啊！
”我原本就是专业作家，特别理解这些埋头苦写的朋友，所以心情不免与之强烈共鸣。
有的作家还说，作家协会不重视作家的劳动，作家凭什么还重视作家协会？
！
连全省资历最老的延安时期老作家马加同志也说，作协就是扶持创作的，作家们最高兴的是作品受到作协表彰！
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有这样心愿，不认真开个颁奖会，把队伍凝聚起来，的确说不过去。
但当时我确实难以推动此事进行，只好分头游说作协其他领导。
分别征得他们口头同意或不反对意见后，又得到特别重视作协工作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充闾的赞成，我决心促成这次颁奖。
于是又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给省委有关领导发书面邀请。
筹备快要完成时，又有作家朋友出主意，说这是高于本省的东北地区文学奖，光作协自己不咸不淡发发证书，起不到多大激励作用。
有个在省委机关工作并爱好写作的朋友建议我，干脆以省作协名义直接给省委书记写个报告，请他到会颁奖。
这朋友分析说，一般情况这种会省委书记是不会亲自参加的，顶多委托分管副书记或宣传部长参加，但若把特殊理由讲足，书记也有可能参加。
其中最特殊的理由是，获奖老中青三代作家中，有年過八旬曾出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马加同志的长篇新著《血映关山》获奖。
他的《滹沱河流域》曾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作家深入生活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位已无一丝黑发的老作家，资历、成就、威望在省内无人可比，若以没有黑发晚辈给白发长辈颁奖之理为由，有望请动省委书记到会。
我便真按此意精心措辞写了请件，并亲自送到省委办公厅，拜托那位当秘书的文学朋友，呈件时再口头吹吹“别让黑发人给白发人颁奖”的耳边风。
很快，秘书朋友告诉我，省委书记答应到会了。
我特别感动，把这信息尽最大可能传达给需要到会的各方人士和获奖作家。
颁奖会那天，不仅老中青三代作家代表济济一堂，而且接到请柬的有关省领导，除省长外出以书面寄语表示了祝贺外，其他包括沈阳军区受邀领导都到会参与了颁奖。
省委书记全树仁同志，不仅亲自给八十高龄的省作协名誉主席马加颁奖，而且发表讲话，号召全省作家：
“学习，学习，再学习！
写作，写作，再写作！
多出大作！
”以长篇小说《血映关山》获奖的马加和中青年作家代表一起热烈发言，全省军地作家群情洋溢。
散会时，宣传部部长王充闾开我玩笑说：
“你可真能请啊，就差没把丁关根请来了！
”曾因种种原因坐不到一起的某些作家，也高兴得同席把酒话写作，一时出现了颁奖会激励下的创作热潮。
由此我深刻体会到了一个文学奖项设立和评奖后认真颁发的激励作用之大。
二、积极完善奖励机制，推进重点
文学门类健康发展
采访人：
您是怎样运用奖励机制推进重点文学门类发展的？
刘兆林：
这是我用力较大、印象较深的一项工作。
东北文学奖颁奖会之前，辽宁中短篇小说在全国获最高奖项的作家已不少，但与专门奖励长篇小说创作的茅盾文学奖距离较小的作品尚未出现，所以首届东北文学奖颁奖会以后，省作协很快召开了全省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不久，我省便率先对应全国专门奖掖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设立了辽宁长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在各文学门类中工程量最大，综合文学素养要求也最高，所以首届参评作品虽然不多，评委会还是投票决出朝阳作者胡希久的《七月》获奖。
当时胡希久并非著名作家，但他获奖后，我亲自带省作协创研部同志到北京开了一次研讨会，请在京一些评论家分析其短长，这在辽宁作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到第二届该奖评选时，参评者和入围作品明显增多，获奖作品如庞天舒的《落日之战》，及其他入围作品，无论质量和影响都势头见好。
此后相继出现了皮皮的《渴望激情》、胡小胡的《太阳雪》等质量更佳、影响更大的长篇。
我专门为《辽宁日报》撰写了一篇《辽军呼唤大将》文章，就本省长篇小说成就与不足发表看法，在本省产生较大影响。
后来我又在辽宁中青年作家培训班上，结合第二届东北文学奖评选情况，专门作了一次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专题报告，题目就是《辽宁应该成为长篇小说的大省》。
主要内容如下：
长篇小说是文学的重镇，是小说建筑中的大厦，该文体的状况最能代表一个地区文学的总体水平。
所以，面对滚滚商潮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巨大冲击，我们有必要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大声疾呼。
对于我省长篇小说现状，有人说曾经是大省，有人说现在仍是大省，有人说现在不是了，还有人说过去和现在都不是。
但有个说法是一致的，就是辽宁应该是长篇小说的大省。
为了奖掖对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作家，也为了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国都设立了一些权威性文学奖项。
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茅盾文学奖就是为长篇小说而设的。
自1982年设立以来已评三届，共十六位作家的十六部作品获奖。
就如诺贝尔文学设立以来偌大中国至今无人问鼎一样，茅盾文学奖设立至今辽宁也榜上无名。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这连日本人自己都很意外。
但细读大江的作品不得不承认，人家确实是世界级优秀作家。
他优秀在，首先是十分执着日本文学传统，同时热烈憧憬外来文化，并认真消化外来文化营养，创造出了既是日本民族的又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学模式。
大手笔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既具特殊性、地域性，又具普遍性世界性。
中国新时期文学大队人马中，陕军大将陈忠实、贾平凹的《白鹿原》《浮躁》，鲁军大将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京军大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等，也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品格。
东北三省联手设立的“东北文学奖”已评两届，主要获奖作品也是长篇小说。
我省获该奖共计五部（邓刚的《曲里拐歪》、刘兆林的《绿色青春期》、颜廷瑞的《汴京风骚》、胡小胡的《蓝城》、杨大群的《关东演义》），获此奖荣誉奖的四部（马加的《血映关山》、韶华的《三角红黄白》、高玉宝的《高玉宝续集》、王占君的《契丹萧太后》），另有一部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庞天舒的《落日之战》）。
这十部老中青三代作家作品是从近五六年的众多部作品里评选出来的，其他还有陈屿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木青的《匪患世界》、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于得才的《土商》、边玲玲的《女性没有地平线》、马秋芬的《阴阳角》等不少这时限前后的长篇，都各具所长并产生过一定影响，有的影响还不算小。
这十六七部作品基本代表了辽宁目前长篇小说的水平，将它们通通尽力赞颂一番都是有理由的，但细细琢磨，总觉与大将之作都有距离。
虽然有的已具有了大将风度，但还欠大将品格。
与那些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作认真相比，我们不能不对自己说几句挑剔的话。
也不能算挑剔，应该算是几句自强自省自信的实话。
首先我觉得在语言的基本功上应狠下功夫。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是检验是否大手笔的第一把尺子。
大作家语言应是相当独特并内涵相当丰富与深刻的，而好作家的语言往往只是达到了活泼流畅：
有的有幽默感但也有些油滑，有的有诗意但也带点儿书生腔，有的有一定地域特色但也缺乏提炼而显粗俗，有的有较浓生活气息但也较直白浅显，有的有较强思辨力但也显形象思维不够。
巴金和鲁迅的语言比，一下子就看出高下来了。
最要命的是语言还不过关，却一部接一部地写许多长篇，这样的长篇再多再长也不是大手笔。
对于这样的多产作家，倒是需要少写，才能写得好些。
其次是在作品的结构规模和所达到的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方面。
有的作品叙述语言达到了一定水平，但结构的规模不宏阔，尽管文字的可读性不错，但整体的人生意义不大。
再次是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義也好，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变化。
光是我国多数人主张的现实主义，就有了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说法，这都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变化而产生出来的，都有它的存在道理。
而对这一现实，我们还只满足用老眼光、老手法去认识和表现新生活，肯定不行。
创新是一切艺术形式的生命力所在。
创尚且难于出新，别人创出新来还不以为然甚至不仅不吸纳反而自我感觉良好地加以排斥，那还怎么出息？
总的是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综合艺术素质问题，也包括自身的意志品质。
非有大将之心志，孜孜以求不可，如陈忠实五载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将毕生积累写成一部《白鹿原》那样，方能有大成就。
最近有幸参加第二届东北文学奖评委工作，得以集中接触了近三四年东北地区一些优秀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从题材到风格到思考，都体现了多样化前提下东北文学的主旋律，作者是老中青三代的，作品是历史、现代和当代生活三方面内容的，手法是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现代派三结合的。
而这三个方面又呈现这样的基本特点：
1.老作家使用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历史生活，如颜廷瑞的《汴京风骚》、杨大群的《关东演义》、苏赫巴鲁的《大漠神雕》。
这类作品描写的都是东北和中华民族重要历史人物的进步作用和英雄行为。
他们一方面在选材上显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同时又以很大兴趣关注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
2.年轻的新秀作家则使用新的现代手法描写眼下普通人物的生活与思考。
他们形成了被称为有先锋意识的集群，如洪峰的《东八时区》、迟子建的《晨钟响彻黄昏》等。
他们互相影响互为竞励，渐成气候，他们的出现和实绩，可以说是东北作家群近些年发展壮大、没有落伍的重要标志。
3.属于中年这一部分作家，他们担负着主力军作用，显示出既不传统又不特别新潮但却很重视吸化新派的好东西使自己变得很结实不落伍的状态，如张抗抗的《赤彤丹朱》、胡小胡的《蓝城》等。
他们多关注社会生活甚至社会问题，有的表现手法虽看去也扑簌迷离挺现代的，但细一比较就可发现他们与先锋的一伙是不同的，尤其在叙述句式的构造和透视生活的眼光方面，但直面人生的社会责任感是青老两代不可比的。
这些获奖作品表明，东北作家群是传统与先锋、土与洋、老与新的结合。
东北军混合行进的足音里透出东北文学雄风再振的壮气，但还不特别大。
如本届获首奖的青年作家洪峰就曾白纸黑字说过“东北没有作家”。
他说的肯定是指没有能在全国争雄夺冠的大手笔作家，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了。
这说明他对也包括自己在内的东北文学现状的不满。
而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这不满很可贵。
如果我省的作家们也都有强烈的自我不满感，辽宁文学雄风才有望大振起来。
1995年7月
因为对长篇小说的重视，省作协及时将辽宁长篇小说奖与国家茅盾文学奖进一步紧密对应，于1996年正式将该奖改设为“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
因曹雪芹祖籍在我省辽阳，为提高我省长篇小说奖的影响力而改此名。
特别重视文化建设的辽阳市政府积极参与此事，经省委宣传部批准，确定该奖为省作家协会和辽阳市政府共同设立的辽宁长篇小说最高奖，每两年一届，每届可评一至两部作品。
很快，该奖在全省引起热烈反响，向此奖努力攀登的作家不断增加。
至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已历时十二载九届，因严格坚持标准，其中有三届评选空缺，这在全国文学评奖中是少有的。
该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不仅评奖严格，而且特别重视颁奖，每次颁奖会都是一次重要的作品研讨会，既隆重有较大影响，又严肃有学术水平。
首届评出丹东作家张涛的《窑地》（作家出版社出版），明显比辽宁长篇小说奖有所突破。
评奖前我亲自组织了该作研讨会，获奖后又亲自动手撰写并宣读了颁奖辞，使颁奖会成为又一次宣传研讨会。
这一做法极大激励了实力雄厚且有壮志的优秀作家们的热情和信心。
前五届曹奖从评选、评奖、研讨、颁奖到授奖辞，我都无一例外投入最大精力亲自参加，并反复阅读获奖作品，综合评委意见，付出大量心血亲自动笔撰写颁奖词，不仅热情洋溢肯定作品的突破性，也指出弱点，并亲自在颁奖会上宣读，在省内外重要报刊发表，以期起到扩大宣传、激励作者、凝聚有实力作家的作用。
采访人：
其实，您所重视的颁奖词既具有连续的推动作用，也有该奖发展的史料作用，可以提供给我们以为借鉴吗？
刘兆林：
可以。
我所以不惜心血亲自动笔连续撰写了五届，正包含了这一用意。
《窑地》颁奖词（第一届）
辽东作家张涛在出版了深受好评的中短篇小集《地老天荒》后，又小心翼翼扎扎实实地实现了自己颇有雄心的一次跳跃，而不是像有的根底较浅不知天高地厚、光有野心没有实力、还没写出一篇像样中短篇便先宣布要超过曹雪芹的浅薄作者。
他由短篇而中篇再长篇，按着创作规律循序渐进，甘于寂寞七八年，终于写出了这一部可以标志目前辽宁长篇小说水平而值得祝贺的《窑地》。
优秀作家总是注意从不同角度关注时代变化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境况和文化心理的深层变化，并在描写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显示作家自己的理想。
《窑地》这部描写辽东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像有些平庸的写手那样浅层地描写农民生活的表面变化，也没像有些乡恋情结过重的作家那样浪漫地表现农村的诗意情调，而是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层，为农民的生存境况寻找心理根源。
这是一个在上百年时间背景上，以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交错讲述的几代人的大故事;这是一部既描写农村改革的现实生活，又有很深文化意蕴，对现实和历史同等重视的佳作;这是一方水土养育的儿子用心血和面用汗水酿酒而置办成的一大盘献给这方土地母亲的供品。
凡有深厚道德之根的作家，不可能不为养育他的一方土地献上这样的供品。
大作家福克纳一生描写他一张邮票大小的故乡，他那些名篇大作都是献给故土的供品。
张涛以他家乡巴掌大的地方为舞台，让七代窑主在上面演出，节目是生动的。
一部好作品应该是让不想活了的人看后又想继续顽强地活下去，或使昏昏噩噩的活者读后活得清醒些，振奋些，有希望些。
如果让本来活得好好的人看后不想活了，或感到生活没意思了，悲观厌世了，这样的作品是不应该受奖的。
《窑地》显然属于前者。
张涛讲述的故事，让人沉痛，让人震惊，让人感动，让人顽强，让人思索与回味，也让人充满开拓新生活的期望和信心。
他所描写的人们是那么艰辛而热切地生活着，追求着，读后给人以生的坚强。
《窑地》除了从文化深层饱满地塑造了七代窑主之外，还丰满地塑造出与窑地有关的一系列人物。
作者试图通过众多人物的塑造揭示这样的问题：
人的命运来自自身的心理文化结构，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又是他受生存环境制约的结果。
窑地并不只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它更象征一个具有引力的文化磁场，一代代生活其间的人都受着它的磁化。
同时，《窑地》还通过沉稳的叙述体现了对这文化磁场的强烈批判精神，这其实是对民族传统心理缺陷和小生产传统意识的批判，正表现出作者对传统中的消极因素的强烈改革愿望。
当我们把几代窑主联系起来看待时，便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后代人与前代人相比，其文化心理中都潜生出某些新因素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实这条线索的主要人物孟天开，其心理结构中消极文化的成分比其前辈们已少得多了，更重要的是，作者为孟天开涤除心理上的消極文化积淀展示了可信的过程，并且还为他的进一步涤除留下了希望，使他又有了超越自己、走出封闭的契机。
这就让我们在看到传统文化积淀消极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积极的一面。
这种辩证地看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窑地》塑造人物的能力是值得一提的。
七代窑主及一系列男性人物之外，张涛还成功地塑造出多位东北妇女形象。
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冯三巧。
她太多坎坷太多不幸的一生中实在蕴含了太多的坚韧、不屈、善良、追求美好又忍辱负重的惊人毅力。
当她失去几十年苦苦等待的恋人之后，仍为子孙顽强地生活下去。
她在苦恋与等待中表现出的生命韧力和真挚令人深深感动。
《窑地》的结构也值得一提。
张涛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索交叠的结构方式，单章那一条写历史，双章那一条写现实，有助于将历史、现实、理想交织起来表现，具有立体声双声道的音乐效果。
还有，目前，在粗制滥造的写作泛滥，以及众多作品媚俗与逐利的炒作声中能够读到《窑地》这样极重视推敲叙述语言的长篇小说，属实是令人兴奋的事。
张涛能在自己的短篇与中篇小说取得可观成绩的时候，埋下头来，不图虚名，甘于寂寞，几乎用了十年才写出《窑地》，这是符合规律的艺术创作。
一个作家，无论他写什么，怎么写，都是更高意义上的自传。
读者可以作品当镜子去洞照作家的灵魂。
张涛的《窑地》无疑是一部为自己树立了良好形象的自传。
当然，《窑地》也不可能没有缺欠，如在文化上的立意过强，而对文化深层内涵的把握还不特别准确，有些地方稍有雕琢之感，等等。
期望张涛在接受祝贺的同时，也能够在下一步的创作中对此加以思考。
（二、三届空缺）
《歇马山庄》颁奖词（第四届）
感谢东北作家群里一位女性作家为曹雪芹长篇小说奖添了一笔重彩！
生于辽南，长于辽南，工作于辽南，并且一直用女儿回报生身父母那样的深厚感情吟唱辽南这块多情乡土的孙惠芬，在一系列优美动听的短歌小调之后，终于为故乡母亲和期待着她的读者献上了一首充满深情的交响曲。
四十余万字的《歇马山庄》，把人物与故事放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本着现实主义的主调和近于偏执的理想主义副调相结合的原则，注重使用浓烈饱满的抒情长句，细腻地叙述生命内在激情，并注重心理铺垫前提下的情节突变与故事转机，以此向我们描画了一幅东北农民在变革时代种种微妙心态与不懈追求的画卷。
这幅画卷的色调是丰富的，既有对热爱土地的农民奋争向上的人性赞美的明亮与鲜朗，也有表现新一代农民孜孜追求过程中幽暗的苦痛与哀伤。
她完全是凭借自己对乡土社会的独特感受来写《歇马山庄》的，她不注重人物的外在描写，极力描述的是各色农民尤其妇女与命运抗争中心灵的皱纹与波澜。
这种描述文字完全是从自己心底流淌出来的。
我特别尊敬的前辈作家老师徐怀中曾说，真正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作家产生激情后的内分泌。
孙惠芬就是用她内分泌式的感觉语言完成了四十多万字叙述的。
尽管她的叙述有让一些男读者感到冗长的句子，但她汹涌澎湃淋漓尽致的感觉才华仍然征服了甚至不大喜欢她叙述语言的许多读者。
她不是学养型书斋型作家，她的可贵处是不装文人腔也不学西崽气，唯一忠于的是自己最宝贵的生活体验和真情。
可以说，孙惠芬是极少见的深情亲近乡土的女作家，这也是她《歇马山庄》独特意义之所在。
孙惠芬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XX年第五期上的创作谈《在迷失中诞生》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歇马山庄》。
她说：
“我的童年少年都在乡下度过，日子、岁月在土地上运行的情境、形态、神韵在我的心里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它们一直像大树的根样盘扎在我的心灵深处，它们与时令、节气、风霜雨雪交织，它们与空落、寂寞、苍凉肃穆叠印，它们将乡村烈烈的日光和形形色色的人凸现在我的视觉里，它们随着我与乡村的走运一点点变成我心灵的家园……我萌生了写一部反映当代乡村、日子、人的小说的念头……我回了几次乡下，我极尽我的细致来体察什么才是现代乡村的本质。
改革开放二十年，青年人的心中早已没了土地，土地变成一种手段，有时连手段都不是;而老年人，无论他们的生活受到怎样的搅扰，土地都是他们的宿命和归宿。
改革开放二十年，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弱化，青年们已经从最初挣脱愚昧落后的痛苦中走出来，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人格的独立。
改革开放二十年，乡村的外表却永远是寂寞的，宁静的，因为土地的广袤，乡野的辽阔，寂寞和宁静是乡村的永恒。
然而乡村人的内心是热闹的，活泛的，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惊悸不安中常常自己跟自己对话，跟流动的时光流转的日子对话。
现实的乡村与我童年的乡村在一种力的推动下融入了我的生命，融进了我的写作……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他们一点点走到我的笔下，他们一经走到笔下，便牵动了我让我为之疯狂。
他们好像一直等待在我笔的前方，他们经历着苦难这人生永远的现实，他们在挣脱苦难的追求中，人性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张扬，他们对生活充满激情，他们又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矛盾重重。
他们让我焕发了种种生命感觉，他们……以地域文化特殊的情态不可抗拒地进入我的审美视觉……”因此，孙惠芬在《歇马山庄》中不仅为我们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乡间新老女性形象，如翁月月、古淑平、潘秀英、小青、庆珠、小凤等，也塑造了一群鲜活的乡间新老男性形象，如古本来、林治邦、买子、陈国军、虎爪子等，而不论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他们都具有社会和时代的文学备案意义，尤其月月、小青、潘秀英、买子、林治邦、古本来的文学备案意义更大些。
孙惠芬虽为女性作家，但她并不偏狭地站在女性立场去看待人生，而是平等地对待她笔下的男性与女性。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哪怕是对他们弱点与过错的批判，孙惠芬也都流露出亲友般的痛惜、理解甚至同情。
她笔下的人物，没有类型化和脸谱化的，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
她把那些内心冲突与变化着的男女人物既放在变革时代的大背景下，又放在浓重的东北乡村风俗和大自然中去描写，而描写与审美的视角又是独特的女性的，既与东北现代女作家萧红等有着地域文风的血缘关系，即都是靠着对东北黑土地的深厚感情及大自然所恩赐于她们的天然才华而取胜的，作品所显示的不是学识与真知灼见，而是深厚热烈的真情，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孙惠芬更注重人在土地上生存奋斗过程中灵魂深处的细腻冲突和深刻的生命律动，这恰恰是她站在了当今小说创作新起点的标志。
她这部作品中虽然不止一处写了性、婚变甚至男女私通，但沒有低俗不雅的感觉，都因了对爱情的极度赞美或对无爱的此种行为的剖析，反而显出某些人物美的或丑的一面品性。
我在首届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窑地》颁奖辞中曾提到，张涛的获奖作品《窑地》很注意语言的推敲，但多少给人以雕琢之感;而对孙惠芬这部《歇马山庄》语言的看法，我不能不代表评委指出，恰恰给人以过分的不雕琢之感，也就是说，她过分地凭感觉去放纵语言的分泌与宣泄，而又不太在意精心打磨和推敲，势必留下虽是佳玉但做工稍粗糙的遗憾。
尽管这部洋洋四十万言的长篇能从头至尾保持良好的艺术感觉，而且越到后来越有见好的趋势，我还是真诚地向她及在此奖鼓励下为长篇小说而奋斗的辽宁作家进言，语言这一关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
优秀作家在语言这道雄关前必须多下苦功夫，狠练实拳健脚，舍此别无捷径过关。
祝孙惠芬再有进步，成为东北作家群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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