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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诗人陶渊明作文素材
田园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一直传为美谈。
诗人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质，成为后世正直文人的人生目标。
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艺术上，他追求诗歌朴素明洁、平淡自然，使人感到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
这种植皮的风貌在雕琢诗风弥漫文坛的魏晋时代独树一帜，实际上开启了隋唐诗风的先河。
陶渊明作文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其人生目标自然是通过仕途报效国家。
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如其意。
官场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令他无法忍受。
这一切让他失望痛心，怀着一种不甘心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毅然辞官回家。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中富有农趣，但不难看出其中的郁闷和怀才不遇的苦楚。
他所表现出来的忧是一种疼痛，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感：
尽管他竭力描写他在自己的乌托邦世界里生活的如何逍遥，但他的精神似乎毅然没有完全的解放！
从志在四海，到逃避官场，退隐归田，这就是陶渊明一生的道路。
他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垒，而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我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论陶渊明对精神家园的探求
前言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刻标杆,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1]，被称颂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宗师”，是古今大贤的典范,高风亮节的象征。
但是研究者往往只是就其人格或诗品进行论述，容易忽略陶渊明在人生道路上对自身精神家园的探求过程，这是一个人花费一辈子精力的人生探索。
像他说的“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云”（《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看中自己在现实中的生存价值，而对身后之事，不是很关注。
其时陶渊明已有高隐之名，被称为“浔阳三隐”之一，可是相比之下当时的陶渊明依然不如后世声名那样的熠熠生辉，原因正是后人对其人格诗品的大加论述，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士人榜样的位置，却不甚了解这个过着悠然田园生活的诗人那颗追求不已的心，以及在追求中所作出的痛苦抉择。
陶渊明追求的是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不论是治世还是修身，都要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追求。
尽管仕途上的无所作为让陶渊明愤懑不已，诗人的猛志理想无法实现，可是他终究走出了一条让后来士人无比崇慕的道路，也使自己的人生追求为后来的失意士人构筑了一座精神堡垒[2]。
孟子有云：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万章》）陶渊明,生于公元三六五年（晋哀帝兴宁三年）,卒于公元四二七年（宋文帝元嘉四年）。
他的大半生处于我国封建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这个时期晋宋易代，各个地方势力互相争权夺利，民不聊生。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士族家庭，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是到陶渊明这一代已经没落。
在有晋一代，士族门阀制度愈发严格，一个人能否出仕，能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他的家族背景。
而对与家族已经没落的陶渊明来说，能够在社会上混入上层的统治阶层是具有相当的难度。
魏晋以来各种思潮涌动，儒家已经不再一统天下，政治的严酷让玄学清谈愈发严重，更多士人不再关心国家社稷，抱着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生活，缺乏真诚。
佛学的兴盛，让更多的人产生远离尘世的想法，希望在一种宁静中生活。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形下，陶渊明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明白物质生活的重要，可是更重视精神上的修养。
陶渊明用他的真诚诠释生活，去追求进取，这种真诚也在他的诗文中体现出来，读他的诗可以感受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1出仕与归隐的生命探索
出仕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在那个君君臣臣的社会里，能够在仕途上大有作为，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
可是在那个乱世，政治的残酷性让一大批人不再留恋仕途，宁愿在无为的生活中度过一生。
正是在这个社会转变的时期，进取的清议思想转向的无为的清谈，使得一些知识分子萌生远离尘世的想法，进而向隐居生活靠拢。
陶渊明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接受这样的思想熏陶，不免也有高幍出世的想法。
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用世思想还是在其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陶渊明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在出仕与归隐之间不断的徘徊，那是追求过程中的一种煎熬，对诗人的一种磨难。
陶渊明的仕隐生涯就是这种对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懈追求，仕，侧重于社会价值的追求；隐，归源于个体内在的意愿[3]。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陶渊明真诚的生存状态，在那样的社会中，诗人一直在用这种真诚生活，用心去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彭泽县令，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出仕与归隐中不断的徘徊，两种思想的交错让诗人取舍不定：
一边是大济苍生的猛志理想，一边是政治腐败、门阀制度严格的黑暗现实，在痛苦的抉择中，在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的不断的碰撞中，诗人最终选择了退出那些无谓的争斗，离开官场去营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出仕与归隐是早期的陶渊明内心中的挣扎与探求：
出仕是实现自己济苍生的最初梦想的途径，这是一种昂扬的姿态，是实现自己社会理想追求的必经之路；归隐则是在同社会现实的碰撞后的无奈之举，却也是诗人精神另一层面的升华，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陶渊明对自己不断认识的过程，不断探索人生价值的过程，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的彷徨挣扎，都给世人树立了一个榜样，那是他一生奋斗的不朽灵魂。
1.1出仕：
一生不休的猛志情怀
在魏晋那个社会混乱、道家玄学思想盛行的情况下，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还是在自小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立下了经世纬国的政治抱负。
少年时期的陶渊明是属于少年老成型之人物。
有智慧、有理想，亦有定见。
有大志、责任心强，能自尊、自重，性情温厚，爱人以德。
喜闲静，能沉着，偶而狂捐。
不多言，谨慎小心，质性自然，淡泊名利。
人品崇高，刚直不阿。
孝顺双亲，友爱弟妹。
不适世俗气习，性喜接触丘山。
少学琴书，涵养高趣，勤勉攻书，文章不群[4]。
少年时期的陶渊明所形成的思想品行深刻的影响着诗人的人生。
他在《饮酒》中说道：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说明年少的他就很少交友交游，志向则是《诗》《书》等儒家经典中的治世方略。
在《荣木》一诗中提到：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提到了儒家的祖师孔子的教导，表明自己不敢忘怀那些教导，希望能有一天能有机会实现抱负。
为此,他起为参军,又做桓玄官吏,再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在时断时续、前后跨越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尝试。
陶渊明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猛志”，以儒家“兼济天下”为核心，来要求自己，他的雄心壮志，在老年时曾有回忆“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而且也为了寻求人生道路，曾游历社会“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
”（《拟古》）在自己的努力下，陶渊明终于有了一次出仕的机会。
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出任江州祭酒，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可是第一次的仕途，陶渊明没有在任多少时间，很快就辞职归乡了。
在后来写的诗中，陶渊明回忆到：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饮酒》十九）
这是陶渊明在十几年后对自己第一次出仕情况的描述，谈到自己为什么出仕，“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也谈到为什么很快就辞职而去，“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在这里我们看到陶渊明说自己是如何的不愿意去做官，只是因为生活所迫而逼不得已，而面对黑暗的官场，使他又很快归隐乡田。
沈约在《宋书·陶潜传》中的记载：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州召主簿，不就。
这段文字，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以及《南史》《晋书》中都有出现，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假象，似乎陶渊明去做官就是因为经济原因，不得而为之。
当时的陶渊明是贫苦的，家里生活困顿，但是还不至于让诗人为了生计去面对黑暗的官场，去接受外在的束缚，这是与质性自然的诗人相违背的。
我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要走上仕途，家贫固然是一个原因所在。
但是却不能忽略了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积极进取正是理所应当的表现。
如果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苍生谋利益，实现自己人生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更是士人深层次的追求。
我们可以从陶渊明的诗文中看到这些，“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咏贫士七首·五》）,“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咏贫士七首·四》）,可见物质生活上的贫与富不是他出仕与否的决定因素。
做官更不是为了贪图舒适的生活,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及《杂诗》等诗集中,可看出其笔下的行役生活苦多于甜,异常艰辛,不但“巽坎难与期”（《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而且“路遐无由缘”、“惆怅念常餐”（《杂诗》）。
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时常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变得艰辛。
另外,受动荡不安的时局的影响,也会变得分外危险。
即使如此,作者有时还是“怀役不遑寐”（《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赴职途中的兴奋之情难道仅仅因为月夜之美吗?
不是，那是对自己即将展现宏伟抱负前景的一种期待[5]。
他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五柳先生传》）,利用诗文来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
而且他觉得“进德修业,将以及时”（《读史述九章》）,以求“丈夫志四海”（《杂诗》）。
在第一次做官期间所做的《命子》的诗中表现了陶渊明的仕途追求：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
邈为虞宾，历世重光。
御龙勤夏，豕韦翼商。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
逸虬绕云，奔鲸骇流。
天集有汉，眷予愍侯。
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
书誓山河，启土开封。
亹亹丞相，允迪前踪。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
群川载导，众条载罗。
时有语默，运因隆窊，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
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
顾惭华鬓，负影只立。
三千之罪，无后为急。
我诚念哉，呱闻尔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
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整首诗的前半部分追思先人的功绩，从远古时代的陶唐，历经战国、两汉、直到晋朝这么多朝代，陶氏先贤在给后人一个榜样，那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辅佐君王，安邦天下。
其后提出对儿子的希望，从侧面反映了陶渊明对建功立业的渴求，一个受儒教思想熏陶的封建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一腔热情。
他渴望受到重用,能够辅佐贤君,干一番事业，实现社会理想,而他要济苍生,就必须要出仕。
他的追求就是能够像祖辈一样,在建下奇功伟绩之后,做到“临宠不惊”、“慎终如始”,能够“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命子》）。
第一次的仕宦经历并没有打消掉陶渊明走仕途经济路线的理想，只是在那个乱世，不能找到一个能够很好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诗人依然憧憬理想的实现。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陶渊明在仕宦之途奔波，向着儒家所倡导的经世济国理想努力。
陶渊明反复出仕的行为,是他心中涌动的积极、乐观的进取之情的表现,是他在大江南北为贤君大展宏图的美好心愿,是他对大济苍生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
所以陶渊明决不仅仅是一个品格高尚的隐士，他的壮怀激烈、他的愤世嫉俗也在他的诗中体现的出来，正像鲁迅说的：
“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6]。
对于仕途的追求，并不是一种追求贪图享乐的感觉，诗人是真的想为这个混乱的社会带来一片安宁，用自己的宏伟抱负让社会远离争斗，远离黑暗。
归隐后的陶渊明也并没有彻底忘记这个令他爱恨不休的社会，他的隐逸是身隐而心未隐，并自觉以文学为业,是以诗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在方式上的转移[7]。
来看陶渊明在宋武帝永初二年是写的《述酒》一诗：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
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诸梁董师旅，芈胜丧其身。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
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
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这首诗写在刘裕篡晋建宋之后，虽然陶渊明在这个时期一直隐身田园，但是并非对社会一无所知，他那颗真诚的心不会真的隔绝社会。
陶渊明对篡权之事深恶痛绝，因为陶渊明是一个接受过儒家传统教育而且能够固守穷节的士人。
这首诗也是陶渊明少有的论及当时政事的诗文，诗中愤懑情绪充裕其中，纷乱的政治让诗人内心极其痛苦，篡权让社会再次进入了黑暗，对诗人来说，其追求的理想社会再次陷入无望之中。
而这次事件也让陶渊明内心的伤痛不断的加深，也让他的诗中有一种愤慨之气，鲁迅先生说过：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8]。
在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借用山海经中的神仙怪诞故事，托意寓言抒写悲愤不平的感慨胸怀。
像“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读山海经》其九）中的夸父，“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中的精卫、刑天，他们都有着宏大的志愿，也有着为实现这个愿望顽强不息和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
陶渊明是那么的崇敬这样的英雄人物，他希望社会中出现这样的仁人志士，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努力，恢复社会的良好秩序。
诗人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赞美，体现陶渊明的个人追求，看得出对自己少年心志始终不能忘怀的情愫，也表现出了长期以来抱负不得实现的感慨。
总之，陶渊明在对待自己的理想面前始终如一，不断地探索，尽管社会现实的黑暗让诗人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但是诗人却没有忘怀，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
陶渊明对自己的猛志理想一直都没能忘怀，那是诗人最初的梦想，也是他为之探索一生的命题。
1.2追求自我本真的质性自然
陶渊明的思想是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9]。
这是陶渊明对人生的一个思考，质性自然的陶渊明从官场退出的时刻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去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
隐渊明先后经历过五次出仕:
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为彭泽县令。
陶渊明经历过了五次出仕之后，终于决定不再为官。
出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陶渊明毅然辞别官场，和官场永别，此后再不出仕。
《晋书》记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
“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这其中体现出来诗人刚正不阿的一面，不愿因为生活来压低自己的身份，对官场的那一套作风深恶痛绝，在其后所写《归去来兮辞》中表达了自己与现实官场的格格不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不愿意让自己的心被一种形式所困扰，对自己十多年辗转官场的生涯感到痛心，现实是与自己的理想是那样的遥远，与自己的性格是那样的不相容，在这篇辞的序中陶渊明说道：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
何则？
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诗人在这时说出了自己的性格，质性自然，不愿意让现实束缚自己。
刚刚做了县令几日，就有归家的念想，可见当时的官场是很不合陶渊明的口味的：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归去来兮辞》）在这里陶渊明已经对以后的仕途经济不报任何幻想了，尽管诗人心中对家对国依然是如此的关怀，可是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偐等疏》），自己的性格是无法在官场中呆下去的。
在之后他也拒绝了朝廷的征召，他的不但表现了自己的立场，也表明了对这个现实社会的深度认识，萧统《陶渊明传》记载：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
道济谓曰：
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
对曰：
潜也何敢望贤？
志不及也。
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孔子有云：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陶渊明终于认清了自己与现实的不同，自己不可能对这个社会有大的实际贡献，在这个朝代变换朝夕之间的世界来说，再谈论那些经世纬国的远大理想已经没有意义。
陶渊明再也不愿为那些权贵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年华，他已经厌倦了这个被争权夺利异化的世界，他要为自己建造一座精神家园，那里恬静自然，也有诗人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
在那个世界，陶渊明与自然之间已经没有了距离，哪怕是一层薄薄的审美距离也已消失无迹[10]。
陶渊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是从少年时就心怀高趣，陶渊明曾自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对自己的个性一向坦率，不加掩饰，他的好友颜延之在为他写的诔文中也提到“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在众不失其寡,处言逾见其默”（《陶征士诔》）。
正是少年时期养成的性格，让他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能始终保持操守，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不能与庸吏们同流合污，因为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偐等疏》）。
这种纯真刚直的品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愈见其可贵。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并非一个真的隐士，那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尽管这个时期的陶渊明已经辞官归乡，但是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依然让陶渊明以固守气节要求自己。
没有了生活的经济来源，陶渊明不得不亲自耕种，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种地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
此时的陶渊明是贫苦的，但是“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贫”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物质生活的体现，安于贫困是一个道德的底线，陶渊明以这样的基本底线要求自己，遵循先师“忧道不优贫”的古训，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并在诗中赞颂了这些自古以来的贫士，像黔娄、袁安、荣启期：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屦，清歌畅商音。
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
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岂忘袭轻裘？
苟得非所钦。
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咏贫士其三》）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
岂不知其极？
非道故无忧。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咏贫士其四》）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
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
岂不实辛苦？
所惧非饥寒。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咏贫士其五》）
在这些诗中分明可以看见诗人那颗固守贫穷的坚定之心，衣食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品德节操却更加重要。
品节是一个人能够立身于天地间的基本条件，所以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一点也不会让步。
质性自然的陶渊明在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来自官场上的施舍，依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连食物也不能同食，更何况带有施舍意味的呢。
那些古代贤士成了陶渊明的精神支柱，在晚年贫困挨饿的时候，陶渊明依然没有放弃自己为人的准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何以聊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
“安贫乐道”的“道”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这是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
余英时曾在他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中论述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君主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古代士人总是在统治阶级的“徘优”和自己的“修身”两个角色之间徘徊，但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正面形象是以“修身”为基础的。
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弘道”为生命追求的，但是外在条件的严酷，使许多的知识分子转向走“内圣”的路途，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11]。
修身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必修的课程，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读书人渴望的生命历程。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陶渊明对于“道”的维护和坚持。
个性使然，对于志在守道以及深受魏晋以来个体自觉所影响的陶渊明，也是极端追求精神自由和个体尊严的。
所以陶渊明才会坚决不愿在混乱的官场中无望的坚持下去，宁愿在乡间做一个安静的耕者，去守护心灵间的安宁与纯真，这是对儒家“独善其身”和道家“不为物役”的融会贯通，构成了陶渊明独特的精神框架，使他既能遵守儒家所倡导的重视个人品节，又能追求自己所向往的任真自然。
归隐之后，陶渊明虽然并没有能完全忘掉世俗的烦恼，但是他已经能够定下心来潜心修道。
魏晋以来的玄学在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到了陶渊明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静心的良药。
陶渊明这个时期的诗歌以田园诗为主，描写了诗人退隐后的生活。
在田园诗的描述内容中包含了诗人春游、登高、酌酒、读书、与朋友谈心、与家人团聚的悠闲等众多的内容，乡村生活得怡然自得。
陶渊明用质朴的语言描述生活场景，在这些质朴的语言下面是一颗追求自然本真的心。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一）
这首诗开篇便表明了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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