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docx

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docx

《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陈向明定性研究方法评介

陈向明：

定性研究方法评介

2015-09-30 陈向明 

定性研究方法评介

来源：

教育研究与试验

定义

英文中“qualirativereseareh”在中国大陆被译为“定性研究”,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被译为“质的研究”。

如果望文生义的话,此类研究似乎是对社会现象“性”“质”的研究,而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方法“定量研究”或“量的研究”（quantitativeresereh）好象是将重点放在事物的量化表现上。

国内有学者对这两类研究方法的定义是这样的:

“所谓定性研究,就是对于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一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

所谓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事物的量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速度、程度、以及构成事物的共同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等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

然而,事物的“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和把握事物的“质”呢?

用数量的方法就不能探讨和表现事物的“质”吗?

我认为,所有的研究（不论是定性的、定量的还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是为了了解事物的“质”,即,该事物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各种属性;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

“这个东西是什么?

”而要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不得不了解这个东西的各个组成成分,包括它的规模、程度、速度、空间排列等可以量化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想了解某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除了应该知道该课程的内容和结构以外,还必须知道其数量（如学生每周上几门课,每天上几节课,每节课多长时间）、进度（如微积分这门课用了多少学时）、程度（如该课程的难易度,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是否有差异）等等。

因此,我不同意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这两种方法对立起来,也不同意“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这样一种说法。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事物的“质”进行研究。

由于指导思想和操作手段不同,它们有可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质”的不同侧面上。

定性研究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人、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之后对事物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定量研究则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计算,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把握。

说到这里我意识到,我所说的“质”实际上指的是“性质”、“本质”,在英文中翻译成“nature”比“quality”更贴切,然而,由于“quality”一词既指“质量”又指“性质”,历史上人们为了使用一个对仗词来区分这种研究与“QUANTITATlVE:

researeh”的不同,便采纳了它的形容词方式“QUAIJTATIVEresearch”。

其实,将研究方法分成“定量的”和“定性的”主要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有其历史发展渊源。

在实际操作时,如果我们想对某一个社会现象进行深人全面的探讨,往往需要根据该事物的特性同时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目前国外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十分丰富,可以将其组合序列用一个两头开放的连续体来表示。

一头是严密控制的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量化研究,另一头是在自然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所从事的体验性研究。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方式,而且整个连续体仍旧在不断地往横向和纵向同时扩展与变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定性研究方法”呢?

它的定义、理论基础和研究手段是什么呢?

国内社会科学界目前对“定性研究”所下的定义一般都比较抽象和宽泛,通常将所有非定量的研究（包括个人的思考和对政策的解释和阐发）均划人定性的范畴。

虽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使用“定性研究”这一术语,但尚未从方法论上对其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

很多人认为自己在进行定性研究,可是对其概念定义、理论框架、操作方法和检测手段均没有进行规范化的界定和探讨。

国外的定性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其发展早期,主要依赖于个人的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系统的操作体系;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曾长期受到冷落。

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社会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

要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仅仅使用定量的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定量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大规模地进行社会调查和政策预测,但是不适合对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不利于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特别是当当事人的看法和研究者不一致时）,也很难对研究者不熟悉的现象进行调查。

定量的方法不仅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象简单地数量化、凝固化,而且忽略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在对以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定量研究提出质疑的同时,定性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一些重要理论向题进行了探讨,并逐渐发展出一套操作方法和检测手段。

和本世纪初定量研究兴起之前相比,目前的定性研究不论是在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目前国外学术界一般认可的定性研究方法指的是:

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

二、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其理论渊源:

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批评理论（critiealtheory）。

实证主义理论源于经验主义哲学。

在主客体的关系上,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不受主观价值因素影响,不受知识、理论所中介。

主体和客体是两个截然分开的实体,主体可以通过对一套工具的操作而获得对客体的认识。

在对客体的认识上,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现象必须是可以被经验地感知的,一切概念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

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是相互独立的实体,不能相互渗透。

实证主义遵循自然科学的思路,认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逻辑因素关系,对事物的研究就是要找到这些关系,并通过理性的工具对它们加以科学的论证。

定量研究就是基于这一理论之上,其基本过程是:

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然后使用某些经过检测的工具对这些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验证研究者预定的假设。

这种方法的重要前提是:

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内在固定的、可以重复发生的规律;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用来计算事物的“质”。

因此,定量研究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而对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十分重视。

这种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的典型例子包括对各种相关因素的分析,如学生成绩及其影响因素,师资学历与职称的关系,毕业生所学专业和职业的关系等。

解释主义发源于象征互动主义（symbolicinteraetionism）和现象学（phe-nomenohgy）。

与实证主义相反,解释主义认为价值和理论中立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

研究者自身处于某一科学范式之中,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其思维方式、表述语言和解释原则必然（也必须）符合该领域基本的、约定俗成的规范。

否则,便不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任何意义解释,更不可能与他人进行交流。

比如:

当我们在一个大会议厅里看到许多人同时举起手来,我们马上会将这一动作解释为“举手投票”。

而我们对这一事物的理解是基于我们对自身社会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如果参加或目睹过此类场面,我们有可能将其表述为“很多人同时举起手来”。

或者更有甚者,我们对“人”“手”“很多”“同时”“举起”这些概念都有不同的解释。

除了公共语言和规范以外,解释主义流派还认为研究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和思想观点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现象的看法和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框架的设计、材料的选择和分析以及对结果的阐释。

解释主义不承认主体和客体的截然分离,认为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相互渗透的过程。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主体在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建构。

因此,解释主义者特别强调研究者深人到研究现场,在尽可能自然的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工作,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倾听他们的心声;同时对自己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深刻的反省,注意自己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对研究的影响;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对被研究者的意义解释系统进行建构和再现。

批评理论植根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因本世纪20年代法兰克富学派的兴起而闻名于世。

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具有某些利益动机,所谓的“知识”、“事实”、“真理”都受到某种价值观或理沦的制约。

而由于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发展等原因,人们对这些潜在的制约没有意识,或者受到某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控制。

和解释主义一样,批评理论也不认可主体和客体的分离。

但是,批评理论认为,主体在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只是了解和认识客体。

由于主客体双方都有可能受到社会不公正意识形态的压抑,研究应该是一个主客体共同演化成长、摆脱虚假意识、达到知识领悟的过程。

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发展和进步,从而对研究对象乃至自身获得更真切的理解。

因此,研究者不仅仅只是尊重被研究者的意见,而且应该让被研究者参与到研究之中,为双方自身的解放乃至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努力。

批评理论认为,实证主义把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当成“事实”而加以接受,排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实际上起着维护现实的消极作用;而解释主义虽然强调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却没有意识到研究的批评和解放作用。

批评理论认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依赖于外部的原因,也不像解释主义那样求助于内部的理由,而是对事物本身的阐释性领悟。

至于如何才能达到这样一种领悟,目前批评理论尚未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

综上所述,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评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分歧:

在知者和被知者的关系上,实证主义认为两者是相互孤立的,后者被动地接受前者的认知;解释主义认为两者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后者在和前者的积极互动中被重新构建;批评理沦认为两者在互动中一齐增长,共同冲破社会意识形态的压迫而求得解放。

在研究者的作用方面,实证主义将从事研究的人作为“研究者”,其作用就是对外在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验证;解释主义认为研究者应该是一名“学习者”,其任务是向当事人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批评理论则认为研究者应该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对社会进行批判才是其真正使命。

从各自存在的弱点来看,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中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崇拜引入社会科学,将事物绝对客观化、经验化、逻辑化;解释主义假设人们的行为有其内在连贯性,对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义都十分清楚—而这种对当事人意义解释的尊重势必导致相对主义;批评理论立足于理想境地的追求,无法对其自身的正确性加以验证,而且很难处理诸如知识的权力和合法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理论在知识的绝对化方面和实证主义有相似之处;而在互为主体和相对主义方面又和解释主义不谋而合。

目前国外正在兴起的定性研究一般基于解释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对事物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研究,再现当事人的视角,以描述和解释为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验证假设、提出政策性建议和预测上。

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60年代末以前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反动。

与此同时,在诸如教育学这类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里,行动研究也比较普遍。

此类研究运用批评理论的观点着眼于社会变革,积极征得被研究者的参与,提出双方都认可的改革意见和对策。

不过,即使是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了解和理解当事人观点的重要性,也提倡在做评价和提建议之前首先对事情的“真相”获得一个全面中肯的认识。

三、定性研究的过程及方法

定性研究的过程在形式上和定量研究十分类似,虽然它们各自所包含的内容和操作方式有所不同。

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

确定研究现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做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讨论推广度和道德问题、撰写研究报告等。

这些步骤在实际操作时不是相互孤立、按前后序列依次进行的。

‘由于定性研究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化渐进的过程,它们彼此重叠、互相渗透、循环反复。

收集材料的方法一般有三种:

访谈、观察和档案分析。

访谈通常使用开放式,访谈结构应该为被访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留有充分的余地。

访谈者应注意被访者对问题的定义和思维方式,遵循他们的思路,用他们的语言表述来讨论问题。

如果被访者没有提到访谈者认为重要的问题,访谈者可以在访谈结束时用开放的方式询问对方的意见。

另外,访谈者应注意询问被访者个人的意见,以免对方使用时下流行的口号式语言而忽略个人的看法和感受。

为了避免被访者使用的抽象概括性的语言,访谈者还可以询问事件的细节以及有关人物的反应,被访者的非语言行为对于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也非常重要,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可以同时观察被访者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不失时机地记录下声访谈过后,访谈者应该尽早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处理,并撰写备忘录。

备忘录可分成:

1）描述型,报告访谈结果;2）解释型,对结果做出初步的解释;3）理论型,建立最低层次理论;4）方法型,讨论访谈时使用的方法及其对研究过程的影响。

观察一般分为参与型和非参与型两种。

在参与型观察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一起生活工作,在密切的相互接触中倾听观看他们的言行。

这样做的长处是:

研究的情境比较自然,研究者可以深入到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

但是这样做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

研究者不得不同时扮演双重身份,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很难保持做研究所必需的心理和空间距离。

在非参与型观察中,观察者置身于被观察者的世界之外,作为旁观者了解事件的动态。

提倡隐蔽式（covert）的学者认为,人类的一个本性就是不相信别人,因此,为了获得可靠,真实的信息,研究人员不必征得研究者的同意。

坚持公开式人们则认为,不论研究效果如何,研究者都应该尊重被研究者做选择的权利,必须事先征得对方的伺意。

我认为,征得被研究者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而所谓“真实”并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

超越时空的“真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被研究者在被告知的情况下对某一位特定的研究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在此时此地就是“真实”的。

定性的材料分析一般采用归纳法,从原始材料逐步抽象到概念。

具体做法丰富多样,常用的有类别分析和叙述分析。

类别分析将具有相同属性的材料归人同一类别。

材料的属性可以从事物的要素、结构、功能、原因等各个层面进行分类。

类别可以组成树枝形主从属结构或网状连接性结构。

“植根理论”提倡将类别分析分成三个阶段:

开放式分析、轴心式分析和选择式分析。

。

开放型分析要求研究者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尽量排除个人的偏见和研究界的定见,将所有的材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属性分类。

轴心型分析着重于发现和建立类别之间的各种联系,包括因果关系、时间关系、语义关系等。

选择式是在类别中找到一个可以统领所有类别的类别,将所有的研究结果统一在这个类别的范围之内。

这种分阶段分析的方法比较适合建立“植根理论”。

其他分析方法的阶段性不是如此分明,也不强调一定要将所有的材料都纳入一个分析框架。

事实上,这种做法有可能将一些无法分类,但是对回答研究问题十分重要的材料排除于结果之外。

最近定性研究材料分析中兴起的叙述法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叙述法将材料放置于自然情境之中,生动逼真地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描述和分析。

叙述结构可以采纳前因后果排列、时间流动序列、时空回溯、圆周反复等方式。

叙述形式包括轮廓勾勒、片段呈现、个案分析等。

叙述型和类别型分析可以结合使用:

前者可以为后者补充血肉,后者可以帮前者分清层次和结构。

尽管如此,学术界对定性研究中是否应该使用和如何使用“效度”这一概念有不同的意见,绝大部分定性研究者仍旧沿用“效度”这一词语来讨论定性研究中有关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问题。

对效度进行分类的方法目前有很多种。

有的学者将效度分成五种类型:

描述型、解释型、理论型、推广型。

描述型效度指的是对外在现象或事物所进行描述的准确度。

对这种效度产生影响的因素有:

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距离太远无法看清或听到所发生的事情;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有意无意地省略掉某些对研究课题至关重要的信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等。

解释型效度指的是研究者了解、理解和再现被研究者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的真实程度。

满足这一效度的首要条件是:

研究者必须站到被研究者的角度,从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中推演出他们看待世界以及构建意义的方法。

理论效度又称诊释效度,指的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以及从研究结果中建立起来的理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所研究的现象。

如果某一理论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信服地诊释研究的现象,那么这个理论就缺乏理论效度。

推广效度又称外部效度,指的是某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类似的人群和情境。

由于定性研究不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不能像定量研究那样将从样本中得到的结果推广到从中抽样的人群。

然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企图通过对样本的研究而找到一个可以推广的普遍规律,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再现其本质,从而为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种观照作用,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此外,研究结果可以具有“内部推广度”,即,将在样本中获得的结果推广到样本所包含的情境和时间,将此时此地收集到的信息推广到研究对象所描述的彼时彼地或一个时期。

评价效度指的是研究者对研究结果所做的价值判断是否真实。

如果研究者带着有色眼镜,只注意那些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挑选那些可以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那么研究结果的评价效度就比较低。

对效度进行检验的具体手段一般有:

1）侦探法,对研究结果中的漏洞一步步进行侦查,找到有关线索,然后将线索放到一起进行对比,制定最佳处理方案;2）证伪法,在建立了初步假设之后,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这个假设是不真实的或不完全真实的,然后修改或排除这一假设,直至找到在现存条件下最为合理的假设;3）相关检验法,将同一结论用不伺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境和时间、对样本中不同的人进行检验,尽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已建立的结论进行检验,以求获得结论的最大真实度;4）反馈法,研究者得出初步结论以后广泛地听取同行、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意见,从更多的角度理解和分析研究结果,并从多方面的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5）参与人员检验法,将研究报告交给被研究者,了解他们对研究结果的反应—如果被研究者对结论有不同看法,或者认为研究者误解了他们的言语和行为,研究者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对结论进行必要的修改;6）收集尽可能丰富的原始资料,为研究者检验初步假设提供充分的依据;7）比较法,将研究结果与人们心目中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定义进行比较,确定其结论是否成立。

如果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者应回到原始材料进行进一步检验。

在收集和分析材料时,也可以运用比较这一手段对材料进行甄别、剔除、分类和综合。

定性研究特别强调对研究过程的报道和讨论,因为详尽深刻的对方法和研究关系的反省有助于读者了解研究过程,从而对研究的可靠性做出自己的判断。

提供丰富的原始材料还可以帮助读者判别结论的真实性。

有人将定性研究报告的风格分成五种类型:

l）现实的故事,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当事人看问题的观点,从他们的角度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研究结果;2）坦诚的故事,介绍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反省和思考,再现访谈情境和对话片段;3）印象的故事,详细描写事件发生时的情境和当事人的反应和表情动态;4）批判的故事,从社会文化大环境对研究结果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讨;5）规范的故事,用研究结果去验证某一理论或研究者自己的某种观念。

。

报告可以将类别表述和叙述体结合起来,类别中穿插有小段故事或事例,叙述结构按类别层次排列。

此外,研究报告还应该讨论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四、使用范围和意义

定性研究特别适合教育这类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因为它强调对社会现象的深人了解,尊重实践者对自己行为的解释,这就迫使研究人员深人到教育的内部,和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一起学习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办法,将研究结果用于教育实践。

目前国外定性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的运用已十分广泛,在教育学基本理论、教育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法、师生互动关系、校园文化、教育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所涉及,成为对定量研究、哲学思辨等其他方式的一种有力挑战、补充和提高。

据我所知,国内目前还没有系统地对这方面进行研究。

因此,我希望通过介绍和评价国外的经验,激起国内同行们的兴趣和关注,共同探讨在中国教育界从事比较规范的定性研究的可能性,提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当然,我并不认为定量研究在中国已经像在西方那样过于泛滥。

恰恰相反,定量研究在中国刚刚兴起,还需要更多的运用和推广。

定量研究在国外社会科学领域占统治地位长达半个世纪,而定性研究刚刚在国外兴起不久,在定量研究方法刚刚进人中国之际,我们就同时大力宣传定性研究方法,并探讨使其本土化以及和中国的定性研究相互融合充实的可能性—这可以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尽快赶上世界科学研究的前列。

探讨国外的定性研究方法还可以使中国的教育研究人员对自己长期所从事的“定性研究”进行反省,更为系统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规律和经验。

虽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符合定性研究理论的一面,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的教育研究仍旧缺乏系统的、可操作的方法。

在中国进行定性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出可行的方法和手段、更为严谨的工作作风。

由于这种研究强调研究者到实地去了解当事人的行为和思想,这就迫使我们的教育研究者走出书斋,扎扎实实地到学校和社区去观察,去倾听,去询问,去发现对教师、管理人员、学生和家长们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去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想法。

此外,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充分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有根有据的结论,并通过检测手段逐步筛除不尽合理的假设和理论。

这就迫使我们暂时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和个人经验,尊重教育的客观事实,遵守教育研究的规范,真正深人细致地做一些反映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