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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包容状况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网
中国的社会包容状况
研究报告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中国的社会包容状况研究报告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内容摘要
本研究根据“中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2）”问卷构建了社会包容量表，并对调查数据库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我国社会包容包括政府包容、社会保护、交换自主、社区参与、机会公平五个方面因素。
城市居民认为，我国总体社会包容分值达到65.6，基本状态稳定。
在社会包容的5个方面构成中，社会保护指数最高，达到89.1，接近优秀；社区参与指数和政府包容指数分别达到了65.4和64.8，得到了城市居民的基本认可。
在机会公平与交易自由方面，现实状况尚不能有效满足广大公民的基本愿望，指数分值分别只有58.1和50.6，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社会包容状况存在明显的二元分化倾向，汉族、党员群体、不信教群体、非农户口人群、高收入家庭、国有单位员工、中层及以上管理者等认为社会更加包容，相反，少数民族、非党员群体、信教群体、农业户口人群、中低收入家庭、非国有单位员工、单位普通职工等则认为社会包容较差。
另外，东部地区的社会包容指数分值低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最高。
“工作状况满意度”、“发展机会满意度”、“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社会地位满意度”和“就业机会”的评价较低，构成了社会包容指数分值的主要减分因素。
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表明，“发展机会满意度”和“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是影响我国社会包容指数分值的最主要问题因素，二者对社会包容的影响力合计达到了54.5%。
针对我国社会包容的状况和存在问题，研究报告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社会包容、量表、政策建议
一、背景与意义
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概念，倡导“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
2008年5月，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表《增长报告：
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维持长期及包容性增长，并相信通过建立包容性、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可以取得巨大成果。
2009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再次强调包容性增长，彰显“包容性增长”概念与中国已经实施的“和谐社会”寓意之相同。
2012年9月8日，胡锦涛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发表《深化互联互通 实现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又一次要求“着力推动包容性增长”，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推进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
包容性增长，聚焦人口发展和制度优化，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相关宗旨，国家制度和政策需要在以下三个领域进行旨在纠正市场、政策以及制度失效和保障惯性贫困者基本生存权的公共干预：
其一，增加在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教育、健康医疗、社会服务以及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尤其要关注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并向其适当倾斜；其二，促进好政策以及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和竞争水平；其三，构建社会安全网以防止极端剥夺。
就实现机会平等而言，前两者是重要的，而对于因自身不能控制的因素而不能参与经济活动脆弱群体而言，社会安全网是社会保护的基本屏障。
在过去10年中，许多国家开始启用或者扩大实施了社会保护的方案和政策，通过扩大基本社会服务，扩展社会转移支付计划，为脆弱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支持。
在未来几十年中，世界还将经历“最迅速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包容和减贫进程”。
二、学术和政策内涵
在社会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领域，“社会包容”（socialinclusion）是个讨论已久的与“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相对立的学术概念，亚洲开发银行2004年将“包容性社会发展”作为促进贫困减除战略的一大支柱。
在西方，“社会包容”的相关政策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个体的社会参与能力。
这一构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为公民参与国家生活提供可能性。
其中健康保障和教育扶持是两项具有优先权的任务；第二，民主参与。
除了选举制度外，还需要一系列的“民主激励”政策，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结社自由。
例如工会，它是关注劳动状况以及劳动环境的改善；再如一些公共利益协会，包括保障和维护妇女及儿童的权利以及环境保护等等；第三，参与交换的自由。
市场的自由提供个体自由选择消费的权利，同时也给予个体自由公平选择工作的权利。
第四，独立的司法机构。
独立且不腐败的司法机构对于保护个体权利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家庭、就业以及消费等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上。
第五，安全网的存在及完善。
一个社会中，只有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及其完善，才能够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体，尤其是在他们丧失了经济来源，失去了工作，或是生病的时候。
在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这一安全网的存在意义重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际政策研究和实践中，“社会保护”（socialprotection）一词日益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
与社会保障相比，社会保护在内涵和外延上更加丰富。
第一，社会保护意味着对风险的前干预，以及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相互替补；第二社会保护尤其关注长期贫困的治理与生计维持，以及个体能力的培养，以求“治本”；第三，社会保护注重个人和家庭的资产建设，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所以，社会保护被称为公民完整人生进程不受新风险影响的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体系。
所以，被动的安全网建设逐渐向社会保护的机制转变。
三、操作化与问卷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2年上半年实施了“中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设计了专门的题器用于尔后制作量表并测量社会包容指数。
这次调查所拟推论的总体是中国城镇地区居住的16岁及以上的人口，具体操作定义为中国大陆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中居住在社区（居委会）辖区中的16岁及以上人口。
抽样方法采取四阶段（市辖区、县级市—居委会—家庭户—个人）复杂抽样设计，调查在2012年4月到5月间实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070份。
具体抽样程序为：
第一阶抽样：
县级市、市辖区（PSU）的抽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我国共有市辖区853个，县级市370个，因此，PSU抽样框中共包括有1223个单位。
PSU（市辖区和县级市）抽样框来自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0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
此抽样框中包括了我国853个市辖区、370个县级市的人口资料，共1223个PSU单元。
我们据此按照PPS原则（与人口规模成比例）从中抽取出了60个市区作为PSU。
第二阶抽样：
社区居委会（SSU）的抽取
抽中的PSU所辖的社区（居委会）构成了二级样本框。
这些信息并没有现成的数据来源提供，由课题组独立取得。
我们按简单随机原则，在每个抽中的县级市、市辖区的所有社区居委会中抽取9个社区居委会作为SSU，最后共抽取了540个社区居委会作为SSU。
由于在执行过程，抽中的社区居委会中有21个由于门禁难以进入、正在拆迁、区划变动等多种原因难以进行调查，故而按照随机原则进行了替换。
第三阶抽样：
户（TSU）的抽取
抽中的社区（居委会）包含的家庭户、集体户以及各类集体居住点构成第三级样本框。
第三级样本框中的信息由抽样员在当地采集。
第三级样本框的建立分为如下两种情况：
A.如果居委会（社区）有现成的户籍资料（可以从居委会或者当地派出所获取），不论其保存形式为电子文档或纸质文档，抽样员都可以依据户籍资料建立“户样本框”；B.如果居委会（社区）没有现成的户籍资料，抽样员需要会同有关知情人，依据已知的地理信息（如地图、地址簿等），依据地块现场制作“户样本框”。
户样本框完成后，由抽样员按照等距抽样原则在每个社区（居委会）中抽取家庭户。
户样本框完成后，由抽样员按照等距抽样原则在每个社区（居委会）中抽取家庭户。
每个社区（居委会）设计调查15户，但实际抽取的家庭户数则根据各地的经验应答率进行相应扩充。
第四阶抽样：
回答人（USU）的抽取
抽中的家庭户中包含的所有16岁以上家庭成员构成第四级样本框。
户内抽人的工作由调查员在调查现场借助Kish随机表完成。
其中家庭成员的认定以被访者的主观认定为主要标准。
本次调查执行过程中通过培训、试访、现场录音、现场复核等方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实地质量控制。
在调查完成之后，又通过电话复核、录音复核等多种手段对于调查质量进行了核查。
数据录入采用双录比对方式进行。
课题组对于数据进行了细致的清理工作，对于主要变量进行逻辑校验，删除变量缺失数超过50个的问卷和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总体特征，课题组还对于数据进行加权：
首先根据抽样信息加入抽样权重，其次在此基础上根据2000年“六普”公报进行了目标总体校正。
四、量表编制
2012年上半年实施了“中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问卷调查”是一个综合的主观测量问卷，其中包含社会包容相关的题器。
所以，本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社会包容的量表。
（一）初始题器
本研究参照ClaudeDidry教授“共和构想”的公共服务、民主参与、参与交换的自由、司法保护、社会安全网五个主题进行初步的题器选择，具体方法是研究者主观估计2012调查问卷中的备选题器与五个主题的相关性，将具有相关性的题器选入初始量表，共得到26个初始题器。
参见表1。
表1：
量表初始题器
领域
数目
题器
1.公共服务
4
A2-d：
基础设施状况满意度
A2-f：
教育水平满意度
A2-g：
医疗服务水平满意度
A5-2：
政府的服务让我得到了实惠
2.民主参与
7
A2-q：
政府通过听证会等方式征询民意
A5-4.为社区的事务，我会主动提出建议
B15-2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
B15-3.参加业主委员会的活动
B15-5.参加民间组织的活动
B15-6.在网上论坛、博客、微博等发表评论或转发消息
B15-7.参加宗教团体活动
3.参与交换的自由
6
A2-I：
就业机会满意度
A2-n：
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机会满意度
B1-5：
工作状况满意度
B1-8：
人际关系满意度
B1-9：
社会地位满意度
B1-10：
发展机会满意度
4.司法保护
5
A2-k：
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
A2-u：
有关部门及负责人在违规失职后受到追究
A3-2：
对法院的信任度
A5-5：
政府处理各种事情都是公道的
A5-10：
群众的利益可以得到切实保护
5.安全网的完善
4
A2-h：
社会保障水平满意度
B16-4.无论如何，社会都应该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
B16-5.无论如何，社会都应该关照残疾人
B16-6.无论如何，社会都应该照料孤寡老人
（（合计）
26
原始题器来源：
调查问卷2012.。
（二）项目分析
对26个初选题器进行项目分析（itemanalysis），采用的方法为t检验法，即以量表总得分的高分组（前27%的被试者）和低分组（后27%的被试者）在每一题得分的平均数进行差异比较。
结果显示，t值全部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表明每一个题器都具有足够的鉴别力。
（三）效度检验和量表简化
本研究以探索性的因子分析考验初步选择的26题器落入几个因素之中。
量表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PCA）抽取因素，并以最大方差正交法进行因素转轴。
全部26个题器的因子分析（KMO值=0.854）显示，出现了6个因子，总变异解释率为53.9%。
首先删除了第6个因子上唯一负荷超过0.5的题器“人际关系满意度”，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后剩下5个因子；其次，参考项目分析中F值及其显著性、逐步淘汰因子分析中在5个因子上负荷最小的题器，直至负荷都在0.5以上，最后得到了15个题器。
考虑到该15题器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故在最后一次的因子分析中（KMO值为0.725），用直接Oblimin斜交方法进行转轴，得到五个因子，根据各自包含的题器内容，分别命名为：
政府包容、社会保护、交换自由、社区参与、机会公平。
该5个因子的总变异解释率达到65.46%。
表2.：
量表的最终题器及其在5个因子上的负荷
政府包容
社会保护
交换自由
社区参与
机会公平
政府处理各种事情都是公道的
0.823
现在群众的利益可以得到切实保护
0.819
政府的服务让我得到了实惠
0.766
社会都应该关照残疾人
0.881
社会都应该照料孤寡老人
0.877
社会都应该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
0.801
发展机会满意度
0.836
社会地位满意度
0.823
工作状况满意度
0.805
参加业主委员会的活动
0.810
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
0.806
参加民间组织的活动
0.705
就业机会
0.826
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机会
0.763
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
0.632
解释变异量
19.68
15.32
11.92
10.61
7.93
累积变异量
19.68
35.00
46.92
57.52
65.46
表3各因子间的相关矩阵显示，五个因子之间的相关（PearsonCorrelation）都在中度以下，其中只有“政府包容”和“机会公平”两因子相关达到0.315，其余因子之间呈现低度相关和弱相关，没有重迭性高的因素。
因此，采用斜交转轴的方法具有实效，也验证了本量表的建构效度。
表3.：
因子（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矩阵
分量表
政府包容
社会保护
交换自主
社区参与
机会公平
政府包容
1.000
-.047
.144
.141
.315
社会保护
-.047
1.000
.067
-.057
.029
交换自主
.144
.067
1.000
.142
.147
社区参与
.141
-.057
.142
1.000
.074
机会公平
.315
.029
.147
.074
1.000
（四）信度检验
本研究以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Alpha）为各分量表和总量表进行可靠性检验，所得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值如下：
政府包容：
0.697；社会保护：
0.810；交换自由：
0.660；社区参与：
0.642；机会公平：
0.619。
总量表的Cronbachα值为0.674。
总量表和每个分量表的信度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五、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编制的社会包容量表，利用SPSS19.0软件对2012年“中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发展问卷调查”数据库进行分析，得出关于社会包容状况主观判断的结果。
（一）社会包容的总体水平
（1）当前，城市居民认为，总体社会包容指数达到65.6，基本状态稳定。
图1：
社会包容指数值的正态分布
城市居民对当前我国社会包容评价的分布呈正态分布，其均值为2.70，对应分值为65.6；该正态分布的偏度系数（Skewness）和峰度系数（Kurtosis）分别为0.025和0.132，检验值Kolmogorov-Smirnov=.048，df=5858，sig.=0.000。
城市居民评价的25、50、75三个四分之一百分位数分值分别为72.0、66.6和60.0。
根据分值相关寓意，我们相应将调查总体的评价分值分为三个区间，即第一个四分位区间，分值在72及以上；第二和第三个四分位区间，分值在60及以上至72；第四个四分位区间，分值在60以下。
结果如表4所示，26.2%的城市居民认为社会包容状态良好，评价分值在72及以上；52.1%的城市居民的评价尚可，分值在60及以上至72之间；另有21.7%的城市居民认为社会包容状况不佳，评价分值在60分以下。
表4.：
社会包容指数分值的百分位区间分布
百分位数
均值
分值
分布
百分比
25
2.40
72.0
72分及以上
26.2
50
2.67
66.6
60分及以上-72分
52.1
75
3.00
60.0
60分以下
21.7
（2）社会包容的评价在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出的差异，反映出了我国近年来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的人群特点。
数据统计显示，除了不同性别之间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之外，其它各项特征人群的社会包容状况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汉族、党员群体、不信教群体、非农户口人群、高收入家庭、国有单位员工、中层及以上管理者等认为社会更加包容，相反，少数民族、非党员群体、信教群体、农业户口人群、中低收入家庭、非国有单位员工、单位普通职工等则认为社会包容较差，参见表5。
首先看一般社会属性分群。
民族方面，汉族认为社会包容状况更佳，指数值达到66.4分，高出少数民族5.4分；在年龄方面，不同年龄组之间的评价表现出各自的人生历程特点，29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以及60岁以上老者感觉到一定程度的被边缘化；在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对社会包容评价较高，指数分值达到67.4，比小学及以下者人群高出3分。
其次看政治面貌和信教与否属性分群。
调查结果显示，党员群体感到其生活、工作环境更加包容，评价分值达到70.8，比非党员群体的65.6高出5分；在信教不信教方面，调查结果颇有意义，信教群体社会包容指数显著低于不信教群体，不信教群体认为社会更加包容，说明我国的信教群体是被动的，信教不是一种主动寻求社会融合的途径，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转而信教。
最后看经济活动属性分群。
在户口属性方面，非农户口人群的社会包容指数得分显著高于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城市居民认为社会更加包容，而户口落在本地还是外市县则没有影响，说明户口本身的二元性质仍然是实质性的制约因素；在家庭收入属性分群方面，月收入5000元以上人群比月收入1000元以下人群社会包容指数得分高出5.4分，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家庭认为社会更加包容；在单位属性方面，国有单位员工认为社会包容水平更高，社会包容指数得分显著高于非国有部门和三资企业员工，非国有部门受排斥成为一种定势。
在管理层级方面，单位中层及以上领导的社会包容指数分值显著高于普通职工，对社会包容的认可度更高，其中，单位领导的评价得分达到71.0分，而一般群众的得分只有66.4分，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干群两类群体对社会包容状况评价的差异。
表5：
社会包容在不同人群特征上的分值
类别
均值
分值
样本数
差异显著性
性别
男
2.7
66
3032
F=0.159，df=1，
Sig.=0.69
女
2.71
65.8
2825
年龄组
16-29岁
2.73
65.4
1092
F=4.017，df=4
Sig.=0.003
20-29岁
2.7
66
1170
40-49岁
2.71
65.8
1579
50-59岁
2.66
66.8
1000
60岁及以上
2.71
65.8
1016
学历分组
小学及以下
2.78
64.4
1787
F=21.151，df=4
Sig.=0.000
初中及以下
2.68
66.4
2414
高中/技校
2.67
66.6
1099
大专及以上
2.63
67.4
490
民族
汉族
2.68
66.4
5325
F=85.5.df=2
Sig.=0.000
少数民族
2.95
61
505
信教与否
信教
2.75
65
521
F=4.316，df=2
Sig.=0.013
不信教
2.7
66
5288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2.46
70.8
348
F=40.438，df=3
Sig.=0.000
共青团员
2.67
66.6
480
民主党派
2.42
71.6
5
群众
2.72
65.6
5003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
2.76
64.8
2094
F=51.598，df=1
Sig.=0.000
非农业户口
2.67
66.6
3749
户口落地
本市县
2.7
66
4776
F=1.068，df=2
Sig.=0.344
外市县
2.72
65.6
1035
家庭收入
1000元及以下
2.87
62.6
191
F=37.232，df=4
Sig.=0.000
1001-2000元
2.81
63.8
656
2001-3000元
2.75
65
870
3001-5000元
2.68
66.4
1808
5001元及以上
2.6
68
1394
单位属性
国有
2.56
68.8
403
F=12.32，df=3
Sig.=0.000
集体/私有/民营
2.68
66.4
1335
三资
2.66
66.8
139
管理层级
领导
2.45
71
47
F=13.651，df=
Sig.=0.000
中层管理人员
2.52
69.6
155
普通职工
2.68
66.4
1635
（3）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江苏、辽宁、山东、上海、浙江、天津9省市）的社会包容指数分值最低，为65.3；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等6省）其次，为66.0；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四川、云南、重庆、广西、黑龙江等6省市）最高，为67.6，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呈现显著性（Sig.=0.000）。
也就是说，东部9省市总体的社会包容状况面临更大的挑战，参见表6。
该结果反映出，社会包容系统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并不一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向而行。
或者说，并不是经济发展了，社会包容状况就自然改善了。
相反，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经济先行发展的东部地区因为贫富差距扩大和其他社会排斥的加重正在给社会包容带来负面影响。
长远看来，社会包容和经济增长是一致的选择，这就是国际上为什么要提倡包容性增长。
我国东部地区必须调整社会发展战略，尽快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正，才能实现所谓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走上后工业化发展道路。
而西部地区则应吸取东部地区的教训，在逐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努力保持社会发展的平衡，减少社会排斥，维持社会包容的良好局面。
表6：
东、中、西部地区社会包容指数分值
区域
均值
分值
样本量
差异显著性
东部地区
2.73
65.3
3563
F=31.882
df=2
Sig.=0.000
中部地区
2.70
66.0
991
西部地区
2.62
67.6
1303
（二）社会包容分量表分值分布
（1）社会包容的5个子量表中，社会保护指数最高，达到89.1，接近优秀；社区参与指数和政府包容指数分别达到了65.4和64.8，得到了城市居民的基本认可，参见图2。
图2：
社会包容各子量表值分布雷达图
在社会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