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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界则有争议。
本文为林毅夫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发展阶段和技术创新
对技术创新的含义，经济学界和科技界的理解不完全相同。
经济学界所谓技术创新，是指一个生产者在下一期生产中所采用的技术比这一期生产的技术好，效率高，这个“新”技术不必是最新的发明。
在科技界里则习惯地把创新和发明等同起来。
发明是从无到有，是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增量贡献。
但在经济学里则把发明和创新分开，创新侧重已经发明出来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是和一个生产者现在实际采用的技术比较，而不是和世界总体的技术水平做比较。
最发达国家各个产业所采用技术在世界各国的相同产业中通常处于最先进的水平，既然如此，发达国家在下一期生产时要采用比现在更好的技术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新发明。
关于发明，尤其是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上的发明，投入非常巨大。
像ＩＢＭ每年的研发投入是５０多亿美元，摩托罗拉４０多亿美元，因特尔３０多亿美元，朗讯４０多亿美元。
而且风险非常高：
一般在最前沿技术上的研发投入，一百个立项，到最后大约只有五个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在十个申请专利的技术中，大约只有一、二个具有商业价值。
也就是说，在一百个研发项目中，最后只有一、二个项目，对企业的投入有了回报，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
如果只看这个最后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研发项目，它有专利的保护，可以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其它国家的企业要用这项新技术必须付专利费，这项技术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会相当高。
但是如果把那９９项失败也算是取得这一项成功的必要成本，那么，在最前沿技术研发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靠自己的研发取得新技术，在最前沿的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竞争，成功和失败的概率，顶多和发达国家一样。
但是，发展中国家如何筹措那么巨大的资金投入？
根据一些研究，即使是买专利，成本一般只要这项专利技术研发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引进的必然是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可以避免自主研发所可能遭遇的９９％的失败。
所以，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
这样，发展中国家发明专利的数量虽然比发达国家少，但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却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二、引进技术并非永远落后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因而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否则就没有技术创新。
发达国家必须在资本密集度很高的产业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来生产，这对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因为在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金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
发展中国家要提高整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每个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量。
必须创造更多的剩余，实现最高的积累。
一个经济如何才能在每一期生产当中创造最多的剩余，实现最高的积累？
关键在于每一期生产都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处于中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就应该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是进入到一些资本密集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劳动力使用比较多的产业区段。
以信息产业为例，一般可以分成四个区段：
研发、核心芯片生产、零部件和组装。
研发是资本和技术最密集的区段，像ＩＭＢ每年的投入达５０多亿美元，这是资本投入最密集的区段；核心芯片的生产，一条８英寸芯片的生产线投资要１３亿美元，等于１００亿人民币，１２亿英寸芯片的生产线，一条的投资要２００亿人民币，这也是资本比较密集的区段；零部件和组装则是劳动力密集的区段。
作为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像传统的纺织业、家电产业，或者是进入到新产业里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区段，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
既然这些产业或区段合乎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外市场中就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赚取最高的利润，获得最大的剩余。
如果反其道而行，一开始就想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在哪个产业、哪种技术上有优势，就直接动员力量来发展这样的产业和技术，是否能够更快的赶上发达国家？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政府的行政主导力量很强，有能力动员许多资源来发展一些在全世界最尖端的产业、技术。
但是，这样的产业即使用国家的动员力量把它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的资金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成本要高，最尖端的产业又是资金最密集的，其生产中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资金的成本，因此，这样的产业在竞争的市场当中，要是没有国家的持续的保护和补贴是不能生存的。
以我国的实际经验来说明，劳动力多、素质高、价格便宜是我们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是高科技产业里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
若两者都发挥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因为资本相对多，回报率相对低，愿意把剩余积累起来作为投资的积极性就低，所以，储蓄率相对低。
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的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２０％左右，而比较好地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的东亚经济的积累率可以达到４０％左右。
由于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积累率高于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发达国家的积累率将近一倍，所以，发展中国家现在每个劳动力可以使用的资本的量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决定长期趋势的是增长率，而不是起点时的存量。
所以，二十、三十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就能大量缩小，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就可以趋近。
三、引进技术是否也需要有自主研发？
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取得技术创新，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不等于说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必从事新技术的研发。
首先在国防安全方面，有些技术绝对必要，没有这些技术，就没有国防安全。
这里须注意的是，这些技术的范围要把握得很好，比如说汽车产业，过去认为是国防产业，现在的共识则认为是民用产业；像通讯，过去认为攸关国防安全，现在则更多的是作为民用产业。
除了国防产业之外，还有一些产业也必须靠自己来研发新技术。
发达国家在每个产业上的技术创新都必须靠自主的研发，是因为每个产业的技术在全世界的生产链当中都属最先进的。
因为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已经退出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产业，我们现在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很可能没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产业上有优势，并继续生产，我们就成了全世界这个产业的领头羊了，这样的产业要技术进步，就只有靠我们自己的技术研发。
最后，即使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个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可以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也并不是简单的拿来就能够运用，引进来的技术必须经过改进、消化、吸收以后，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所以，即使靠引进，也必须保持一个研发队伍。
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如果在现阶段以引进技术为主，我国还能维持多少年的快速增长？
何时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一般说来，理论分析只能指出某项政策的影响是正是负，但无法决定其效果的大小、实现效果时间的长短。
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实证经验中推测出来。
日本是以引进技术为主而实现了赶上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最近，日本东京的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关志雄博士将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日本上世纪５０年代末、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的水平作了对比，发现两者非常接近。
日本大量靠引进技术、消化、改进，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从１９６０年算起，用了２８年的时间，到１９８８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
当然，日圆的汇率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的４００日圆对一美元，升值为１２０日元左右对一美元，也是日本人均收入赶上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也走和日本同样的发展道路，固然不能乐观地认为，跟日本一样也只要再用２８年的时间，我们的人均收入就能赶上美国，但是即使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由于我们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五倍，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也就能够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
那时我们和美国一样将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５％来搞新科技的开发，我们的投入的总量也就能够达到和美国同样的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许多领域也就有可能走在全世界的前面。
全世界的专利、全世界的科技进步也会更多地出现在中国。
（作者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3日
林毅夫：
制定"十一五计划"的八个战略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提出，制定2006-2010年的“十一五”计划应考虑八个重大战略问题。
（一）在WTO的框架下，以政府的力量来支持或扶持某一个产业或企业发展的余地将大大缩小，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不再可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发展不可发挥一定作用。
政府除了应该维护市场秩序、提供法制环境以及市场的基础建设外，也还可以制定国家计划，但这种国家计划必须是指导性的。
它的功能首先是提供信息，如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哪些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国际国内经济的变化趋势如何等等。
需要在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
因而，在大的思路方面有一点需要明确，就是“十一五”计划与“十五”计划相比应当更是一个指导性的、用以综合信息、形成共识、促进协调、克服外部性的计划。
（二）国有企业改革尚需继续深化，这与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国有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成立国资委解决了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身份问题，但是，国有企业至今在相当大程度上还需依靠市场垄断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来维持生存。
当我国全面实现加入WTO承诺后，国有企业必须直接面对市场竞争。
国有企业最根本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存在政策性负担，由此导致政策性亏损，于是政府负有给国有企业补贴政策亏损的责任。
同时，企业也会利用政策性亏损为借口，把经营性亏损也说成是政策性亏损。
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政府无法区分企业的这两种亏损。
由此导致政府只能把企业的全部亏损都承担起来，从而形成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只有剥离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解决了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企业不再需要并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政企才有可能真正分开，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三）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以增加就业。
要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区段。
这样的选择也与WTO有关系，因为落实了WTO的承诺后，除了还保留一点关税外，所有的市场都将开放，我国的企业只有在这些产业和产业区段中才有自生能力，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可以靠自己改进技术、管理水平，而不需要靠政府的扶持来发展。
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者产业区段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其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为了多创造就业机会，也为了提高在WTO框架下的竞争能力，需要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
民营企业的发展牵涉到金融服务、市场准入和信息服务的问题。
（四）建立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
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多发展民营中小银行，这个建议其实关系到我国现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问题。
在金融体系的功能中，配置的功能是最重要的。
目前我国最有竞争力，最具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区段。
劳动密集部门的绝大多数企业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
最适合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的民营中、小银行。
其实，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金融结构的基础应该是能为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
即使到了这个阶段绝大多数的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所以在发达国家仍然有许许多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因此，我国应该建立以地区性民营中、小银行为核心，配合几个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
（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
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
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
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
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
但是，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上，不会住在小城镇里。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
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
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
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七）政府组织结构的问题。
我国人口将发生大量转移出农村的情形，目前中央、省、市、县、乡镇所组成的五级结构并不适合这种转变，这一点现在已初见端倪。
当人口大量转移出农村后，县以下的人口将大幅度减少，县级财政的税基规模也将随之大大减少。
在此情况下，县以下政府的税收无法维持其正常运作。
有人主张县级以下政府应虚化，主要采用村民自治的方式，政府应设在地市级，同时把省的职能精简。
虽然超前，但有一定的合理性。
（八）人口政策问题。
大部分国家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后才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我国则在中低收入水平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
1、要尽快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保体系，一方面不能在将来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大窟窿，另一方面必须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
2、要重新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质量，一个是人口数量。
人口的质量亟需提高，这应是无可争议的。
在人口的数量这一方面，我国现在的政策是从如何压低生育率、减少人口增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的。
传统上认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但是到底人多是负担还是优势？
若认为人口规模一定会限制经济发展，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沿海地区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发展战略的转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应该多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这些产业不仅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又可以容纳最多的就业，创造最多的财富，资本的增加最快，产业的升级速度也最快。
如按照这种发展模式，人口规模并非劣势。
况且，当收入水平提高后，生育率自然会下降，现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均是在于人口生育率过低，无法维持自然的替换。
经济参考报2003年5月21日
林毅夫：
中央财政支持农村的五种可行方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不久前在一次关于“农业支持有关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增加农民收入不能用ＷＴＯ的“黄箱政策”对农业进行补贴，而应采取更加有效、更为可行的办法。
根据ＷＴＯ的“黄箱政策”，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８．５％，补贴总额可达２２２５亿元，据此，有专家主张增加对工业部门的税收，充分利用“黄箱政策”来反哺农业。
林毅夫不同意这种主张的理由，一是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二是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产生一系列问题，三是一旦补贴，就会产生惯性，很难取消，四是补贴在执行上非常困难，操作中的公平性、合理性很难掌握。
根据上述四点理由，林毅夫提出五条建议。
林毅夫认为，这些建议是“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的可行方式。
”
一是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林毅夫说，２００１年我国农、牧业税为２８５．８亿元，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为１９５．９亿元，农业各税合计为４８１．７亿元。
农业各税只占２００１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５．６％。
２００２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７３３２亿元，如果地方政府不征收这一部分的税收，改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税收，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才６．６％，如果只免除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只有２．７％，所以，在财政上是可以承受得起的。
如果一时尚不宜完全职消掉农业各税，农业特产税则应该优先考虑去掉。
农业特产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且，这几年地方税务人员膨胀很快，和地方征收农业特产税等有很大的关系。
经常因为这些税征收方面困难而增加税收人员，而为了养这些新增人员就只好增加税收，从而使税变得更难收，于是只好再增加更多人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征税人员就可以大幅减少，农民的负担也可以进一步减轻。
而且，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才能有效利用加入ＷＴＯ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的机遇，征收农业特产税不利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
二是以中央财政来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
目前农村的义务教育以县为单位来管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靠县财政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税来支付，不足之额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支持。
但是各个地方常有挪用、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形。
我国目前小学教师的人数总共有５７９．８万人，按照我国有２／３的人口在农村的比重来估计，粗略计算有３８０万农村小学教师，按照每人每月５００元工资计算，工资总额为２３２亿元。
初中教师为３３４．８万，按２／３的比例，农村有２２３万左右，按照每人每月工资８００元计算，工资总额２１４亿元，两项合计４４６亿元。
如果完全由中央来支付，占２００１年中央财政收入的５．２％。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少县的教师工资已经由中央财政来支持，实行这项政策，中央实际所要增加的支出少于上述的数目。
林毅夫认为，义务教育不仅表示学龄儿童有接受教育的义务，而且也意味着政府义务为学龄儿童提供教育。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完全由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承担，既体现义务教育的精神，也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而且可以通过建立专款、专账、专用的制度，避免出现县级政府挪用和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情形。
目前各个县都将教师纳入到县的干部名册之中，由于每个县有三、四千教师，占了一个县干部的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县政府增加机关人员难以明显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府机构的膨胀。
一旦中小学教师不包括在县的干部名册中，县政府干部队伍的膨胀就容易察觉。
三是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我国在加入ＷＴＯ以后，一些地区、一些产品确实面临着一些竞争压力。
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将面临国外进口产品竞争的压力。
林毅夫说，我以前做过一个农业科研优先序的研究，发现如果政府给予农业科研足够力度的支持的话，我国的粮食还有很大的提高单产的空间，中国的粮食生产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加入ＷＴＯ，如果能够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需求，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我国粮食科研、特别是水稻科研在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然而在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等方面的科研，和国际以及我国台湾省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同时可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台湾省进行合作，以提高我国的农业科研能力，提供优良的农产品品种，帮助农民更好利用加入ＷＴＯ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林毅夫说，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各个地区的农业才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布局。
随着东部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失掉比较优势，东部就会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
如果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中、西部就能够从东部让出的市场中获益，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
如果国内市场分割，就会出现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
要是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所以，政府应该主动、积极地大力推动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的建设。
全国统一市场有赖于硬件条件，包括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建设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有些由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有些可以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来投资。
全国统一市场还有赖于软件条件，包括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的建设，在软件建设上政府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五是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
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这个目标。
林毅夫指出，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低的特性，即便全国经济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
农产品还具有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当农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和产量增加时，价格会下降很多，出现谷贱伤农问题。
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
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
这在国外是如此，在我国也同样。
以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为例，１９７８－８４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民积极性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上涨。
１９８５年以后到９０年代初则是靠乡镇企业吸纳了约一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
９０年代初主要是靠８０００万到一亿的农民工进城就业。
最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徘徊、“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则是由于国内出现通货紧缩，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乡镇企业破产，出现了离土离乡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回流农业。
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呢？
林毅夫说，从长期来讲有如下几点政策需要考虑：
第一是解决农民的户籍问题。
根据宪法，所有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并且不应该受到歧视。
因此除了北京、上海等特殊的城市或许需要单独考虑之外，其他的城市户籍能放开的就尽量早些放开。
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第二是土地的问题，在农村实行永佃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
生不增、死不减，农户间可以有偿转让，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
进城农民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和创业的资金；他们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回到农村务农，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稳定。
第三是制定按比较优势发展的战略。
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
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满足城市新增人口和农民进城就业的需要。
林毅夫指出，前面三点是促进农民就业转移的长期性措施，短期内则必须克服当前的通货紧缩，解决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问题。
有效办法是释放出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存在的有支付能力、但因制度性或结构性因素制约而没有实现的存量投资和消费意愿。
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可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又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是一个可行、应行的政策。
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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